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辨伪的书，主要是对郭沫若的书信和书法作品进行鉴别。在书中，你可以看到市场上层出不穷的赝品伪作，其花样之翻新，手段之众多，伎俩之丰富，堪称前无古人。作者主要揭示了陈明远对郭老作品的伪造，他造了什么假、假在何处，以及他如何造假与为何造假，言之成理，论点有物为证。

前言1

第一章 郭沫若给陈明远的第一封回信1

一 郭沫若给陈明远第一封回信的前前后后2

二 何以证明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第一封信是在1956年而不是1953年6

三 1956年以前的14封信全是伪造的15

第二章 伪造和篡改从何时开始?30

一 “君子可欺以其方”30

二 1963年前的伪造和篡改33

三 《访谈纪要》和“书面证词”5l

第三章 郭沫若“手谕”的前前后后61

一 改变了努力方向使郭沫若的态度由热变冷64

二 一再提出难以满足的要求70

三 令人生厌的庸俗75

四 陈明远当时怎样解读“手谕”?80

五 关于退还“附件”及亲笔信85

六 1963年以后的17封信全是陈明远伪造的99

七 此后陈明远来信来稿全由秘书处理112

第四章 得手后更大胆地伪造和篡改116

一 在福建旅途117

二 “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119

三 早年留学日本的诗124

四 关于生曰礼物129

五 关于古史分期问题131

第五章 为《新潮》的署名权对簿公堂134

一 庭外调解的努力134

二 胜败的关键是一封信的真伪137

三 陈明远举出的物证不足采信141

四 1964年lO月信是伪造的143

五 被称为围棋中的两个“活眼”的证词15l

六 一审判决，不服上诉和撤回上诉167

七 终审裁定之后的翻案文章172

第六章 新天方夜谭“忘年交”176

一 六岁就结识郭沫若的故事177

二 童年就向郭沫若学诗的故事182

三 到上海码头迎接郭沫若的故事188

四 第一次到郭沫若家里的故事194

五 暑假到郭老家中讨论诗学的故事199

六 “先进事迹”的故事206

第七章 从笔墨官司看学术规范216

一 迟到的笔墨官司217

二 笔墨官司第一回合220

三 陈明远的年龄和他的红领巾229

四 王府花园与郭沫若235

五 为周尊攘先生鸣不平243

六 有意避开郭老秘书的谎言245

七 关于“天下公器”256

八 炒作“不求人知”和不停地装修自己258

九 赝品走俏的深层次原因269

第八章 浅议郭沫若书法作品的真伪277

一 郭沫若书法艺术278

二 郭沫若书法作品中的“双胞胎”现象282

三 郭沫若书法作品的市场价格289

四 从赝品探究作伪手法291

五 印章在辨伪中的作用293

六 捡“漏”的诱惑和买假的悲哀307

第九章 郭沫若书法赝品举例312

一 高价赝品313

二 流传海外的赝品340

三 双胞或多胞怪胎343

四 低水平“克隆”356

五 变换作伪手法的赝品384

六 另类赝品39l

七 存疑待考399

八 赝品泛滥的原因初探405

参考书刊408

第五封信，标明写于1954年1月20日，出处注明：“此信未发表过。据手稿抄件编入。”其中有：“你从日记本子里抄寄来的诗，我非常兴奋地一口气读完了。我要说我生平还不曾见到过这样纯净的天真烂漫的情怀。你说这些诗歌是你内心深处的秘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信任，把如此珍贵的秘密，向我开放。我体味到一种从未体味过的愉快。”“明远小朋友，我爱看你的诗，希望你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郭沫若生平还不曾见到过的这样纯净的天真烂漫的好诗，非常兴奋地一口气读完了。郭沫若这样爱看的好诗，郭办秘书、科学院办公厅的同志怎么会把这样的好诗退还给陈明远呢?就算郭办秘书、科学院办公厅的同志全都是“诗盲”，缺乏鉴别诗歌的能力，但郭沫若在回信中如此高度评价了陈明远的诗之后，郭办秘书、科学院办公厅的同志是绝对不会直到1956年还把陈明远寄给郭沫若的诗稿退还给陈明远的。再说，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同志直到1956年还把陈明远寄给郭沫若的诗稿退还给陈明远了，郭沫若又怎么能在1953一1955年间看得到如此之多、如此之好的陈明远的诗呢?没有看到陈明远的诗，又如何写回信称赞陈明远的诗写得好呢?

