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作者的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又以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这一研究的重点。它们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探讨之基本轨迹、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阐述了国内外文论进程中那些具有迫切意义和开拓意义的理论问题。

自序/1

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朱光潜先生商榷/1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研究的历史考察/17

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31

生活之路和现实主义之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56

普列汉诺夫论列夫·托尔斯泰/69

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82

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11O

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126

列宁的反映论与文艺/137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150

文艺与意识形态/165

毛泽东论文艺的民族特色/184

略论文艺的人民性/203

关于艺术领域的人学之思考/224

关于文艺批评的随想/232

现实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发展/240

20世纪文学观念的格局——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253

文学本体论的历史命运/272

论今日之“拿来主义”——关于文学的全球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思考/291

文艺的民族性与文艺的世界性——关于文艺民族性的几个问题/302

20世纪文论的历史呼唤——走辩证整合研究之路/319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326

“拉普”文艺思潮简论/335

30年代苏联文学思想/360

战后苏联文学问题/387

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430

当代苏联文艺学的结构符号分析/445

巴赫金的“语言创作美学”——对话理论/474

当代苏联文艺学方法概观/496

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1994年9月20日)/522

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关于一次有意义的探讨/536

《尤利西斯》在苏联的历史命运/545

“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总序/559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苏联文论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576

主要著作目录/584

从上面三例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的内涵的表述，是越来越明确的。因此，我们很难怀疑，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意识形态是被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的。

朱先生在文章中援引和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以后，并不就此停步，他还将斯大林的话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对立起来，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在论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有两个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新”提法。他暗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确的，而斯大林是不对的，似乎由于斯大林曲解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才造成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这个持续了29年之久的历史“迷误”。其实，依我看来，情况不是那样的。

朱先生说：“第二种提法是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提得最明确的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的一段话：t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观点，以及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机构。”’(“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机构”，根据俄文原文应译为“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设施”。)朱先生对斯大林的这段话的批评有两点：第一，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把意识形态列入上层建筑，斯大林的提法是把上层建筑包括在意识形态之内。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讲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什么样的提法，至于斯大林的这个提法，我看是同他们一致的。第二，朱先生说，马克思是说意识形态同基础相适应，在斯大林的话里却变成政治、法律和其他设施同观点适应了。我认为，斯大林同马克思的意思是一致的，即上层建筑的这两项成分都是依赖于基础并为基础所决定的。至于斯大林说的政治、法律和其他设施要同意识形态相适应，这话也没有错。这两项成分本来就是有机地、辩证地互相联系着的。难道我们能够否认，一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要求建立与自己相适应P4的各种设施吗?例如，一个新兴阶级，在其未成为统治阶级以前，总是先形成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只有当他们夺取政权以后，才能按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建立起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要知道，一定的政治、法律等设施都是以一定的社会观点、思想体系为指导并与之相适应地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著作，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描绘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蓝图。建国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我国人民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再说，一定的法律制度，就是按照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它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也总是要求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同它们相适应。应该指出，斯大林说各种设施适应各种社会观点，第一，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政治、法律等设施应由意识形态来决定，“适应”并无“决定”的意思，只有经济基础才能决定政治、法律设施。这一点，斯大林是讲清楚了的。第二，这句话并不是去比较上层建筑这两项成分中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谈不上要降低政治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和重大作用，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而朱先生却把它们等同起来，并以为斯大林似乎要用意识形态来包括政治等设施。这是误解。

朱先生认为斯大林还有一个“提法”，“即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起等号来”，似乎斯大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只是经过经济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朱先生在把斯大林的话作了前后这样的删节后写道：这里“把意识形态当作上层建筑了；否则，就不能说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和P5

岁月悠悠。我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不知不觉已43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刊登在《光明日报》(1962年1月28日)上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这标志着我学术生涯之开始。

然而，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到“文化大革命”终结这漫长的15个春秋里(人的学术生涯有多少个15年!)，我的科研工作时断时续，更准确地说，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下，我的青春年华主要并不用于本职工作，而是用于劳动锻炼、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情况，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与共同命运。

