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运河丛书》分为《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运河文献》(上下册)、《杭州运河风俗》、《京杭大运河图说》、《杭州运河古诗词选评》、《杭州运河桥船码头》、《杭州运河遗韵》共八本，从多方面、多角度充分展示了杭州大运河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提示大运河对杭州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发展的意义，为研究、保护、治理和开发杭州大运河，提供了一份具有参考、借鉴价值的珍贵资料。本书为其中的一本。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论著部分，叙述大运河的形成和历史、功能和地位、运河与杭州城市发展、运河整治历史与管理制度、运河文化风貌等，下编为译著部分。

运河在我国东部的膏腴之壤，宛如巨人的一条大动脉，容隐着血脉贲张的力量，蜿蜒流淌。北京、杭州一苇可通，多么壮丽多么令人神往！她那纤夫漕役健硕坚毅的背影，也曾醉心于枕水安居、雍睦相处的熙攘。在千余年的悠长岁月里，她更无数次地战粟于千古兴亡的悲叹，承载过黎民百姓的酸辛。置身于广袤无垠的历史舞台，运河期待着我们，将其演绎过的已尘封和未尘封的故事进行回忆、启封、链接和传播。本书是《杭州运河丛书》中的一册，《杭州运河丛书》是一套展现杭州大运河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揭示大运河对杭州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发展意义的历史文化卷本，共有《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运河文献》上下册、《杭州运河风俗》、《京杭大运河图说》、《杭州运河古诗词选评》、《杭州运河桥船码头》、《杭州运河遗韵》八本，它们的问世为研究、保护、治理、开发杭州大运河提供了一份可参考、借鉴的珍贵资料。

上编

序(陈桥驿)／1

第一章 大运河的形成与发展(李志庭撰)／3

第一节 大运河的始凿／3

一、我国东部地区地理大势／3

二、大运河的始凿／8

第二节 江南运河的形成／10

一、秦统一之初东南地区的政治形势／10

二、江南运河的形成／10

三、六朝时期江南运河的发展／11

四、浙东运河的形成／12

第三节 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通／13

一、隋朝初年的运河大势／13

二、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通／14

三、唐宋时期南北大运河的整治和演变／18

第四节 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及其发展／22

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22

二、元朝世祖以后京杭大运河的整治／25

三、明清时期对京杭大运河的整治／25

四、历史时期京杭大远河的衰落及新生／28

第二章 大运河的功能与地位(李志庭撰)／31

第一节 大运河的功能／31

一、航运／31

二、灌溉／40

第二节 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44

一、保障国家的统一和安全／44

二、促进经济的交流与发展／46

三、推动科技的革新与进步／49

四、承载文化的交融与繁荣／52

第三章 运河与杭州城市的发展(徐吉军撰)／56

第一节 隋唐五代杭州城的崛起与发展／56

一、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对杭州城市的巨大影响／56

二、唐代杭州城市的崛起／57

三、五代杭州的发展／58

第二节 北宋杭州城市的繁荣／59

一、北宋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59

二、大运河对北宋杭州的影响／62

第三节 南宋杭州——“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65

第四节 元代杭州——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77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江南名城／79

