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将有关史实经过爬梳整理，写成一书，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可说是填补空白之作。它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中国古代言论的历史作了客观分析，有批评有肯定，有利于今日“以史为鉴”，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构建和谐社会。

本书梳理了上自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下迄清末，长达五千年的官民两方言论资料，以通俗历史写法描述了各具特色的言论事件，勾勒出中国古代言论的三大特征：一是，官方即体制内言论表达占据主导位置，从而形成体制内言论开放作为政治清明标志的特殊性状；二是，民间的自由言论稀少，但它却成为社会即将发生巨变的风向标，在历史的进程中，也积淀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谣谚文化；三是，各朝代及各历史特定时期，言论的表达方式与被接受程度，各有差异。

本书历史逻辑清晰，理论概括精当，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叙述翔实，是一本既适合大众群体的通俗读物，也是历史专业学者有益的参考书目。

第一章 传说时代(上)：从屈轶草到诽谤木 1

 黄帝的屈轶草

 巫术作为言论  

 “诽谤”二字最初的褒义

第二章 传说时代(下)：谏争与讽劝 5

 桀纣的暴虐

 诗歌的言说

 隐喻与指斥

第三章 先知时代：多元化与自身矛盾 13

 李耳：另类的走向

 子产：宽容的转变

 孔丘：微妙的悔悟

 墨翟：兼爱的宗师

 孟轲：革命的伦理

 韩非：逆鳞的位置

 李斯：谵妄的权变

 附录一：韩非《五蠹》全文(今译)

第四章 西汉：从开放到封闭 35

 礼义的复兴与诗的变化

 对策论的宏大叙事

 有控制的交流

 言论道德败坏与创立恶法

 谣谚与异端

 附录二：贾谊上文帝书(今译)

 附录三：董仲舒答刘彻问(今译)

 附录四：路温舒《尚德缓刑书》(今译)

第五章 东汉：野逸，谶纬与直言 64

 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谶纬的勃兴

 喉舌论的出现

 在失望中争取希望

 谣谚：从赞颂到批判

 附录五：崔寔《政论》(今译)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从放旷到诙谐 82

 专横的自由

 三玄七贤

 谣谚与谐趣

 狭隘的见识

 奇怪的图谶之禁

 附录六：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今译)

第七章 隋唐五代：道德性抵抗的失败 103

 隋朝的刻毒

 唐初的宽容

 刘知几：颠覆历史

 道德性抗争

 辉煌中的文祸阴影  

 附录七：《五子之歌》(今译)

第八章 北宋：禁忌丛生的乱象 122

 大衰败中的颂赞

 德治的悖谬

 诗祸：从乌台到车盖亭

 城门与言路：诙谐的亡国之谑

 附录八：李白致韩朝宗求官信(今译)

第九章 南宋：围剿野史与异端 143

 国耻与国史

 学术不得联系实际

 剿灭异端的见解

 讽刺与抗议

第十章 元代：短暂的自由 155

 自由地表达

 宽容与智性

 谣谚的力量

第十一章 明代：随意之恶 164

 所谓鉴元失宽

 献媚者的窘境

 寓言的理性

 不屈的博学

 谣妖与罪己诏

 附录九：杨涟主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今译)

第十二章 清代：文字狱的巅峰 189

 康熙：宽容的假象

 雍正：文网的绝对紧收

 乾隆：疯狂的常态

 卫道者的谬论

 围剿小说

 革命的先声

 附录十：章炳麟《秦献记》(今译)