1960年7月，我从苏联留学归来，经过几个月的集中学习与教育，于11月7日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报到，被分在那时的苏联东欧文学组工作。按当时归国学生的规定，不久便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皖南歙县农村探亲。一个多月后，我从家乡回到北京正式参加工作。大约工作了两个月，于1961年3月，在那时的苏联东欧文学组组长戈宝权的率领下，和两位从东欧留学归来的同事一起奔赴河北高碑店，参加由中宣部组织和领导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宝权同志和我们一样，刚刚从中苏友协正式调入文学研究所。我们风雨同舟，在河北农村张八屯一道工作和劳动了8个多月。那时正值我国“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回所以后，主要从事苏联文学动态研究，偶尔也写点文章在报刊发表，这期间还参加了一个月的劳动锻炼，这是那时科研人员的“必修课”。

1964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由文学研究所的几个外国文学组和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共同组成新的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我和所内大多数同志便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所长冯至和书记王平凡的率领下，立即打起背包，赶往安徽寿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1965年春才从那里撤出。返回北京后，整个首都文化思想界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中：从批判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扩展到了批判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与此同时，中苏两党的争论和分歧日益公开化和尖锐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除了大量的政治学习外，我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用来从事苏联文学动态研究，并为内部刊物《外国文学动态》写稿。

没过多久，1966年5月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表，紧接着《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它不仅把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研究所，也把我的家庭和我个人带人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之中：1969年10月初，我被隔离审查。1970年下放“五·七”干校，边监督劳动边接受批判。今天，好在这一页早已被翻了过去。

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学术和时代的关系，历来休戚相关。我的科研工作，严格来说，是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开始的。起初还经历了一段过渡期。那时我参加了苏联文学研究室的《苏联文学大事记·1953—1976》一书的编写工作；同时和同事们一起，分别前往北京化工厂和北京汽车厂下属单位边劳动锻炼边“开门办所”。厂里的工人理论小组也参加了该书的部分工作。这是我们研究室集体对当代苏联文学的历史变迁所做的一次认真而全面的梳理，虽然限于时代的条件，其中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能站不住脚，但史料的丰富性则是不能忽视的。该书已于197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内部发行)。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拓创新的文学新时期在我国全面展开。我和同事们一样，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满怀解放的喜悦与激情，重新拿起笔来，积极投入到清算“四人帮”在文艺领域中散布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以及他们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主义的斗争中去，并于1978年发表了两篇文章：《题材多样化与小中见大》与《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这是我在中断十余年的著述之后首次发表的文章。前者是我对“四人帮”在文学题材问题上的谬论所作的反拨与批判，并提出文学题材不应受到限制，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小”题材作品，却鸣奏出了时代的强音。后者是为我所《世界文学》杂志的复刊而作，意在介绍和总结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如何同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斗争。该文开宗明义地写道：“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和文艺运动中这一重大历史斗争，学习列宁在这方面的许多远见卓识的指示，对于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动观点，应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8年，对于我是难忘的一年，是我学术生涯的新起点。这本文集收入的34篇论文，均从1978—2003这25年问的论文中选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我国文学实际，联系、思考和总结苏联文艺运动中某些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苏联文学思潮和理论中某些重要的变化，是文学新时期以来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也是这本文集的主要内容之一。除文集中收入的那些论文以外，尚写有《苏联30年代“写真实”口号提出的前后》、《苏联当代现实主义思潮》、《50、60年代苏联思潮简论》、《70年代苏联文学思潮和理论探索》、《苏联文艺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命题——“开放体系”》等。也有一些文章诸如《“首创权总是属于他的”》(“他”指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现实主义与人民性》等，则是针对江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歪曲别林斯基文学遗产而发。

我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前面已谈到，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批评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这并非偶然。大学时代，我师从C·C·杰尔卡奇。他那时刚洗清多年的不白之冤，从监狱出来后，重新登堂执教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课，同时开设“文论家和批评家普列汉诺夫”的专题课。我在他那里学习和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约两个学期，每周一次，都是晚上授课。后来又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大学毕业论文《普列汉诺夫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他是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启蒙老师，我在他那里不仅在做文也在做人方面都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1978年以后，我重新回到这一课题上来，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除本文集收人的那两篇之外，还写有《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文艺》、《普列汉诺夫论现实主义》、《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普列汉诺夫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以及应邀为《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一书而写的专章《普列汉诺夫》。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是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这一研究的重点。

