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在1993年到2003年间的文选，包括论文、书评、随记等。作者探究了人类学和历史学在中国乡土研究中的异同和合作，以及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乡土研究的发展过程和意义。作者阐明了人类学所关注的独特的历史范畴，并评介了中国田野研究中的诸多现象和观点，论述深刻又不失通俗易懂，是历史人类学及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的良好参考书，并可作为一般读者的人类学知识读物。

乡土研究是作者学术研究的主题之一，《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一书，集15年来作者发表的有关乡土中国的书评和札记，表述了作者对于乡村研究的成就与局限、民间文化研究中的“地方观”与“天下观”、乡村研究与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看法。

自序

序

1、乡村研究与文明史的想像

2、家·国·天下——《生育制度》读后

3、帝国政体与基层社会的转型——读《明清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4、村落姓氏与权力——威海资料偶得

5、家庭危机与公共权力——台湾一社区的生活史研究笔记

6、明清时期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来自闽南的个案研究

7、国家与社会关系史视野中的中国乡镇政府

8、“法”与民间权威——《权力与公正》序

9、“朝圣”——历史中的文化翻译

10、泉州学/跨文化研究/文化并存

11、从“天下”到“国族”——兼及“互惠理解”

附录：“在历史的垃圾箱中”——人类学是什么样的历史学？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理论是功能主义，而功能主义又分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社会结构功能论。两者对19世纪的进化论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人的生活有其永久存在并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复归的基质，从而不是受人类发展史决定的多变特质。不过，两位人类学大师对于人的生活基质是什么有不同的看法。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和社会形态富有多样性，但它们不是人的基本特质，因为人的基本特质是作为个体存在、具有基本共同需求的主体。这个观点隐含一个看法：由于人的需要主体性代表人性，因此现代社会才出现人文主义的回归。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则认为，人的基本特质是社会生活，即涂尔干所说的社会结构，需要不表现为个人的主体需要，它本质上是社会构建的需要。也就是因为社会构建的需要，现代社会才出现社会共同体的回归。①

原版于1949年的《生育制度》是在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争论背景下写出的。就我个人的理解，费先生之所以提出“生育制度”理论，原因是为了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社会结构论加以协调。“生育制度”指的是围绕人的生物个体的复制展开的社会制度建构。费孝通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是人自身的种族繁殖。但是，人的繁殖只是表面上看才是生物体的复制(或“再生产”)，事实上它是社会的复制。换言之，马林诺夫斯基的主体性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社会性是充分统一的，不存在超主体(超人)的社会，也不存在超社会的主体(人)。初看起来，生育完全是两性之间的生理交往的结果。但在事实上，两性的生理交往也就是社会交往。

生育的社会性首先表现在怀孕与养育的连续性上，这两个表面上分离的过程实际上都是在“家”的社会区位中展开的。进化人类学者曾主张，在“家”还不存在的时代，人自身的繁殖也可以进行，没有“家”的人身繁殖使原始人对“父”和“母”不存在确定的识别，而仅能够以广泛而混乱的社会类别来界定亲子关系。“家”是随着财产关系的私有化而产生的社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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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册文选，收进来的文章，有的是论文，有的是书评，有的是随记，零散地写于1993年到2003年之间的这10年。

文章论题不求一致，不过，有理由想象，《走在乡土上》这个书名，虽过于抽象，却大体能体现它们走过的历程和个人求知之旅中想接近的方位。一百多年来，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便开始思考乡土中国的诸多问题。在前辈的影响下，我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关注乡土人类学叙述的历史问题(而非历史本身)。在漫无边际的学林里，我的认识与体会发生了相互矛盾，但漫步给了我寻觅的机会，令我得知“乡土”与我们思考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距离是有的，但我不急着去衡量，只知道这之间有让我可以行走的路。这本文集，从一个角度述说了路中偶遇的事。

什么是“乡土”?这些文章中虽有了一些解释，但却没能解释清楚——我所做的仅是就前辈遗留下来的学术遗产和自己的研究说了自己这里想说的。而“乡土”这个概念，经费孝通及其他学者的阐述，已得到广泛接受。从费先生那本著名得无须再作脚注的经典《乡土中国》中，我们看到“乡土本色”是他的开篇。他的第一句就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社会不能不专注于“乡土性”，也就是不能不关注中国社会的“土壤”——农村及内在于农村社区的文化。然而，费先生的说法，却又让我想起法国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思想；后者指出，乡土是中国文明的基础，中国的文明脱胎于上古乡土的社会关系中，从它的性别关系和原始仪式中提炼出了最早的关系和礼仪。如此说来，谈“乡土性”，又难以回避这个基层上增长出来的复杂文化形态——“文明”。而“文明”，则也并非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的使用频率之多，使它的定义莫衷一是。耗费了那么些必要或不必要的文字，发现我自己理解的“文明”，与传统的“礼”和“教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传统”及社会理论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进程”等有关，而与今日话语中的“文明”关系并非那么密切。概言之，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指的是历史过程中脱胎于乡土的“上层文化”，疏离并凌驾于乡土之上，并为后者所接纳和抵御的复杂过程。