 附卷：全书主要古文献辑录 222

1．帝舜时代

2．《板》(部分)、《召旻》(部分)二诗

3．子产、李斯、韩非文献

4．贾谊、董仲舒、刘安等人文献

5．梁鸿、桓谭、李固等人文献

6．曹操、嵇康、李密等人文献

7．李谔、魏征等人文献

8．李白(人品)、欧阳修、陈东文献

9．杨宏中、胡铉文献

10．邓牧、刘因、吴澄文献

11．叶居升、宋濂、刘基等人文献

12．章炳麟文献

全书参考文献 260

后 记 262

“诽谤”二字最初的褒义

尧帝对民间言论自由持宽容态度的同时，也注意利用民间言论。

他对舜的选拔的重要依据就民间言论的评价：据说，他亲自去民间，走访了四位资深人士。称为“四岳”的四位资深人士高度赞扬舜的德行，说：“单身汉舜这个人非常有品行，父亲、母亲、弟弟道德水平非常差，但舜却能调谐全家，至少没让父母弟三人去干坏事。”尧认可了民间言论对舜的评价，授予了舜一定的行政权力，并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他。

这一传说，即四岳评价政治人物的模式，成为后来民间批评，即清议的最初道德依据。

舜按着自己被荐的模式，依民间言论为标准，从两支旧贵族中选取十六位有才干的人分别任不同的行政职务。其中范舒等八人被称为“八恺”。“恺”字的本意是欢乐；而“恺悌”二字联用，则表示平易近人。

由此可见，旧贵族的平易近人，使他们获得了民间言论的支持。换言之，旧贵族也成了民间言论的受益者。

舜自己执掌最高权力后，于第二年(据推算为公元前2254年)树起了诽谤木，让天下人来指出自己的过错。“诽”字本意是背地里议论，“谤”字本意指公开指责。诽谤之木究竟为何种形状，没有考古实物或其他资料用以印证，我们可以反推为舜的身体的替代物。人们可以对着这个大木头柱子高声指斥乃至发泄愤怒。大木头柱子旁边有人记录各种不满意见和发泄行为，反馈给舜，舜再依之调节自己的行为。

舜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他比以往的统治者更善于利用音乐这种言论工具，来为官方作正面宣传。他发明了五弦琴，亲自弹唱叫做《南风》的诗。诗中说：“南风和煦，解我民忧，南风及时，富我民财。”

当然，除了认真听取各种诽谤外，他也乐意接受人们对他的崇拜。他执政的第十四年，出现了瑞象，天空中有往日没见过的异常美丽的星星，云彩也花团锦簇般地美丽。舜和手下的百官，互相道贺。他唱道：“祥云灿烂，缭绕盘旋；日月光明，连续不断。”有八方的地方领袖(称为“八伯”)也在庆贺行列，他们一齐走到舜面前，给舜叩头，说：“这些祥瑞都是因为你的英明而出现！”

舜愉快地接受了赞誉。

经过舜治理，天下言论近乎一致性地是赞颂和崇拜，但内里也存在着不和谐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到了舜的继承人禹的时代，便暴露出来。禹执政的第五年(推算为公元前2201年)，他惊异地发现：在尧舜的时代，人民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一致；在他执政后，百姓各有各的想法。面对此景，曾在舜时代起草宪法文件《洪范》的禹极度悲伤。在出巡的途中，他遇见一名被押往服刑地的罪犯，禹伤心地哭了——“难道我的教化不起作用了吗?”尽管如此，大禹不再像尧舜那样善用民间言论，转向以刑罚为主要手段。

一位叫防风氏的地方领袖，被禹在集合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处死。处死的理由让人感到震惊：仅仅因为防风氏迟到。

禹认为迟到行为是对他的蔑视，也是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参加那次政治集会的人，没有一个对禹的这种极端的行为提出异议。

刑罚抑制了言论。P3-4

一项弥补史学遗憾的工作

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著作，从《史记》、《汉书》、《二十五史》那样的恢宏之作到《中国史学史》、《中国人口史》之类的专业精品，种类及数量之多可用“百科胪陈”与“入海算沙”两语来形容。但是，总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中国的史学中缺一部言论史，而且是通俗化表达的著述。

言论史的“近亲”固已有之，如专业的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乃至雅俗共赏的文祸史、禁书史。近固近矣，然非其本身也！