进一步推动我走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路的，是同1979年发生的两件事情有关：第一，这年年初，国内报刊上发表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文章。我以为事实并不如该文所阐述的那样，因而于同年写了一篇《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文章，参加讨论和争鸣。第二，1979年9月，南京大学等6所江苏高等院校在浙江莫干山召开《马列文论手册》编写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承担了为该书撰写《艺术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斯大林论文艺的总倾向性》等文章-o从此我同高校讲授马列文论课的老师有了联系、合作和交流，并且将这一美好的友谊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此后，我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再限于普列汉诺夫，而是扩展到了它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探索，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了一个总的认识和理解，这集中体现在我15年前发表的《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2日)的文章里：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论“产生于19世纪，但其意义与影响是不能限制在这仑时间范围之内的。它不只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而且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理解文艺的本质与功能、文艺创作的规律和文艺批评的标准，以及20世纪文艺发展的过程等，同样是适用的，决不会过时”。这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文艺基本原理，是文艺实践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客观真理，其历史的创新性和方法论的优越性，是任何过去与现在的其他文艺理论学派无法比拟的”。因而不少西方学者也指出：“在美学与文学批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都是每个有学识的读者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评在学术性的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几乎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这确实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

第二，长期以来，国外和国内都有一种看法，以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没有完整体系，只有一些零星的、散见各处的意见，没有专著，有些则是非正式著作如书信等”；从形式上看，的确“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观点的系统性不如他们的哲学和经济学，这是事实。但是，他们的文艺观点是同他们的全部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他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无论从它们历史的创新性、严密性、科学性及方法论看，都是自成体系的，而且是人类文艺学发展中的崭新体系。再说，古往今来的一切理论体系，并非都是由鸿篇巨制这一种形式构成，其形态往往多种多样”。

第三，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今的世界文艺不仅与19世纪的文艺、20世纪初的文艺不同，也与二次大战后那些年代的文艺不同，的确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碰到过的，既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加以探讨和研究，也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向前推进”。然而，“撇开他们的基本原理和他们所奠定的基础，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推进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和人类文明同步”，“应该不断地吸收当代人类文艺学和人类文化中一切积极的、有益的、优秀的成分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发展的需要。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历史行程中，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在今天，我们决不应该中断这一生动的历史行程”。

第四，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实践过程中的各种经验，不断地检验、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有哪些成分只具有历史意义，而不再适应新的情况；哪些成分强调得不够，应当加以丰富和完善；哪些成分没有提到，应当加以补充和发展”。同时，“应该看到，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中确有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以来注意不够或未曾提出的”。

正是基于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种认识和理解，1979年以来我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除本文集收入的外，尚有《恩格斯论现实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俄罗斯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化进程与世界文化》、《列宁文艺思想研究在苏联》等，以及《关于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思考》等。

文学理论问题研究或国外文学理论问题研究——这是我的第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也是本文集的主要内容之一。1978年以来，我在这方面陆续写了一系列论文，来阐述国内外文论进程中那些具有迫切意义和开拓意义的理论问题，它们涉及到文艺学的方法、观念、格局、继承和借鉴等诸多方面。除本文集收入的那些论文以外，尚写有《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关于文艺方法论的思考》、《艺术接受问题》、《关于文艺观念的变革》、《浅论人类文化成果的吸收与借鉴》、《“卡尔斯·塔特博士”与“野蛮人”——关于文艺的“旧”和“新”》、《人类文化宛如人类的交响乐》等论文。

——这就是我40余年来科研工作的基本经历，也是我学术探讨的基本方向。这本文集由于字数的限定，只收入了我发表的部分论文，但我以为，它们仍然反映了我的学术探讨之基本轨迹、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

  吴元迈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