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读书人漫山遍野了，只是我们还有当年儒生的激情、气节、责任和理想吗？谈儒生是个沉重的话题，但作者另类的视角，新人类的语言会让阅读变得轻松，让人在轻松中慢慢体验沉重……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承载着儒家文化的基因。儒生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代表了理性的文化力量。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都胸怀天下，对国家和人民抱有强烈的责任感。  一代又一代的儒生，走过的是一个苦难的历程，因为儒家思想被统治者所利用，儒生因皇权的强大而一直扮演悲剧角色。但儒生，始终以坚韧的抗争，校正着历史的车轮。因此，他们又是隐身的主角。

春秋战国：读书人的天下

儒教三圣/4

更有人气的“法老”/14

“纵横”天下的知识分子/20

乱世中的宠儿/26

韩非的铁血帝国梦

大汉的温情面纱

一张用“仁义”编织的网46

谁来揭穿“新儒学”的弥天大谎/54

诗意王朝的暗面

“科举之父”/62

“千古一帝”的背后/65

大周女皇/70

大唐悲歌/77

知识分子的春天

否极泰来的北宋知识分子/86

三个文人的仕途/89

理学家的抗战/99

在烈日下低头

被明朝的太阳灼伤

朱元璋的“革命”/124

“反动”的儒学逆流/138

日落帝国

燃烧的城市/152

“回光返照”的清儒/165

落日余辉/186

结束语/221

知识分子，也就是“士”的概念是何时出现的?我没有考证过，不敢乱说。据有的学者分析，西周的“士”是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个群体。如果这里的“士”确指知识分子的话，那就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原始生存状态——“游离”。他们具有驾御知识的“特权”，因此既不属于高高在上的权贵，也不属于永无出头之日的奴隶；他们可以在“仕”与“隐”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既可以努力成为说客、官僚或者权贵，也可以试着成为农民、工匠或者商人；当然，如果生活还过得去的话，他们仍可以维持原状，以知识为生，或著述或育人，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

周王朝有过几次辉煌，“分封制”的王朝在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的努力下建立了一套近乎于完美的礼乐典章文物制度。那时候，知识分子的生活相对稳定，享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但由于国家的政策几乎无懈可击，因而周初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整日无所事事，其巨大的潜能远未真正地显现和发挥出来。

然而，王位世袭制的致命伤迟早都会有发作的一天，就同以前的商朝、夏朝一样，周朝在短暂的辉煌之后最终走向了衰亡。周厉王执掌朝政以后，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哪根筋出了毛病，他开始为所欲为，而且还不让人家批评，甚至就连发发牢骚也不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直享有言论自由的国人当然受不了，首都人民首先发难，赶走了周厉王，国家政权交由召公、周公共同执掌，号称“共和”。

“国人暴动”后，两周国力迅速衰落。不久，犬戎族大举入侵，西周的最后…一位国王周幽王在宫中被乱刀砍死，周王室仓皇逃离镐京，迁都洛邑(今洛阳)。在一片混乱中，“帝国大厦”开始摇晃、坍塌。

王朝崩溃，国家网分五裂，知识分子们的舂天却奇迹般地降临_r——在“礼坏乐崩”、秩序瓦解的同时，周朝知识分子原有的独立性也进一步地凸现出来。许许多多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走到一起，组成形形色色的政治、学术团体，逐渐形成_r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人数众多，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救世”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这似乎是他们骨子里的本能；他们自尊、自信、自强，共同的信仰是自由；他们浪迹天涯，指点江山，被世人尊称为“游侠”。

这是一个游侠的时代。 春秋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一定个个都佩剑，但他们随身携带着知识的利剑——“短”可以修身，“长”可以治国。凭力气吃饭的游侠最多不过是诸侯们豢养的武士或是打家劫舍的匪首，而“食脑”的游侠干得好则能凌驾于各国诸侯之上，呼风唤雨，甚至流芳百世，改写千百年的历史进程。

“春秋”是一个秩序荡然无存的乱世，人们也因此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他们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四处奔逃，而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在其中。面对这个满目疮瘐的现实世界，这群文化精英失落过、郁闷过甚至愤怒过，他们也因此想呐喊、想发泄甚至想抗争，可他们找不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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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佛寺和道观特别多，市内规模较大的就有文殊院、昭觉寺和青羊宫，近郊则有道教名山青城山、佛教胜地宝光寺和灵岩寺。天气好的时候，这些地方人满为患。成都西郊的崇州还有一座孔庙，三年前，我陪父亲去了一趟。