一、明清杭州城的发展／80

二、发达的工商业／81

三、运河边的市镇／86

第四章 运河的整治与管理(项文惠撰)／92

第一节 隋唐杭州运河的治理与开发／92

一、隋代重修江南河／92

二、宋璟、崔彦曾开沙河／93

三、白居易引水人河／94

第二节 吴越杭州运河的治理与开发／96

第三节 北宋杭州运河的治理与开发／99

一、北宋杭州的运河水系／99

二、苏轼浚茅山、盐桥两河／101

第四节 南宋临安运河的治理与开发／104

一、地方官吏的疏浚／104

二、运河上的桥／107

第五节 元代杭州运河的治理与开发／110

一、元代杭州的运河水系／1lO

二、地方官吏的疏浚／112

第六节 明代杭州运河的治理与开发／113

一、地方官吏的疏浚／113

二、杨碹／115

第七节 清代杭州运河的治理与开发／115

一、清代杭州的运河水系／115

二、地方官吏的疏浚／118

第八节 民国时期杭州运河的治理与开发／120

第九节 建国以后杭州运河的治理与开发／122

第五章 文化风貌(顾希佳撰)／128

第一节 风俗民情／128

一、农业生产习俗／128

二、运河交通习俗／138

三、商贸习俗／145

四、岁时节 令／155

五、民间信仰习俗／165

第二节 口头文学／174

一、民间故事／174

二、歌谣谚语／186

第三节 文化娱乐／196

一、戏曲曲艺／196

二、歌舞杂艺／206

三、竞技游戏／212

下编

第一章 运河之都——杭州／219

第一节 唐以前的杭州(运河以前的杭州)／219

第二节 唐宋时代的杭州(其一，地理的变迁与城址的拓展)／231

第三节 唐宋时代的杭州(其二，城市建立的过程)，／240

第四节 唐宋时代的杭州(其三，大杭州的人口)／251

序／251

一 北宋的户口／251

二 南宋的户口(一)／256

三 南宋的户口(二)／261

第五节 大杭州的发展与浙西开发小记／268

第二章 杭州运河的整理／275

第一节 唐五代的运河／275

第二节 宋代的运河／277

一 城内运河／277

二 城外运河／282

第三章 杭州与两浙运河／290

第一节 浙西大运河(附：银林运河)／290

第二节 浙东大运河(附：江海运河)／295

第四章 作为海港的杭州／301

第一节 杭州作为海港的地位／301

第二节 外港——关于澉浦／313

第三节 浙东的外港——明州(宁波)／326

第五章 杭州的码头与码头市／330

第一节 码头的意义与沿革／330

第二节 杭州的码头／345

一 城南码头／346

二 城东码头／355

三 城北码头／360

第三节 城外厢与码头市／364

第六章 杭州与中国近世的文化／368

附图：图1.浙江图

图2.西湖图

图3.九县山川总图

图4.余杭县境图

图5.杭州府城与北新关图

图6.西湖行宫图

图7.运河图

图8.城北码头图

图9.钱塘县境图

译者说明／383

四、历史时期京杭大远河的衰落及新生

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大力治理运河的同时，又大治黄河，黄、淮、运一度相安于时。及至乾隆后期，尤其是嘉庆、道光以后，疏于河工，使运河艰涩日甚一日。咸丰三年(1853)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北徙，冲垮张秋镇运堤，挟汶水走大清河至利津人海，安山以北运河遂涸。同治(1862－1874)年间漕粮改以海运为主，仅十分之一仍由河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粮全部改折，漕运停办，封建政府对于运河的投入和热情锐减，运河日趋残破。

民国初年，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河道犹存，但缺水断航，船舶早已绝迹。

天津至临清的南运河，因有漳、卫二河在临清注入，尚无断流之虞，虽有淤浅，尚可通行千担以下民船。

山东境内鲁运河，黄河以北一段，先前借黄济运，泥沙大量沉积，河床早已淤塞；黄河以南一段，水源尚较充足，但闸坝多已废圮，调剂水源已有困难，致使半数河道淤塞，剩下的另一半仅能勉强维持小型船只通航。

江苏台儿庄至淮阴的中运河，因有沂、泗、洳诸水作为水源，可通行民船。但夏秋之际，如遇洪水暴涨，冲毁堤岸，则航行受阻。

淮阴至扬州的里运河，所经为平原地区，湖泊广布，河网密集，水源较为稳定，千担以下民船自可畅通无阻，吃水较浅的汽船亦可往返行驶。

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除江苏镇江京口常受江潮冲击、浙江杭州钱塘江岸常受海潮侵扰外，其余河段水源丰富，可以终年航行无阻。

浙东运河也始终保持着通航状态。

针对其时京杭大运河的现实和面临的种种困难，民国时期曾对运河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整治。如：河北境内，民国7年(1918)改建南运河，马厂减河口滚水坝为减水闸。苏北地区除了多次浚深运河、修筑河堤以外，民国23年至25年(1934－1936)期问又相继修建了邵伯船闸、高邮船闸、淮阴船闸、刘老涧船闸。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沿途各地方当局也多次对河道、河堤进行了浚治。

