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学科。国外许多大学都开设这样的课程，供文理科学生选修，我国也不例外。目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出版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科学哲学史性质，另一类就是科学哲学概论。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史论结合，基本上吸收了以上两类的研究成果，并且有所发展和创新。什么是科学？如何驾驭科学？科技革命有何用？怎样看待科学哲学？科学精神如何弘扬……《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系列之一将带您一一探讨。

什么是科学？如何驾驭科学？科技革命有何用？怎样看待科学哲学？科学精神如何弘扬……《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系列之一将带您一一探讨。

第一篇 走近科学

什么是科学

1．科学活动论和互补方法论／3

2．从活动论的观点看社会科学／／11

如何驾驭科学

1．科学的本质在于方法／22

2．科学方法论：问题和趋势／29

3．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特点／41

4．发现的艺术／49

科技革命有何用

1．从科学革命到现代科技革命／64

2．科技革命：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嬗变的助力／Ts

3．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86

怎样看科学哲学

1．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哲学／98

2．关于科学哲学的再定位／107

3．基点不动摇、功能有特色、学科要开拓／116

第二篇 省思哲学

在自然与社会之间

1．当代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123

2．现代科技何以创造经济价值／132

3．技术何以决定人之本质／146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1．中国有机论思维与西方科学思维的互补性／153

2．从虚拟现实及其沉浸性看技术现代性问题／170

在求真与向善之问

1．科技伦理问题的新向度／181

2．科技时代的科技伦理实践／193

3．网络世界的伦理建构／207

在灌输与启迪之间

1．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的错位／211

2．哲学教育的改造／218

3．当代科学突破与自然观的新探索／221

第三篇 关照人文

天人关系之重构

1．与天地参：当代环境伦理的重构／233

2．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与实践蕴含／248

3．新世纪的生态价值观／260

科技文化之整合

1．对传统文化与西方化的反思／276

2．对“文革”破坏科技之文化成因的反思／282

3．知识贫困与人才匮乏问题之省思／286

4．社会运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嬗变的促力／293

科学精神之弘扬

1．弘扬科学精神／310

2．当代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与迷信／325

3．科技革命与人文关怀的统一／335

人文社会科学之论衡

1．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社会功能／339

2．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的思考／353

3．关于原始创新的几点想法／358

第四篇 游走边缘

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

1．矫正定位倒错，凸显问题意识／365

2．恰当设问和应答／375

3．多元的价值追求／381

学术精品与学术大师

1．一次关于学术精品的调查及其分析／385

2．学术精品的现代诠释／398

3．精品、大师及其他／40s

附录

哲学的长征：从中国走向世界／417

后记

倘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学者，恐怕能配得起“大师”称号的人实在寥寥无几，自然堪称精品的学术成果也难以寻找。吴树青曾写道：“在文史哲的基础学科中间，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培养得太少。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同志中间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但是只能说是准大师，不好说是大师级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功底、知识面和创造性等方面，和以前的一辈大师级的人物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①的确，与调查中得到公认的大师相比，当今学者不仅在学识方面有所欠缺，在学术大师背后蕴含的精神底蕴方面更付阙如。这种独立的、自由的、宁静的、淡泊的精神底蕴是当前学界普遍缺乏的，也是人们心所向往的。没有这种精神底蕴的支撑，学术就会继续浮躁。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师处处高明，即如陈寅恪，他的学术著作中同样有谬误存在，但其人格与学术的高度统一，值得我们仔细品评、视为瑰宝。