第六封信，标明写于1954年4月29日，出处注明：“此信未发表过。据手稿抄件编入。”信中有：“入夜，伏案编纂之余，读你的信和诗，在我是一种休息，一种享受。希望有空时常通信。”如果真有这样的好信和好诗，使郭院长得到“休息”和“享受”，郭办秘书和科学院办公厅的同志一定会优先送给郭老“享受”，绝不会退回可供郭院长“享受”的优质精神食粮。P16

这是一本辨伪的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郭沫若书信辨伪，其中包括某些“纪实”作品的辨伪；第二部分是郭沫若的书法作品辨伪，只限于市场上出现的赝品。

我之所以要写这种辨伪书，完全是责任感的驱使。深感眼下学术腐败，弄虚作假者大行其道，赝品走俏而辨伪学却没有及时跟进。学术界有识之士深为忧虑，纷纷呼吁：还学术界一片净土。

从两汉到明清，特别是在清代，辨伪学有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大批辨伪的成果和众多著名的辨伪学家，积累了丰富的辨伪经验。到了20世纪，具有新思想的辨伪学家辈出，经过他们的科学总结，使传统的辨伪学系统化、科学化了。梁启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我国科学的辨伪学理论的奠基人。根据演讲记录由弟子整理而成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是梁启超辨伪学的代表著作。该书不过十几万字，并非洋洋巨著，但其内容却十分丰富。用科学方法总结了前人的辨伪经验，涉及了辨伪学的各个方面。该书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分别论述了辨别古书真伪及判断古书年代的重要意义，伪书的种类，伪书的来历，辨伪学的发展，辨别伪书的方法，同时还揭露作伪者的动机，作伪的手法。这是我国辨伪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两篇，也有论述如何鉴别史料的丰富内容。

伪造名人书信，最早的可能是《李陵答苏武书》。在这封信中，边疆的凄凉，孤军深入血战到底的气概，以及述事、写景、叙情、说理，都有很生动的文字，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有许多名句，脍炙人口。这篇文章曾收入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通称《昭明文选》)。最早是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殆后来人所为，假称陵作也。”苏轼也认为不是李陵写的。其后不少人进一步论证，肯定了《李陵答苏武书》不是李陵所作。清初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又将此文编入《古文观止》。作为一篇好文章，虽然是假托李陵所作，但人们不是用来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而是作为文学名篇，历代传诵不绝，今后还将传诵下去。梁任公也说过，伪书有伪书的价值，我想这就是伪书的价值之一。

批量伪造名人书信的，应该算是《张之洞家书》，数量之多略逊于陈明远伪造并已公布流传的郭沫若书信。《张之洞家书》问世不久，就有人指出其为伪作。1929年王树楠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家书》的案语中指出：“文襄家书三卷，前两卷考其年代实不相符。文襄尊人春潭先生在贵州办贼，咸丰六年七月卒于军，时文襄年方二十岁。文襄同治二年癸亥成进士，入词林，距春潭先生之殁已八年矣，不知何以是年中式后有致双亲诸书。且文襄会试中式一百四十名，而致双亲第一书中言中进士第四名，名次不符若此，其为伪托无疑。但此三卷，实自其族中某人处得来，不解何故。今谨删去二卷，然亦无甚关重也。”王树楠辨伪理由已很充分，只是不够具体，伪造的张之洞家书仍在社会上流传，以假乱真。不少人误以为真，当作历史资料引用，为害甚大。

1996年，《张之洞家书》又由东北某出版社出版发行，对学术界的危害就更大了。河北师范大学秦进才先生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上，发表了《(张之洞家书)辨伪》一文。对《张之洞家书》中虚构人物、违反制度、时间混乱、编造履历、语言的时代性等方面的问题，加以考订，确证其为伪造。同时还察考了伪造者及传播源流。

《林文忠公家书》，系伪造林则徐的家信，数量甚多。胡思庸先生于《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发表《(林文忠公家书)考伪》，考证所谓林则徐的45封家书全系伪造。

至于近现代史中虚构的“回忆录”，更是不计其数。著名的如《李鸿章回忆录》，美国记者曼尼克斯主编，美国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13年出版。由《心香泪酒祭吴宓》引发的关于纪实作品不能虚构的呼声，更是引人关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发表的洪小夏《对金门战斗“三不打”的质疑与考证——兼论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及其考辨》，这是一篇严谨的考辨文章。但是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中，还有不少伪造的名人书信和虚构的纪实作品，被学术界的一些人不辨真伪，当作史料引用，甚至用一些虚假的材料得出一些有轰动效应的结论。这是当前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这些朋友的信条是：有用的就是真实的。

梁启超对辨伪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说明。他说：“中国人造伪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无论那一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经学有经学的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巩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借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功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

梁启超说：“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真是至理名言，他自己就坦承上过伪书的当。郭沫若也坦承上过伪书的当，他在回顾自己上当之后写的一段话，成了治学的名言：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①

祁龙威先生说得好： “我是在上当之后学会辨伪的。”②我认为这是经验之谈，表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历程和共同感受。