我推崇阳明学说，行重于知，或说有知无行是为无知。这个观点在基督教教义里也有反映，称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于是，我便不揣简陋来完成一项本该由专业史家来完成的工作，或者说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业的言论史研究机构与专家(如古汉语研究所与其研究人员等)来着手此事，那么只好由我这位业余历史学者来暂时顶替了。

虽然有滥竽充数之嫌，但我还是乐此不疲。不过，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写一部十分精当的专业教材(尽管它是以后专业教材的基础)，而是写一个通俗化的读本。

毋庸讳言，涉及言论的研究仍是个敏感的题目。然而，中国古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谨慎的治学态度和通俗化的风格写作一部中国古代言论史，总不失为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在学术意义上，它也将推动古代言论方面的纵深研究。

纵观中国古代，从黄帝到清末，言论的特性大体是：多言论而少自由。

所谓多言论，即体制内建议、争论、著述汗牛充栋；所谓少自由，即来自民间的言论寥若星辰。

中国民间言论有一个十分特殊的表现形式，就是表达自由而作者隐匿，它喜欢以谣谚的形式出现(当然也有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述)。又由于谣谚的神秘性，它时而会成为社会变化的信号，时而又为野心家的兴起开辟道路。

在自由绝少且无法被正统认可的情况下，体制内人士的逃逸成为自由的一个重要来源，也许先知时代的李耳出走只有象征意义[见本书第三章]，而到魏晋之际的嵇康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即彻底从体制中淡出，则为稀少的自由提供了一脉微流[参见本书第六章]。

理论化表达的民间自由言论，更具代表性的不是李耳出走时所做的《道德经》(也称《老子》)，而是一位几乎被历史忽略了的学者鲍敬言。他作《无君论》，认为君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无君论》成为到那时为止最具颠覆性的理论，也是承接东汉末言论在民的一种自由言说[参见本书第六章]。

继承鲍敬言这种自由、怀疑、挑战精神的自由言说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大音稀声，只有五代末的谭峭表现突出，其作《化书》以捍生民、驳正统，标示理想[参见本书第七章]。

在中国言论史上还有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跨越两朝的杰出学者以遗民的身份反思过去与批判现实。宋亡入元的邓牧以其《吏道》所云“废有司，去县令，任天下治乱自为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者[参见本书第十章]。与邓牧相比，明亡入清的顾炎武更希望恢复旧王朝的秩序，但是在坚决拒绝与新王朝合作的同时，他也成了民间坚定的自由言说者[参见本书第十二章]。

本书主体并不是民间的自由言论，而是体制内的诸种言论表达。这概由中国古代的政治特性所决定。体制内言论作为社会发展强大的推动力，几乎没有被历史学家所关注过。事实上，哪怕体制内相对的言论自由对繁荣社会的出现也是十分必要的，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与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证明了这一点。唐初的宽容即容纳体制内的异见之于社会和谐，与中期以后由武氏败政(如诬告之风和酷吏任用)镇制体制内的异见之道德解构，两相比较不难看出(相对的体制内的)言论自由与社会和谐、繁荣(另一端则是失调、凋弊)的关系。

也许这是超出一般论述的命题，还有待专业学者予以研究。

中国自北宋以来逐渐走向了文化衰落，其重要原因在于政治上绝对专制的形成，而在宋、明、清(元是个特例)绝对专制的发展中，禁绝言论就成了政治上的一大特色。在北宋末年，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的讥喻[参见本书第八章]；在明初，则有朱元璋出尔反尔，逮捕(并致死)应诏上书人的事件[参见本书第十一章]；在清代，则有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文字狱——这段时间跨越康雍乾三代。

观察南宋与朱明两个王朝灭亡的记录，也不难发现：由于言论受到强力镇制，最终导致道德体系失去了免疫力，导致了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占居高位的知识分子说一套行一套的道德悖论。在王朝危亡之时，或降或叛或逃者不可计数。在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先生已见程朱理学不重实践的深弊，故力倡知行并重之学，然而文化积弊已重，无可改矣！就是他的传人，最后也违背了他的宗旨，王学末流终入玄谈。