总之，没有大师难出精品，没有精品何来大师。大师是什么?大师就是学术前进的界碑。精品是什么?精品就是学术界碑上的铭文。

(2)时代呼唤精品。

精品调查，其目的与其说是要“寻找精品”，毋宁说是要“呼唤精品”。

当前学界的问题很多，例如体制问题、腐败问题、作假问题、近亲繁殖问题等等，这里从似乎最虚、但却是漫延最广、危害最深入的浮躁问题说开去。

做学问，本应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但现实情况呢，北大何芳川批日：“一种浮躁之症在国内学术界游荡；赝品之风，早离青萍之末；平庸之气，也正侵蚀精华。”学术氛围江河日下。职称待遇要高的，能力贡献却是低的，工作上小事是不愿做的，大事又是做不来的。应付出版社的催稿，赶评审任务，学术作品仓促上阵又仓促收尾。既然名利可以作为最直接的标准量化地评价学人是否成功，于是就不断加快学术作品“商品化”的进程。在学术作品的质量普遍滑坡的情况下，以尽量简便的方式制造出尽量多的商品无疑是符合学人的最大利益的。而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和成果评价体系的缺位，形形色色的以论著数量、刊物级别、项目等级作为评价人才和作品质量的标准的出台，加剧了人们对非学术因素的追逐。在浮躁空气的“滋养”下，学园里洋溢着虚假的繁荣气息。

学界的浮躁源于世俗利益的诱惑和评价体系的缺位。每个人都是俗人，学者与学匠的区别在于：前者视学术为生命，后者视学术为饭碗。何以选择?这属于人的价值取向问题，很难用一套确定的方法来保证后者向前者的自动转化。至于评价体系的缺位问题，需要弥补这个体系。不仅要对学术成果、学术项目、学术机构进行评价，还要对评价的理念和方法进行评价。

学风浮躁与学术腐败是相辅相成的。腐败是权力的专利。没有权力的滥用也就不会产生权力的寻租，没有权力的寻租，也就无所谓“腐败”。世上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完全阻止腐败的发生，只要存在权力，就一定会产生腐败。但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制约权力，因而有助于消除腐败。在组织化的学界，肯定存在着学术权力。简单说，“学术权力就是根据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等的特点和规律对其施加的影响和干预力量”①。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从直接从事教研活动的学者、教授到学院院长，从大学的校长到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都在行使着不同层次的学术权力。权力有大小，只要没有监督，难免产生腐败。解决的办法一是加强监督，强调规则的公开和公正；二是尽量减少行政化的程度。在为学者创造尽可能大的学术空间的同时，尽可能减小非学术化的权力空间，要让学者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氛围。

P410-411

人生闲聊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谈谈您的人生历练，您是怎样进入哲学之门的?

刘大椿(以下简称刘)：我有充满憧憬的童年和黄金般的中学时代，但是，高考出乎预料的结果使我的梦戛然而止。

当然，我还是幸运的，毕竟上了大学，尽管上的学校并不是很理想。我从1961年到1965年在江西师范学院念书，它的前身是中正大学和南昌大学，当时已中道衰落，但仍然存留一些好老师和好传统。

回想起来，我的大学生活还是过得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大学阶段受到了很严格的科学教育，又自学了文科。上的是数学系，一上就是四年，这对我今后的人生发展有很大帮助。在大学期间，我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兴趣广泛，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大量阅读上，感兴趣的有文学艺术、历史、政治、哲学书籍。但学校的老师也不讨厌和批评我，因为当时我的效率很高，大概花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就能把功课消化，从成绩来看还算好学生。现在学校里还有很多老教师记得我。大学毕业后不到一年就是“文化大革命”，从在中学教书到下农村劳动，经历了很多底层的生活，也交了很多底层的朋友，这对我后来搞哲学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一个人一直处在城市这种较好的社会条件卞生存，自然会有他的某种优势；另外一个人自小在困难、艰苦的农村环境下成长，也会有他的某种优势，但在我看来都有点单一，体验的只是一种模式。我在“文革”期间，从学校到下层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从小康到另类，生活和心理反差很大。这种反差迫使我思考很多问题，同时也感受到了过去不太可能有的切肤之痛。虽然有些事情我后来并不太想提起，但在潜意识里始终起着作用。“文革”后期，我在江西九江地区一所师专教数学，当时的心态是，只要把书教好，有自己思考的天地，就可以满足了。所以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会与我相关，不愿费心去追求一种新的环境和更高层次的教育。我不想去报考研究生，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心理造成一个新的不平衡。按我过去的经历，学习好、考得好并不就能上好的大学。既然身不由己，考也白考，何必自寻烦恼!