我在《评陈明远(新潮)一书及其他》一文的结尾时，曾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已向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出建议，鉴于陈明远肆意伪造和篡改郭沫若给他的信，今后在收集整理、编辑出版郭沫若生前未结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时，凡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包括1964年10月的信中所附《<新潮>后叙》一文，尤其是《新潮》一书，均应以郭老的手稿或郭办的抄件为准。陈明远个人公布的，如没有郭老的手迹或郭办的抄件为证，应一律疑为赝品，不予收录。

有人反问道：这是一视同仁还是专对陈明远一人?其实，答案在常识之中。当然是一视同仁，只要是伪造的郭沫若书信，都不会收入《郭沫若全集》，就像1929年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时一样，发现《家书》三卷中“前两卷考其年代实不相符”，断然删去伪造的部分，只将可信为真的部分编入《全集》。这和清人(及清代以后的人)将《李陵答苏武书》编入《古文观止》是不一样的。 《李陵答苏武书》虽非西汉李陵所作，但也不会晚于六朝，仍是“古文”，就其文采来说，确是一篇叹为观止的文学名篇，编入《古文观止》无可厚非。

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书信，是分批伪造，分批公之于众的。如果按作伪时间先后为序，共有五批。第一批据陈明远说是在1963年抄给叶以群先生的，共13封。第二批据陈明远说也是在1963年抄给周尊攘先生准备作为写报导稿用的，共17封，外加年月日不明的残缺者两封。第三批是以他哥哥的名义发表的，共9封。从第四批开始才是以他本人名义在《劫后诗存》中公之于众的，共40封，外加影印短信一封。第五批是在黄淳浩先生所编《郭沫若书信集》中公布的总共69封。当然其中有大量是重复的。迄今为止，由陈明远先以别人名义后以本人名义公之于众的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真真假假，总共是69封，外加一封内容极短的影印件，共70封。这70封信，绝大部分是伪造的。这个结论，不是凭知情人的回忆得出的。当然作为知情人，在郭沫若身边任秘书近十年，对我的辨伪工作是有帮助的。但是在本书中，不使用知情人指认真伪的方法，而是用我国千百年来积累的科学的辨伪学经验，用大量的原始资料辨别其真伪，特别注意用陈明远自己写的文字资料来证明陈明远作伪。辨伪学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功，我滥竽史学界几十年，对于辨伪学还是比较用心的。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说明一个简明的真理，不管作伪者怎样工于心计，总是有漏洞的。只要你用心防伪辨伪，就不会上当受骗。千万注意不要用假材料支撑自己的学术观点，以致损害自己的学术声誉。同时也希望把辨伪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以求得出科学的结论。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郭沫若研究者负责，也可为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

陈明远手中有大量的资料，据他自己在各种报刊上说，郭沫若写给他的信，总数在200封以上，而他只公布了69+l，还有100多封没有公布。据他公布的信中说，郭沫若的大门甚至是房门都随时向他敞开的，随时都欢迎陈明远到郭沫若家中去玩，可是陈明远恳切求见而被郭沫若拒绝的信至今还保存着。而且据陈明远说，郭沫若还告诉陈明远，要提防他身边的两个王秘书。所以陈明远是有意避开两个王秘书经常到郭沫若家中去玩的。郭沫若憋在心里的话，不能对亲属说，不能对身边的秘书说，只能对陈明远敞开心扉。这样，陈明远与郭沫若身边的任何一位秘书相比，甚至与郭沫若家属中任何一人相比，都是最具权威的知情人。一个自称经常到郭沫若家中去玩的人，惟一一次写到郭沫若家门时，竟然全部写错了，完全是想当然而却不然。真叫做“没有摸到门”。我们有理由说，自称常到郭沫若家中去玩的陈明远，实际上一次也没有到郭宅与郭沫若交谈过。

最后两章是郭沫若书法辨伪。辨别书画作品的真伪，一般称为鉴定，而鉴定的主要任务是辨别真伪，然后才是艺术价值、品相等等。本书对流传海内外的郭沫若书法作品，只辨真伪不及其他。故与书信辨伪放在相同地位，合称《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

