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作者从事考古55年的各类文章。全书主要分成历史考古论述、考古调查、发掘报告、译文等四大部分，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在各种艰难环境下的学术成果和对考古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书中包含大量的图片和丰富的考古专业知识介绍，对于广大爱好者和专业人士来说，本书将对您大有裨益。

在我一生中，坚持认真学习，给我带来许多痛苦和不幸，但直到老年后，我仍然坚持着。当然这种认真也给我带来很多幸福和快乐。人生最大的财富是知识和技术，而这些都是从学习中得来的。我在自己一生从事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中，写了许多文章，并为国家发现了许多宝贵文物。能够写出这些文章和发现这许多宝藏，也是从认真中得到的，所以对此我一直坚持着。

自从1944年我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后，即向徐中舒老师学习先秦史和明清史，向冯汉骥老师学习人类学，向邓少琴老师学习川康史，向闻在宥老师学习民族史，从此开始了我对历史及考古学的兴趣。1949年，徐老师介绍我到冯汉骥老师担任馆长的四川省博物馆作研究助理员，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从事的文物考古工作。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筹办西南博物院，他们聘请了徐中舒、冯汉骥两位教授担任正副院长。在成都，徐、冯两位老师将他们教过的四个学生，带到重庆开始筹办。川大的学生有我、王家祜，齐鲁大学有沈仲常，华西大学有于豪亮，在重庆我们举办了西南文物展览。1951年秋天，在成渝铁路资阳段发现了被后人称为“资阳人”的头盖骨化石。恰逢此时，发现“北京猿人”的裴文中教授来到西南参加完土改工作团后，被西南文教部的部长留了下来。西南文教部部长请他去参加“资阳人”的发掘工作，因为“资阳人”头盖骨化石是从水中拿出来的，它的地层、年代不清楚，不经过正式发掘，这个重要问题就解决不了。裴教授就带了我们西南地区的六个干部去了。我作为西南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被领导派去了。在资阳黄鳝溪工作时，在我负责的二号坑中发现了“资阳人”唯一的工具——骨锥。

1952年，成渝铁路修通后，党和政府为了满足四川物资出川的需要，又开始了宝成铁路的修建。为了保护宝成铁路沿线的地上地下文物，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文教部派出了一个文物保护工作组，先去驻守沿线，保护沿线文物。我作为组员之一，被派驻在江油县马角坝。当时我背了被盖，沿着铁路线逢山爬山、遇水涉水调查了过去，发现铁路沿线的文物有很多。

1952年10月，西南文教部派我到正在修造的成阿公路(成都到阿坝自治州)调查保护征集沿线文物。那年我27岁。当我从灌县(现在改称都江堰市)走到汶川县时(当时还不通汽车)，汶川县政府为我找了一匹白马和一个马夫一道向理县进发。一两天后，当我熟悉了马的特性和喂养的方法后，我要马夫回去。之后到阿坝翻鹧鸪山到马塘，转到茂县，过当杆梁子都是我一个骑了这匹白马，奔驰在奔流的岷江边上及高高的雪山下了。我沿途穿过原始森林，看见倒在地下腐烂的数人合抱的大树。在理县，我从一个“雷公石”的传说里想到这里很可能有原始人的遗址和遗物，就骑着马沿着梭磨河追寻而上。我到茂县后，参加了在那里正在召开的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后，我翻过满山大雪、冰霜铺地的当杆梁子，在那里收集到一张几十年前的纸质红军标语，这标语后被北京中央军事博物馆收去在那里展览了。这次调查征集的文物，有53件石器和几件双耳黑陶罐及多件其他文物，并发现几十处遗址。我的《四川藏区孟董沟的磨制石器》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1955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西南博物院改成了重庆市博物馆。市级博物馆只有展览的任务，没有考古发掘的任务，我们这批考古人员就被调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了。1955年秋天，我们刚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不久，党员秘书郑建勋便将原西南博物院从成都羊子山发掘出来的大型古墓172号墓的全部文物资料交给了我，要我写发掘报告。经过几个月的整理撰写，我终于把它写好，刊在《考古学报》上，由于当时极“t左”思潮的影响，发表时只署了单位的名字。20世纪80年代，原来那个党员秘书写了当时的情况证明了此事，四川省博物馆加盖了公章。

