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登场，第二次就只能以笑剧出现。总有一些政客喜欢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亡灵的名字、服装和战斗口号，演出新的一幕，路易·波拿巴就是作为拿破仑的替身登场的笑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关于历史思想的经典文本，是针对当时法国政局的最佳时评，它回答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究竟代表谁的历史，以及由谁来代表等根本性问题。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最经典的历史著作。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恢复帝制。实行军事独裁。时隔52年后，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马克思将这部名著定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为了讽刺路易·波拿巴。马克思对政变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与分析，准确地阐述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也有了扮演英雄角色的可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深刻地总结出1848年至1851年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明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趋势。并首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和农民阶级团结起来共同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重要的科学论断。恩格斯称之为“一部天才的著作”。

总序

马克思在1869年第二版的序言

恩格斯在1885年第三版的序言

导读

第一章 二月革命到1851年12月

第二章 共和党人的垮台

第三章 波拿巴的崛起

第四章 击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第五章 波拿巴和制宪议会的斗争

第六章 波拿巴的胜利

第七章 总结

附录一 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8年的六月失败

 1849年6月13日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附录二 1789年-1848年法兰西革命史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789-1792年）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

 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1804-1814年）

 波旁复辟王朝（路易十八1814-1815年）

 法兰西百日王朝（拿破仑1815年）

 波旁复辟王朝（路易十八1815-1824年、查理十世1824-1830年）

 奥尔良王朝（路易-菲力浦1830-1848年）

人名索引

这是第一个党，能够既拥有强有力的手段，又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将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为首的、大约50人组成的集团(编者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人物马利、马斯特拉等纷纷落马，连拉马丁都是通过补选才免遭落选)。社会民主派在议会中叫做山岳党，它是较大的反对党。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山岳党占有200多个，所以它至少拥有与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同样的势力。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山岳党不仅在各省的选举中得到了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拥护，而且几乎全部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通过提拔三名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一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五个省的选民的选票支持而成为议会贵族的。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从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竞失去了一切，声誉也包括在内。

在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通常易犯的错误，这种错误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经常发生，需要说明以下几点。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口若悬河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但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追求王位的人推上宝座来排挤对方的竞争者，而且它们都对“共和国”怀有仇恨，共同对“共和国”进行斗争。与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与普鲁士相同，反对新闻出版、结社等，并且是以普鲁士的方式——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来实现的。山岳党同样坚持不懈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150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或多或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对当时的情况和各党派更加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识破掩盖了阶级斗争和时代面貌的假象。P38-39

马克思在1869年第二版的序言

我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旬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止1852年2月。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发起者作了一些尖刻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那些我们所谓的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能再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战役的著作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只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思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面的精彩论述，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共产党宣言》中只提到了国家的抽象概念。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对国家问题的阐述更加具体化、精确化，他所得出的结论非常准确：“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臻于完备，使其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打碎这个机器。”

——俄国革命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马克思对当前活的历史的卓越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有这种透彻的洞察力，其见解的确无与伦比。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