我对郭沫若书法辨伪产生兴趣，是非常偶然的。1995年到郑州一家很讲究文化品味的大酒店，去参加该店举办的文化讲座。在讲座的间隙，主人拿出一幅用巨资购买的郭沫若的书法作品，纸本镜心，约两平方尺。并告知，有人说这是假的，问我的看法。这一下把我难住了。手头缺乏资料，又没有充分时间细看细想，即使看出真假来，也不好明确表态。于是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诸如一时看不出明显的破绽之类。第二年，我和几位研究天地会起源的学者，到福建沿海一带作实地考察。在接近一家博物馆时，同行的何龄修先生突然指着博物馆的匾额说：你看，郭老写的。我仰望了一下说：可能是集郭老的字，经放大作成匾额，有些走样了。后经主人介绍，这不是郭老写的，也不是集字，而是请一位学郭体的朋友写的。他还告诉我，文革期间，有好些人不参加运动(不愿参加、不敢参加或不被允许参加)，属于“逍遥派”。所谓“逍遥好，逍遥好，官不问，民不找”。成天写毛笔字，学毛体，学郭体，有人学得真不错。我的上述判断有对有不对。说不是郭老写的算是说对了，说是“集郭老的字”就错了。这是我最初接触郭沫若书法真伪问题。

当时我正负责一个社科院的重点项目，研究李自成结局问题。这个项目涉及一批文物，需要辨别真伪。一位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王育成先生告诉我，某地的所谓三级“文物”，那哪是文物?北京一些旧货市场就能找到。这引发我逛文化市场的兴趣，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城、报国寺，是我每周必去的地方。那地方真叫人开眼界，摊主们公开叫卖：新加坡的!问了一问，才知道是“新”、“假”、“破”的谐音。逛文化市场，对我顺利完成那个课题帮助不小。而且对我开始研究郭沫若书法作品的真伪问题，是一个重要起点。

有一天逛文化市场，发现一家摊位，有一幅署款郭沫若的书法作品，我大致看了一下，确认为赝品。问摊主多少钱，答以800元。估计经过讨价还价，400元可以成交。我对摊主说，我很喜欢这幅字，但没带那么多钱。摊主忙问，你带了多少?这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示意。我说了一个估计他绝对不卖的数字：“几十块钱。”摊主摇摇头，于是我跟摊主商量，你让我拍一张照片，给你10块，东西还是你的。摊主答应了。待我从提包中拿出照相机时，一位看客突然拿出800元塞给摊主，拿着那幅赝品消失在人群中。这件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看客对这种假货，却愿以800元买走。这个问题很快就找到答案。正是这幅赝品，不久就出现在一家拍卖公司的预展会上，估价为10000元。这件事，引起我的极大兴趣，也激发了我的责任感，此后我投入很多精力，学习郭沫若书法辨伪。北京经营中国书画的拍卖公司，凡有预展，几乎风雨无阻都要去看。有时也参加拍卖现场，观赏赝品的竞价，有的赝品，经过几十次的轮番竞价才落槌，我真形容不出我那时的感受。

这几年来，我把观赏拍卖预展，当作休闲的好去处，也当作学习的好地方。可以欣赏到很多毕生难得一见的国宝级的珍品，如米芾的《研山铭》长卷、怀素的《食鱼帖》、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卷等等，也可以看到一些足以乱真的赝品，而且不必买门票。还有画院老师带着学生，在那里评点优劣，也有古玩店的师傅带着徒弟，在那里现场教学，我就成了免交学费的旁听生。

我学习鉴定郭沫若书法作品，拥有别人并不具备的优越条件。郭沫若临池挥毫，我常在一旁服务，亲眼看他如何运笔，如何“逆入平出，回锋转向”，也知道他临过何帖，学过何体。阅览他的真迹也比别人多，经过这几年看拍卖预展和在互联网上的搜寻，我看到的赝品也比别人多。凭直觉，我能大体看出真假。我知道，仅凭直觉是不行的，要说出道理来，以理服人。我又从书本上努力学习前辈们鉴定书画的经验和理论，以及书画作伪的种种手法。

无论是书信辨伪还是书法辨伪，都不采用知情人指认真伪的做法，而是把辨伪当作一门学问，认真地研究。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从事这项工作。当前文化界、学术界，假东西太多了。李鬼走红，李逵倒霉，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我在实践中感觉到，书法辨伪要比书信辨伪困难得多。这几年来我的很大部分精力都用于书法辨伪。不但投入的精力多，投入的研究经费也多。投入大于产出，商家之大忌，但我不打这个算盘。从全书的篇幅看，书法辨伪少于书信辨伪，但投入的精力和经费，书法辨伪却比书信辨伪要高出几倍。在我的心理上并没有不平衡的感觉。

无论是书法辨伪还是书信辨伪，我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有些问题写信(或打电话)向专家请教，很快就得到答复；有些问题是朋友托朋友才找到答案的；有些难题是朋友指点迷津才得以解决的；有的朋友还向我提供了从海外搜集到的郭沫若书法作品资料。没有朋友们的帮助，肯定要走许多弯路，也许无法完成。我向所有帮助过和支持过我的朋友，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在研究经费上给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感谢谢宝成、翟清福、刘中平诸位先生抽空通读了全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感谢兰州大学出版社，用较快的速度，较高的效率，完成了本书的审读编校工作。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错误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王戎笙2004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