民国24年(1935)，水利工作者曾提出治理运河方案，但民国政府鉴于各方面的原因，无力付诸于实施。

解放以后，浙江、江苏、山东等京杭大运河沿线各省，竞相对辖内各段运河进行了整治。1958年4月，国家批准了交通部提出的整治运河工程计划。京杭大运河从此又获得新生。

P28-29

读了池田静夫所著《运河之都——杭州》，感到这无疑是一本杭州研究者值得关注的著作，一般学术界也不妨对它进行一番浏览。但受嘱写《序》，开始当然作为一负担，这是因为近年以来为朋友们著作写《序》的事实在相当频繁，常常感到招架不住。记得往年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所撰《奚柳芳史地论丛》写《序》，曾把眼下各种著作卷首的《序》分成“官序”和“学序”二类。我在该《序》中说：“假使我有一官半职，事情或许易于应付。我读过一些‘官序’，总是说几句勉励的话，最后提出几点希望，千把个字就可算作一篇。而我不幸是个学者，索《序》于我的人，总希望我在学术上作一番探讨或评价，这样，我就不得不遍查资料，引经据典。有时候一篇《序》写上好几天，有时候一篇《序》写上万把字。写《序》已经成为我的一件颇感苦恼的差使。”不过这次为此书写《序》，心情有些不同。因为全书以杭州为核心，各章各篇都有引人人胜的特色。作为一个在杭州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显然有一种亲切感。执笔濡墨之际，思想上是比较愉快的。

记得1985年，我在国立大阪大学讲学半年，返国后曾写过一篇《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其中说到：“城市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我在文内举出上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历史城市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如山根幸夫、古贺登、斯波义信、梅原郁、秋山元秀、曾我部静雄、青木富太郎、佐藤武敏、平冈武夫、爱宕松男等，这中间如斯波义信和秋山元秀等，都曾多次见面，成了好友。

1985年以后，由于两次去广岛大学及广岛、九州等处的其他大学访问讲学，有幸结识了日本地理学界的元老广岛大学名誉教授米仓二郎先生。他是日本现代地理学的重要创始人京都帝国大学小川琢治教授的高足，和日本专治《水经注》学者森鹿三是同班同学，所以虽然他自己毕生以聚落地理学为专业，但对《水经注》也很感兴趣。和其他多数老一辈学者不同，他能说一口比较流利的英语。语言交流的方便(我的日语水平很低)，让他与我这个后辈一见如故，而且相处甚得。聚落地理学是城市地理学的基础，所以我得于他的确实不少。由于在创建的盛年时代中日关系尚未修复，他虽然热衷于中国而未能如愿，因而选择了印度，曾多次到那里访问讲学。1987年，他应邀到杭州大学讲学，前后讲出好几场，内容都涉及中国城市与印度城市的比较，让我受到很大启发，也是我能于1989年在广岛大学客座教授任上讲出《比较城市地理学》的重要原因。上述诸端都是为了说明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以及我与这些学者的关系。