这座孔庙始建于清末，据说在八十年代曾重新修葺，但“文革”在它身上留下的伤痕仍随处可见。与热闹的佛寺和道观相比，这里可说是门可罗雀。

在供奉孔子的大堂里，一个小男孩指着孔子像问他父亲“这是谁”，那汉子嘻嘻一笑，脱口而出“孔老二”。

记得我小时候也有过同样的疑惑，当时我在看一本小人书，在那里，孔子被描绘成了一个“开历史倒车”的“疯老头”。

他是谁?带着儿时的好奇，长大后我陆陆续续地读了一些与孔子儒学有关的书籍，才渐渐发觉自己被上一代人“蒙”了。

孔子并不是‘‘疯老头”，也没有“开历史倒车”，他只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反动和非理性，才使他显得格格不入。孔子遇到了来自干现实的双重压力，他目光远大，特立独行，注定会令老百姓不解；而当他替老百姓向政府要“仁政”时，又注定会为当权者所憎恶。

今天在孔庙的一幕实际已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上演过了。特别是近一百年来，科举废止，西学东渐，连儒家知识分子也“变节”了——孔庙的冷清是意料中的事。

但孔子仍是令人敬畏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微言大义，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忠勇刚直，而是因为他对真理(道)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敬畏，他写下了令“天下乱臣贼子惧”的《春秋》；因为敬畏，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世俗宣战；因为敬畏，他立下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誓言。

历史上，孔子对真理的敬畏之心也曾赢得人们的敬畏，所以敢明目张胆地糟践他的年代只有秦朝和“文革”，但“焚书坑儒”的“强秦，，只撑了十三年，而“评法批儒”的“文革”也一样命短。

于是历史上的统治者们只得阳奉阴违，封孔子为偶像，试图将他“捧杀”。西汉的董仲舒就极具创造力地把“儒学”打造成为一把砍向孔子信徒的利剑；而隋以后的皇帝们则在科举考试上大做文章，挖空心思拿“儒学”编织一张“为君用”的人才网。就这样，曾经意气风发的孔子，在汉以后渐渐静下来，沉下来，成为遗迹。

孔子被国人遗弃了，但敬畏之心永存——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但敬畏不应建筑在愚昧无知和生死得失上，它当以理性为基点，以精神为力量。在孔孟那里它叫“仁义”，在程朱那里它叫“天理”，在陆王那里它叫“良知”，在康梁那里它叫“维新”，在孙黄那里它叫“共和”……因为敬畏，我们在嬉笑打闹时严肃起来；因为敬畏，我们于悲喜之外热泪盈眶；因为敬畏，我们违背常理地选择了苦痛和死亡。出了崇州孔庙，心一直沉甸甸的。想当年，衰老的孔子曾感叹“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啊!我仿佛看见两千多年前那双极度忧惧的眼睛——三年来，这双眼睛穿越战火，穿越饥馑，穿越劫难……时时来到我的灯下，注视着我，让我怀着敬畏之心写下这些文字。

2004年4月4日于成都圣灯乡

系统的儒家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到其完全地销声匿迹，走过了二千五百多个春秋。国人一直视其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儒”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成为各类知识分子的通称。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支一直以来饱受极权制度和小农意识打压、摧残、排斥的文化力量，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今天的人们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看到“儒”字的高频率出现，而且至今还能在中国各地发现残存的孔庙，但这些不过是历史的表象。稍稍捋一遍中国的历史你就会明白：历代朝廷尊儒完全是为了装潢门面蒙老百姓，他们搞的实际上还是法家的那一套；而老百姓尊孔则是为了功名利禄，骨子里信的仍旧是佛老。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批知识分子才以纯粹的儒学为思想利剑，与非理性的主流文化进行着永不妥协的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一个自由的政治学术氛围，孕育出了包括儒学在内的多家学派。但在秦朝“大一统”的政权基本确立以后，这一宽松的社会环境就一去不复返了。而儒学以及儒家知识分子的独到之处在于其一贯强调并身体力行的内圣外王之道，正是这一宗旨使得中国的专制社会得以维持基本的平衡。不敢想象，在“家天下”的漫漫长夜里，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对君权的“有限约束”，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无序与黑暗。