但实践证明这一次是我错了。不满于我的苟且，比我处境坏得多的父亲此时特意赶过来批了我一通。他说，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在事后力被认定的，事先并不能肯定它是机会，如果你连试都不愿去试一下，那么你就永远都不会有机会了。这些话对我触动很深，于是我报考了研究生，并出乎意料地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在哲学系学习自然辩证法，即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没想到1978年这一步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记：青少年时代您最难忘的人和事是什么?

刘：我的青少年时代已经十分遥远，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压抑并存的年代。事过境迁，向时空的交汇点检视，除了淡淡的哀愁，究竟还留下了什么，真是说不清楚了。

但是，在梦开始的地方，就像朦胧的画影，常常有闪光的亮点。它们是平淡中的椒盐，使你难忘生命中美好的一面，觉得生活无论如何是值得为之承担的，哪怕要受苦受累、失望烦恼。

回首伴我成长和成熟的往事，必须承认，它们数不胜数，每一件都使我受惠良多。但我一闭上眼睛，首先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却是图书馆的两位管理员，她们熟练的业务和予人方便的好意至今令我感动。我常常回忆当年这个美好的体验，虽然连她们姓什么我现在都已说不清楚了。

年轻时最大的嗜好是读书。还记得刚进初中，好不容易在省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兴奋得几个晚上没睡着。每隔两周去借一次书，查卡片、排队，轮到我时，想要的书却已借出去了，于是重新查卡片、排队，最后等书借到手，整个上午或下午就报销了。然而，筋疲力尽之余，打开书时还是其乐融融的。

到了高中，幸运地当过一阵子学校小图书馆的服务员，义务打工，近水楼台，得了不少方便，趁机把一批俄国、法国、英国、美国、德国大作家的名著梳了一遍。几年下来，脑子里不仅装着叶甫盖尼·奥涅金、约翰·克里斯朵夫、唐璜这些人的浪漫人生，更对其中的思想情有独钟。我从小习惯边读书边做笔记，一半是摘录，一半写感想。久而久之，谈吐中就难免天马行空，甚至于自鸣得意起来。

1961年考进师院数学系，有半年在想该干些什么。专业不学好是不行的，但不想花太多时间。我觉得应在年轻时尽可能伞而充实自己，“读书破万卷，执剑走天涯”。如何走天涯这里且不说，读书的历练则主要得益于该校的图书馆，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两位可亲可敬的馆员。四年之中，多亏她们的关照和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过得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

师院图书馆当时号称全省之最。不管是否属实，反正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宝藏。入学不久，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库兜了一圈，又惊又喜，受到很大冲击。我自以为读的书不少，不料竟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不仅还有好些中外文学名著我不曾问津，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方面许多好看也值得看的书籍，我更是闻所未闻。不说别的，光是这个图书馆，我若能进其堂奥，就得其所哉。

我暗下决心，订了一个计划，准备把最好的书尽量找出来读。于是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每隔十天左右，肯定上一趟图书馆，总是抱一摞书来，装一摞书走。不久，与图书馆的老师就面熟了。当时，我们都叫馆员为老师，我觉得，有几个老师不仅是见了面点头致意，简直成了心中的朋友，特别是两位女馆员。她们似乎对我也有了印象。

年纪稍长的A老师，四十多岁，成熟睿智，她的先生也在图书馆工作，资历可能更深，但动作比她迟缓。年纪轻的B老师，优雅美丽，丈夫是一位俄语教员，但在我们看来，她也比先生更有风度。A、B两位老师的共同特点是，对馆里的图书极其熟悉，记忆奇特地好。在我的印象中，师院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她们不费吹灰之力，都能很快找到。所以在校期间，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很佩服她们。有的甚至说，老婆就要找这样的；但是，如果老婆太能干，丈夫也可能受不了。

有一次，看过约翰·根室的《今日欧洲内幕》，从中知道作者有一系列的“内幕”书，对于了解现当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颇具参考价值。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问当班的A老师：

“书库里有没有其他的《内幕》，比如《非洲内幕》、《美国内幕》?”