在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城市研究中，除了对中国历史城市进行全面性的和综合性的研究以外，还特别关注若干历史文化名城，像西安、开封等，都有较大的兴趣，而杭州也是其中之一。我在日本时曾经读到过好几篇研究历史时期杭州城市的论文，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斯波义信的《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斯波所研究的中国历史城市很多，而特别钟情于浙江。除杭州外，还包括宁波、绍兴、萧山、湖州等等。1983年我在关西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任客座教授，他在国立大阪大学任教，承他几次挤时间到关西大学，并陪同考察大阪这个大城市。当时他告诉我，很有兴趣对我所在的城市杭州作一点研究。1985年，我应邀到国立大阪大学访问讲学。我们夫妇住在该校专家楼，而我的办公室则与他毗邻。斯波是我所交往的日本中年学者中英语最好的汉学家，由于语言和专业的关系，更促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整整一个学期，我们朝夕相处，相互切磋，确是难得的机会，他于1983年与我谈及的对杭州的研究，竞已于1984年在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发表。他是一位谦虚谨慎的学者，深恐论文有不妥之地，几次和我这位“老杭州”商榷。当时我在杭州高校执教虽已有三十多年，但对这个城市在南宋时代的不少问题实在还很幼稚。读了他的文章，让我很受启发。就与我夫人商量，请她在专家楼翻译此文，凡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向他请教。此文译成后也发表于《历史地理》。斯波细致深刻地分析了南宋杭州的生态分区，用六幅考证精湛的示意图，把当时的官绅区、军营区、补给区、经济中心区清楚地划分出来，并在图上标志了全城主要的宫观寺院和娱乐设施(瓦子和官酒库等)。这里应该指出，斯波对中国历史城市特别是浙江历史城市的研究中，具有最高声誉的一篇是《宁波及其腹地》(Ning po and，ItsHinterland)。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推崇此文：“斯波关于宁波城市的经济描述，在现有叙述传统中国城市的英语著作中，很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了。”我在他主编的这部研究中国历史城市巨著中译本《后记》中，还增加了一句：“我必须补充施坚雅的话，在我所见到的有关宁波城市的中文著作中，像斯波这样的论文也是凤毛麟角的。”但是这里也应该指出，南宋杭州是一个王朝的首都，是当时全世界的一座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为这样一座大城市作出许多学者所不敢问津的生态分区，在杭州的历史城市研究中，不仅值得称赞，而且也为历史城市研究者，开创了一种有前途的研究方法。

现在呈现在中国城市学者特别是对杭州历史有兴趣的学者们面前的，是另一位日本汉学家的专著，内容和篇幅，都要超过其他日本汉学家发表的成果。此书是从池田静夫的一种著作《支那水利地理史研究》中节译出来有关杭州历史城市的部分。节译本一共六章，而第一章的名称是别开生面的：《运河之都——杭州》。节译本以这个章名作为书名，确实恰如其分。杭州，正如作者引《吴郡志》的谚语：“天上天堂，地下苏杭”。作为一个历史名城，它可以冠上许多风雅和形象的称谓，诸如“休闲之都”、“丝绸之都”等等之类，但作者却着眼于“运河”。这虽然与全书名称《支那水利地理史研究》有关，但作者显然认为，在杭州的水利地理史上，举足轻重的是运河。这个节译本的六章之中，有五章都直接与运河有关，而在最后一章《杭州与中国近世的文化》中，可以窥及作者把这个城市称为“运河之都”的本意：杭州是依靠运河而发展壮大的。

对于这个节译本，假使我们逐字逐句地评论作者对许多运河的记叙以及他对杭州的发展历程和评估，我认为这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公道的。对于此书，我们应该从全书框架和作者的独特构思进行评价，不宜在他引用的文献资料和某些论点作细枝末节的议论。从另一方面说，此书出版于昭和十五年(1940)，作者当时还只是东北帝国大学的一位东洋史助教。而且尽管我经过多番查索，已经获得了他不少研究中国的著述目录，但是如我以下要说的，在日本学术界，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所以在这个节译本前面，我有责任为这位在日本学术界不受重视的学者及其著作说几句话。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起，先后担任过日本三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曾经多次到那边访问讲学，到过的大学和研究所超过20处。至于图书馆，例如东京，除了宫内省图书寮未曾进入外，其他著名和藏书量巨大的，从国会图书馆到即以收藏汉籍著名的东洋文库等等，几乎无所不到。对于汉学家们的著作，当然常加留意，却确实不曾看到过池田静夫的著作。除了我自己的仓卒疏忽外，池田在日本学术界的不受重视，显然也是重要的原因。我在日本汉学界有许多朋友，但彼此交谈中从来没谁提及过他。直到最近看到这个节译稿本，特别是由于译者嘱我写《序》，才引起我对这位在大学里职位低下而在学术界也不受人重视的学者有所注意。所以在受嘱写《序》之始就调查池田静夫其人。由于我至今尚有不少日本学术界朋友，通过电子通信和电话，对他作了多次查证。我的朋友们曾经查阅了《日本现代人物事典》(东京旺文社1986年出版)、《现代日本人名录》、《讲谈日本名人大辞典》(东京讲谈社2001年出版)等辞书，但均未查得池田静夫其人。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系金坂清则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钟狲君，为我做了大量调查工作，虽然获得的结果仍然不多，但基本上了解了此人为学过程的梗概。池田静夫于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校址在仙台)，获得东泽史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以后又到日本东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但此研究所在日本战败后即关闭，他以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我自己则通过历次从日本带回的文献目录如《国际交流文献编目》、《中国水利史文献目录》、《地理学文献目录》等，查索他的著作。获得其发表有关汉学研究论文20余篇和专著3种的著录，现在简列如下：