如果说南宋王朝承担了压制言论的隐性成本，那么朱明王朝则承担了它的显性成本——朱明的最后一位皇帝留下了中国历史(当然也是言论史)上最完整的皇帝向社会谢罪的文件(罪已诏)。在这种道歉并没有聚拢起抵抗资源时，他慨然而言：“我不是亡国的君主，而大臣却是亡国的大臣。”这个责任推托固不足信，但对比朱元璋对应诏上书的小官(平遥训导)的暴虐处理与末世时崇祯皇帝罪己诏的恳切，不由让人扼腕而喟。

仅有此“宿命”的对比，就足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含义了！

在聪明的统治者惕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言论教益时，他们似乎忘了，人民总会对那些向人民提供良好政治服务的在上者报以言论赞赏。比如尧代，在尧出行时，一个儿童向他献上了赞歌[参见本书第一章]；在西汉与东汉可称为中国文明成熟的季节里，人民对有治德的官员也予以了言论赞赏——称日：“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参见本书第五章]。追求民间言论的赞赏成为历代有德能官员的一个历史寄托，它构成了无彼岸精神文明中功利道德的一个奇观。

我始终也没有忘记写的是一部通俗历史，所以此中的故事或叙事尽可能完整就成了必要。但愿这不至于“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綦彦臣

2005年5月14日

献给所有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的人们

著名历史学家雷颐先生在通读了《中国古代言论史》的样稿后，称本书为“填补空白之作”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参见附件)。我毫不谦虚地承认了这一评价，但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中国古代言论史》仅仅是一项有益的尝试，并且是以通俗化面目出现的。

在通俗化的写作过程中，历史资料的选取，恐怕也有挂一漏万之嫌。我真诚地寄希望有更专业的同类著述出现，尤其是在大陆。

历史通俗化写法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了“流行色”，从房龙到黄仁宇，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房龙《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在大陆已有多个版本，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万历十五年》也已成为大陆学者钟爱的著作。我甚至认为，剑桥中国史系列也是通俗化的写法。不过，在通俗化容易产生影响的另一端，专业化是不可或缺的。我的朋友程惕洁博士(澳门大学人文和社会学院副教授)将完成下一步工作，将该书改为澳大的教材《中国古代言论史教程》，并将教程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

惕洁是我的老乡(我是河北泊头人，他是河北饶阳人)，也是好朋友。他人虽然已经定居在美国，但他不忘为祖国作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在任教澳门大学的同时兼任珠海大学的客座教授，来往于美国、澳门和珠海之间，乐此不疲。

应当感谢的人还很多，比如航空工业出版社的副社长刘鑫先生、编辑部主任姚宗杰先生、责任编辑冯士斌先生、李东南和董春光先生以及诸位校稿的编辑。没有他们的努力，此书的付梓至少还要拖上很长时间。

感谢雷颐先生给了本书中肯的评价，尽管评语简短，我还是将它视为无尚的荣誉。

感谢我们公司的两位优秀的合伙人刘斌、魏文章先生，他们的合作是本书以及更多好书得以面世的必要条件。

感谢我夫人米洪武，把我所有的手写稿录入了电脑，使我免受电脑的“奴役”，尤其是在写历史著作的时候。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所有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的人们。这是一个需要理性的时代，而理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研习历史并从中得到启益！

綦彦臣

2005年7月21日

附件雷颐的评论

《中国古代言论史》视角新颖，史料丰富准确，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本书是填补空白之作，目前尚无此类著作。本书作者将有关史实经过爬梳整理，写成一书，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二，本书分析深刻，言论公允宏观，不偏不颇。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中国古代言论的历史作了客观分析，有批评有肯定，有利于今日“以史为鉴”，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

200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