“走在乡土上”这句话里的“乡土”二字，可能也带有“家乡人类学”的意思(这里有几篇文章是论述我自己的“乡土”闽南)。可是，严格说来，“在乡土上”的意思，却应主要指与上述文明进程有关的过程；同时，它也应意指一种关注超越乡土的复杂历史过程——包括地方、家族和国家关系与“天下秩序”——的人类学思考。到底这双重的关怀应该说成什么?书的副题“历史人类学札记”也许做了一点补充。至于中国人类学家为什么要从事上述风格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我在其他许多著述中已做了一定说明，这里便不再重复论述了。这里突出“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仅是为了延续以往的思考，而我对这一思考的人类学背景，附录中的文字做了部分交代。

要声明的是，既是文选，它呈献给读者的文章，便都不是初次发表的，除了个别例外，它们已于不同时期用不同形式刊载过。

1．“乡村研究与文明史的想象”，系属北京大学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国家教育部“九五重大课题”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报告之一，报告使用了发表于《民俗研究》的座谈稿的部分内容，全文也将发表于课题报告集中。

2．“家·国·天下——《生育制度》读后”，摘自《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的述评“人与社会的再生产”，1997年第5期。

3．“帝国政体与基层社会的转型——读《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刊于《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l期。

4．“村落姓氏与权力——威海资料偶得”，刊于《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

5．“家庭危机与公共权力——台湾一社区的生活史研究笔记”，刊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编印的《中国家庭及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6．“明清时期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来自闽南的个案研究”，英文版刊于美国《清史问题》，1995年第2期；中文版发表于杨念群主编《时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7．“国家与社会关系史视野中的中国乡镇政府”，初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总第24卷；后收录于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

8．“‘法’与民问权威——《权力与公正》序”，作为序言载于赵旭东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9．“‘朝圣’——历史中的文化翻译”，部分刊于En el Camino：Culturay Pmfimonio，Jose Antonio Fernandez de Rotay Monter ed．，pp．43～56，Universidade Da Coruna

10．“泉州学／跨文化研究／文化并存”，刊于《海交史研究》，2003年总第1期。

11．“从‘天下’到‘国族’——兼及‘互惠理解”’，刊于《跨文化对话》，2001年第11期。

附录：“‘在历史的垃圾箱中’——人类学是什么样的历史学?”收入本书前，已提交2002年北京香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会议论文集(已作为正文收录于个人学术随笔集《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文章共计11篇，大致包括篇幅较大的论文6篇、书评和散记5篇。与这些文章相关的论述还有一些，但多已发表在其他集子中，这里收进的是其他文集之外的“多余素材”。在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我对部分文章的题目和行文做了一定修改；除此之外，则尽量追求保留文章的原貌，包括它们原来引文注释、译名等采取的不同方法(如论文的参考文献注、页下注和章后注)以及本来已发生的、现在无意或有意保留的错误。所幸者，所有文章性质都属于探讨性质，因而，它们的“临时感”和错误便并非全是坏事。

最后还应说到，个人写的文章，“知识产权”确实属于个人，但绝非个人的“独创”，而仅属于前辈学人及其继承者之间、学界友人之间交流的“礼物”。为了这个“礼物”的流动，启发和帮助过我的研究的许多学术前辈、老师、朋友、批评者和学生做了大量值得称道的工作，而对这些文章进行过审阅和修改的编辑，也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圈子”的成员。这些个人、论坛及机构，对文章的成文有不可或缺的贡献——虽然只有我个人应对文章所可能包含的错误负责。

作者

2002年12月17日星期二，一稿

一百多年来，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便开始思考乡土中国的诸多问题。在前辈的影响下，在漫无边际的学林里，我对乡土人类学叙述的历史问题的认识与体会发生了相互矛盾，但漫步给了我寻觅的机会，令我得知，“乡土”与我们思考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联系和距离之间，有让我可以行走的路。这里述说的，就是路中偶遇的事。

——王铭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