一、论文

图表省略

二、专著

图表省略

从上面表列的论文和专著分析，池田静夫在汉学研究中专攻中国水利史。地区范围相当宽广，北起黄河，南到浙江。从水利制度到具体的河湖水利设施以及与水利关系密切的农业等，都作过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查阅并引用了大量汉籍资料。在论文写作的基础上，他又加以组合成为专著。其中《支那水利地理史研究》是他个人的独著，此书有不少章节都是把他往年发表的论文加以修润而成的。他从1936年开始发表论文，1941年以后就不再有任何著述。现在我们还查不到他的生卒年份，钟狲君曾在电话中向我申述了他的猜测：此人可能在日本战败前物故。我赞同他的意见。此序写成后，又收到钟羽中君的电子邮件，他从龙国大学本点知生教授处获得一条消息：池田静夫是在1942年去世的。到底是死于战争、空袭，还是饥饿而死，不得而知。此人生年尚未查得，但只念死的年代已可肯定。

前面已经提到作者此书对杭州的“独特构思”。我不妨以全书开头和结尾作为例子。此书第一章开头就讨论运河出现前的杭州，他认为古代杭州有大片沼泽地，钱塘(按应作钱唐)古县治在北面的武林山麓一带。文章说：

“然而，随着人类的进步，出现了筑塘防水的治水技术，所以城市的选址，也可以从自然的制约中解放出来，杭州城也由此离开了昔日的山麓，移到平陆地区。人类社会由‘水的恐怖，逐渐发展到‘水的利用’时代，而杭州城就是城市迁移中的这样一种类型。”

在池田静夫的时代，人们对于第四纪东亚海进、海退的研究，显然不能和现在相比。正如顾颉刚先生认为禹的神话起源于会稽(越)一样。顾先生的理论当然是划时代的，但对于这一带发生的洪水，他也说不清其真正的来源，其实是第四纪全新世的一次海进，而这个地区的大片沼泽地，正是海退以后所出现的。我曾于2002年岁末应日本学术界之邀，到京都出席“东シ”都市形态上文明史国学术讨论会，宣读了《先秦与秦汉时期的杭州》的论文。拙文当然吸取了现代第四纪研究的成果，但其基础还是顾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研究。与池田静夫此书中的开头一段则是不谋而合。

节译本的最后一章是《杭州与中国的近世文化》，文章一开头就说：“现代的文化，即长江文化在历史上居于支配地位的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笔者认为，大概可以上溯到一千余年前。在讨论其具体的核心地点，以及生成这种文化的母胎到底在什么地方时，笔者认为，“那就是杭州”。在这方面，作者说了一句学者们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杭州就是近世中国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的摇篮”。

全章在末尾又一次强调杭州是长江之文化的核心的论点：

“南宋之后，继承它的元是蒙古人所建立的，他们将大都即北京城定为都城。不过元统治者并不能真正受到汉人的敬服，在当时汉人的心目中，都城依旧是杭州。那些不满元朝政治的一群文化人集中在他们心中的都城杭州，以此地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很大的文化运动，而这些起源于杭州的文化就逐渐向四方流传。后来，那些与杭州文化关系密切的文化人，逐渐分散到各地，成为地方文化的母胎。这些文化不断地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最终形成近世的中国文化。”

对于他认为杭州是长江文化的核心地点以及这种文化“最终形成近世的中国文化”等论点，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及的“独特构思”。我们当然不会随意肯定或轻率否定，但对于今后的杭州城市研究者，都是一种有益的启发，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

陈桥驿

2005年9月于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