1956年9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为了进行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派我与陆德良两人负责川西的几个县。每到一个县，我除将这个县的县志加以浏览外还到各个有疑问的地点中去调查。我们在崇庆县江源乡大庙调查时发现了一片有凤鸟花纹的瓷片，我知道这是一片古瓷，说明这是一个古城遗址。我们报请上级部门批准后，在这里开了一条探沟，在探沟中，我们在有凤鸟花纹瓷片的地层中，发现有宋代祥符、明代隆庆年号的小铜钱，下面就只有早期的白瓷片了。从这些白瓷片线索中，我们又发现了多个古城。当我们在邛崃调查十方堂的古窑址时，又在固驿乡发现有瓦窑山古窑址和尖山子古窑址。这后面的古窑，把邛窑的年代提早了几百年到南北朝时代，这就是《川西古代瓷器调查记》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就把建设三峡大坝的水利工程提上了议事日程，1957年上半年，四川省博物馆为了掌握三峡文物情况，派我率领一个工作组先赴长江沿线调查。工作组除我以外，还有袁明森和庞有林，共三个人。那年3月的一天，当我们调查组步行在忠县蟾井沟的长江边上时，我发现脚下一片陶片是红绳纹陶片，我知道这是远古的陶片。在这里发现它，肯定有来源。于是我们就顺江而上，一直追到一个古遗址边。在那里我们又发现了好几件石器，有石锄、石刀等。40年后，后来的考古工作者，根据我们的报告，深入发掘后，发现这是一处连续几千年的遗址，即著名的忠县蟾井沟遗址。

忠县蟾井沟遗址的发现，我考虑到这两岸可能还有更多的古遗址等待我们去发现呢!我们当时就决定由庞有林坐轮船先到前站去为我们小组打点饮食起居，袁明森走北岸，我走南岸沿江调查下去。后来在北岸发现了几个遗址，在南岸发现24个遗址。后来成为长江文化体系的巫山大溪文化就是在这次最早发现后，经过后来继续发掘才知道它是整个体系的最早线索。后来，我就以此次调查结果，写成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1957年下半年，我把《川西古代瓷器调查记》寄到《文物参考资料》，把《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寄到《考古通讯》。不久，我被划为“右派”。组织上就要我写信到上述两个刊物，请他们把文章撤下来。1958年2月，当组织上把我送去劳动时，《文物参考资料》就以我的名义把《川西古代瓷器调查记》刊出来了。而那篇《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却被扣了下来，两年后，我这篇文章就被另一人以他作执笔者的名字发表了。20世纪80年代，如前面所说，原单位那个党员秘书郑建勋写了当时情况，恢复了作者的事实，原单位的四川省博物馆盖章证实了这件事实。

1958年，我虽然被划为“右”派送去劳动，离开了文物考古工作岗位，但由于我十多年来一直在搞文物考古工作，对文物及考古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热情。所以当我在川滇交界的大关县铁路上劳动时，看见一件汉代铜釜被当地农民拿去当土罐装粮食、随时有被毁坏的可能时，我当即报告了当地的文化馆。不久我就看见他们派人来把它收去保存了起来。后几年，我在劳动中，利用我专门搞石工、木工、泥工及牙医的机会，继续着我在考古研究中的古建筑及人类学的研究。终于，我研究出根据古人的门牙及上颚高矮的关系，就可以勾画出古人脸型的轮廓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些红卫兵到处将优秀的古文化遗存破坏、烧毁。那年6月的一天他们到我家里，要将我珍贵的四川尊经书院版本的四史拿去烧毁时，为了以理劝阻这些幼稚的学生不要做这种毁坏优秀文物的行为，我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劝阻他们保护这些优秀文化，他们反而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最后我被打成反革命，被送去劳改5年。这是我第二次为了保护文物而受到的大灾难。

1979年党和政府在全国为了多年来蒙受冤假错案的人平了反，我也在这大潮中平反了，恢复了我的公职、工资和名誉。我先到县里一个中学教书。1983年回到了多年前我原工作的历史文物考古的研究岗位。我先在成都市文物处后、到成都市博物馆最后到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我回到文物考古工作岗位后，先发掘了成都市青羊区战国墓和凤凰山西汉木椁墓，后来又在方池街古遗址、小南街古遗址及指挥街古遗址及青羊宫秦汉古窑址进行发掘，都写出了报告并发表在全国性的刊物上。

另外我还写出了《从近年考古材料看古蜀史》、《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研究》及我参加“资阳人”发掘的经过及对“资阳人”的年代与重要性的研究等文章。现在我虽已到耄耋之年，仍身强力壮，继续从事着文物考古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