辛亥革命以后，新派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上，而在民问，对儒学的清算工作已延伸至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贞节牌坊、廷杖和板子夹棍等与孔孟之道毫不相干的传统体制和习惯上。

其实，即便是最为当代的自由知识分子所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不能说明儒家就是愚忠愚孝，孔子只是道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社会各阶层以及家庭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且更注重的是上对下的表率义务和下对上的抗争权利，并不像董仲舒的“三纲”说，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绝对权威。而孔子的这一定律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适用——两个元首和没有长幼尊卑的国家，至今我还没听说过。

当然，儒家文化也并非无懈可击，它的最大弊病在于“外王”之道没有做彻底。尽管在“内圣”环节中，儒家知识分子们都清楚哪个帝王“不似人君”，但极少有人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将其“易位”，更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规机制来防止“独夫民贼”的出现。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儒家文化缺少一支能代表他们与君权抗衡的现实力量。

我们知道，春秋时期的“大夫”、战国时期的“巨室”、汉代的“士族”、唐宋的“宰相”，曾在一定程度上对君权起到过制约作用，但它们最终都被经验老道的君王一一化解、消灭了。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儒家知识分子能成为最高决策者，还没有哪个朝代真正实行过仁政。康熙是对儒学最有好感的皇帝，但他还远不是儒家知识分子。康有为真刀真枪地玩过一把“内圣外王”，也试图从国外引进一套能有效制衡君权的机制——君主立宪，但终究还是敌不过压倒优势的小农意识。

儒家文化最终还是香销玉殒了，而它真正的掘墓人并不是大举入侵的西方工业文明，而是本土的农耕文明。事实上，儒家文化与西方启蒙文化在民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立场上的共通之处远远超过了有着血缘关系的农耕文化，甚至在宗教的价值取向上，前两者的“共同语言”也比“第三者”多，如孑L子虽然忌讳谈论鬼神，但也坚持“祭神如神在”；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在抨击基督教的同时也主张：“即便上帝不存在，也要生造一个。”很显然，两人都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来对待宗教的，而这与中西蒙昧文化中人们对于宗教的被动接受有着本质的区别。考察一下近三百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西方文化也像儒家文化一样被中国的小农意识改造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中国改革开发之初，儒家文化并没有因在“文革”中上演过被人“鞭尸”的一幕而受到重视，相反，它陷入了一种更为尴尬的两难境地。那时的国人似乎更愿意花精力为西方文化中的某某流派争论孰优孰劣，使儒学以及其他的本土学派已然已成中国的往事。但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工业化国家，“儒教动力说”则被用来解释其高速发展的原因；而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很多西方人也试图从东方儒学中找寻“拯救现代灵魂”的哲学睿智。

90年代末，国人开始关注并追上这波“后现代儒学浪潮一了，那些曾经高喊“打倒孔老二”后又“言必称希腊”者，转而又赶起了“儒学”的时髦，但他们的“儒学”更多的是西方哲学的骨架和翻译体的行文模式，而缺乏儒家文化最核心的内容——真诚和行动。

儒学是“行动”的哲学，它是一门需要“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学问，任何想以儒学为自己筑功名阶梯的企图都违背了儒学的真谛，而那些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的学究同样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知识分子。

儒家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行动”，韩愈、王安石、朱熹、王阳明、康有为等人的积极意义只能放在他们身处的时代背景之下。就好像儿童读经，蒙学之书发展到清末基本上已沦为“法老”的糟粕，今天再读，只会加深人们对于儒学的误解与敌意，将儒学复兴进一步引向浅薄和幼稚。真儒学必须遵循“随时变易以从道”(二程)的儒家宗旨——是否为儒家正道，关键要审视其精神，而不是其表象，绝不能本末倒置。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并没有消亡。在我看来，五四以后那些奋起抨击时弊的文化斗士，就比那些躲在书斋中的“国学大师”更像儒士。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行己有耻、胸怀天下，同时又不失激情与理性的人文学者，他们就是新一代的儒家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