“我印象中有!你要借的话，我帮你去找出来。”

不一会，A老师就抱了一堆书出来，除了《非洲内慕》和《美国内幕》，还有《亚洲内幕》、《欧洲内幕》，让我喜出望外。

后来，B老师向我介绍有新到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并给我借了出来。从此，现代美国最著名的政治记者，与约翰·根室齐名的威廉·夏以勒进入了我的视野。这套书我至今记忆犹新，它们是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希特勒竞能以“人民”和“民族”的名义，给世界带来尢比惨烈的灾难，人类是多么不可思议!在“文革”期间，我多次想起这部书，当然也忆起A、B两位老师，没有她们，我未见得能知道这类书籍，在那个年代，它们鲜为人知，属于“内部读物”。

诸如此类的事情难以胜数，我不但因此得以很早就接触到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拉彻的《现代资本主义》、胡克的《卡尔·马克思在林苞》，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我每次借书，是开一个清单，把我想看的书名列上，不论是A老师还是B老师，即使我没有查好书号，她们都能很快把书找出来。有时，还多拿几本到柜台上来让我挑选。这种优越的条件和待遇，在整整四年间帮助我畅游了书海。十多年后，当我来到北京，我发现自己在读书方面真是够幸运的，不比别人差。  有的人对你的一生非常重要，但他们不一定认得你或记得你。对于我来说，江西师院的图书馆是一个精神家园，我遇到的这两位老师则是园中天使。我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她们。

记：能不能谈谈您治学从教的经验，或最想对学生说什么?

刘：在对学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中，我通常按照“拓宽基础、加一深专业、综合运用”的总目标，使三年的工作既有阶段性，又有整体性。一年级时要求学生广泛涉猎与专业有关的各种知识，以利于开阔思路、启迪思维；同时要求他们努力学好基础英语和专业英语，提高外文原著的阅读能力和笔译能力，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进入二年级以后，要求研究生及早在专业领域选择方向。一方面把专业知识弄得比较熟练，能够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另一方面对有关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分门别类，独立加以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此外，还要求学生勤于专业写作，拿出有条理、有观点、有说服力的文章。对文风务求端正，再小的“豆腐块”，也要求有确凿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在课堂上运用讨论式和师生轮讲式的教学方法，着意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我相信严师出高徒，学生的素质在严格的要求下必有很大提高，走进哲学研究的门槛就信心百倍了。

对博士生来说，一个人做学问有无成绩、成就大小，与他个人的素质密切相关。当然，素质有先天的，应该承认一个生理基础的问题。但一般而言，除了少数天才，人的智力水平是相差不大的。如果你这方面优越，那方面或许稍逊·筹。不过，在实际表现中，的确有人素质高，有人素质低。这主要是后天训练、自我修养的问题。唐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就是说从事历史研究要具备三种重要素质：才能、学问、见识。这三者兼而有之的人是比较少的。任何研究都是这样，应使这三者同时、协调地发展。

狭义地说，才能是最主要的素质，但才能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积累，因此学问大小还是最基本的，故称之为做学问。就像一个巧匠，没有工具、材料，做不出好房子、好家具。为了提高素质，首先要解决丰富而合理的知识储备问题，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含义。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在这方面特别应注意处理博和约的关系、关心交叉领域，以及重视知识的消化、不断增长见识。

博和约。知识的广博和专精之间有一个协调关系，孤陋寡闻和浅尝辄止都有缺陷。马克思说凡人类创造的一切他都感兴趣，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尽量广泛、经常地浏览各种各样的读物，以期与自己的研究互补。搞社会科学的要注意自然科学方面的进展，搞抽象思维的要注意人文艺术的熏陶。所谓浏览，正如古人所说，“好读书，不求甚解”。五花八门，均有所好，不必拘泥。对非专业的内容，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但是，也必须有所专精。

关心交叉领域。现代知识愈来愈专门化，又日趋综合化。有所发现的领域常在交叉地带，如物理和生物——生物物理、哲学和科学——科学哲学之类。这种交叉领域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常为一些专家所忽视。有志于交叉领域的耕耘，往往能得到新的发现。

重视消化。做学问得让所读的书活起来，得把吸收的知识变成自己真正掌握的东西，因而有个消化过程。这方面有许多功夫，其中演讲和讨论都是好办法。你自以为已经把握了的知识，有时并不了然，实际上没有融会贯通。演说能够训练你的消化能力，因为你要讲给别人听，就很难含含糊糊。面对回应，自然会促使你把问题琢磨得更透彻。

在才学之上，最应重视的是“识”的作用。清代学者袁枚形象地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所谓识，就是引弓发箭以达到目的的那个东西，通称见识。见识高低，决定取势大小。爱因斯坦认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善于提出问题就是有见识，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贾谊才学虽高，但不谙时势，急于求成，终不为当世所用，郁郁而死，苏轼批评他才有余而识不足，是切中要害了。

记：请回答下面几个小问题：您的性格怎样?

刘：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性格，因为性格就是矛盾。有一位先生说我“文人武相，南人北像”，我自己觉得差不离。

记：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刘：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记：您的处世原则是什么?

刘：与人为善，疾恶如仇。

记：您的日常爱好呢?

刘：爱集邮，一如童趣；好读书，但求新解。

记：您最不喜欢的事是什么?

刘：吹牛拍马，附庸风雅。

记：您最讨厌的人是怎样的人?

刘：己所不欲、专施于人者。

记：您喜爱怎样的书籍或影视作品?

刘：不拘一格、能生共鸣者。

记：您欣赏或敬仰怎样的人?

刘：自强不息、豁达大度者。

记：压力大或疲劳时，您怎样放松自己?

刘：转移兴奋点；读闲书；岸边观潮，水中游泳。

记：您的成功标准是什么?

刘：有所为，有所不为；于心无愧。

记：您所理解的人生幸福是什么?

刘：不放弃，不勉强；追求过，快乐过，终能达观。

记：您觉得年轻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取法乎上，锲而不舍。

记：您的人生格言是什么?

刘：率性、尽兴、随缘。

面对刚编好的这本自选集，感慨系之。

回首学术生涯，直到而立之年都乏善可陈，当时也尚无奢望去著书立说；“文革”告终，方有春风化雨，气象万千。窃以为，三生有幸，此生虽逢剧烈的社会动荡和转型，总算抓住幸运的一条尾巴，在不惑之年后，竟然思如潮涌，有若干著译问世，生活状态也变得色彩斑斓，对命运真应该抱持谦卑感激之心。

遥想40岁之前，诸多变故，终于出乎意料地从乡下进到城里，从边缘转向中心，这一笔成为前半生主要的生命轨迹。那时在我眼里，最可钦佩的是科学家，他们脚踏实地，为人类作出了公认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可羡慕的是哲学家，他们心有灵犀，能够在精神领域驰骋，在别人莫名其妙的地方找到意义和乐趣。但对于我来说，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已失掉了专心从事科学工作的机会；阴差阳错，加入哲学工作者的行列，又不具备科班出身，故而选择在科学与哲学的交叉处漫步，徐图对策和长进。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遂开始了40岁之后的学术历程。

本人的学术兴奋点可以说首先是聚焦在科学活动论和互补方法论上，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技革命及其影响尤为关注，试图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走近科学。在抽象的反思过程中，则着重对自然、社会和历史中一系列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并反过来省思哲学本身。随着研究的展开，又将视线和笔触投向天人关系、文化整合和文理并重之类常被解构的矛盾点，努力关照人文、避免异化。最后，不期然为那些凸显在当代时空交汇处的充满焦虑的问题所吸引，竟乐于通过游走边缘来重新定位中心。循着这条路径，我隐隐感到，自己40岁之后的学术轨迹竟然是从中心发散到边缘，所以给本书定的书名就成了《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

本书内容选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百多篇文章，按上述线索编纂而成。虽然文章基本上一如原样，好在这些工作确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不显得零散。非常欣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事者的气魄，居然能在比较功利化的社会氛围中出版一套不赚钱的《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本人半路出家，自认为只是个科学与哲学边缘的耕耘者而已，不敢自称为什么家。但蒙抬举，能趁此机会清理一下自己的学术工作，也就不避越位之嫌，欣然从命了。

对于我所当为，我已尽其所能，就此求教于方家和读者诸君。

刘大椿

2006年初春于人民大学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