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聚焦“三农”、财经观察、探索与争鸣、官员论坛等四个栏目，作者们深入地讨论和分析了农村耕地、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商业银行改制、信用消费、国有资产管理、民营经济发展、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恩格尔系数的局限性、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政府失灵等热点和难点问题。每篇文章都力求寓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于朴实的语言中，说事与说理巧妙结合，娓娓道来，既为广大读者提供了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读物，也为政府部门提供了针对性很强的政策咨询。

本书植根于中央党校这块理论沃土，利用其特有的资源优势，在中央与地方、学界与政界之间搭建了三个全新的交流平台。一是学者与官员畅所欲言、相互借鉴、各取所长、相互启发的平台；二是聚焦经济现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学术平台；三是理论工作者为现实问题求解，政策执行者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升华的平台。本书的宗旨，就是“观察中国经济”，不仅观大体，而且察根本。立足中国国情，“谨思之，慎言之，笃行之”，直言改革中的矛盾，既条缕分析，回答“是什么”，又对症下药，提出“怎么做”。

热点聚集

中国教育的未来走向/3

乙酉中国金融变革时/10

改革与发展

2005改革攻坚的三个重点/23

地产发展考量政府调控能力/32

解读执政能力44

警惕“小股东”控制/56

探索与争鸣

能源消费：不能仿效美国/73

中国银行业并购反思/83

七问国企改革如何深化/95

让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107

短论两篇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经验/123

和谐与发展/129

区域论坛

东莞新一轮发展面临三大核心问题/139

调研报告

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新途径/157

豫东粮区：现状调查和改革思路/165

稿约

安全：以规模经营为重点

中国有13亿人口，“吃饭”的事举足轻重。因此，党和政府一直看重粮食安全；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意见纷呈。

不必细说学界的观点，大凡懂点经济的都明白，要保证粮食安全，无非靠两条：一是保护耕地；二是鼓励农民多种粮食。耕地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可再生，若不保护耕地，任其乱征乱占，粮食供给肯定要出事。但若保护了耕地，如果种粮食不赚钱，农民不肯种，那么粮食安全也是水月镜花，画饼充饥。可以举证两个数字：最近10年里，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时，粮食年产量达52252万吨，而最低时，则仅有43065万吨，两者相差8178万吨。可见，粮食供给状况，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息息相关。

无利不起早。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得让农民赚钱。前几年，政府为帮助农民增收，已推出不少措施。不过回过头看，这些措施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比如农业的产业化，鼓励农民搞农产品深加工。无疑，那些办加工厂的农户，的确是能增收的。但困难在于，加工厂不是每个农户都能办，大量的农户，仍只能种粮，办不起工厂，产业化的好处，他们分享不到。再比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让农民什么赚钱种什么。理论上说，农民自己调结构可取，但若是有政府出来掺和，就往往弄巧成拙。经济学有一个供求原理，说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调结构正是如此，比如早年东北有农户种中药材赚了钱，于是县里号召大家都种中药材，结果供大于求，价格一落千丈，农民赔得血本无归。可见，调结构，并不是政府的事。

近年来，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相继出台了一些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先是费改税，后是粮食生产直补，再后来是减免农业税。这些政策，对农民来说，都是百年难遇的幸事。可不幸的是，在政府为农民减负的同时，农资价格也水涨船高，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却让种粮成本给抵消了。农民增收有名无实，甚至有些地区还不升反降。据笔者在河南扶沟县的调查，2004：年农民种粮每亩政策性增收37元，但由于农资涨价，每亩比上年多投入40元，两相比较，每亩减收3元。更令人头痛的是，国家给农民的政策支持已基本走到尽头，农民要想再通过政策增收，似乎再也没什么余地了。

早在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说过：农村改革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为何要规模经营?因为没有规模经营，农民收入只能年复一年，原地踏步。现在农民人均耕地1.5亩，在这l亩5分地上，无论农民种什么，都只能温饱，不可能致富。要是有规模经营，比如让农民1人种20亩地，情形就会大有改观。按一亩地种粮收入500元计算，20亩就有1万元。这样，农民的年收入就基本赶上城镇居民了。如果1人种30亩地，农民的收入就能超过城镇居民。所以，耕地适当集中实行规模经营，是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是2l世纪农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

其实，推动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几年前就有地方在试点。不过，目前的流转，还仅仅是个起步，不仅流转面小，而且也不规范。这个问题的症结：一是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肯让地。因为进城打工有风险，万一在城里呆不住，他还得回家种地。宁可抛荒，不肯失土，毕竟土地是农民的饭碗，也是农民的保障。二是即使有人肯让地，但往往由于地价分歧，转让也是谈的多，成的少。比如在目前情况下，如果1亩地每年按低于300元的价格转让，那么农民就宁肯自己种。撒一把种子、广种薄收也有300元。而想接地的农民，若1亩地出价超过300元，则又因无大利可图，也可能不肯多种地。

解决土地流转的矛盾，眼下有一个可用的办法，就是改造农发行，让农发行担当起国家土地银行的职能。这个办法的要点，是土地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在办理土地存贷业务时，要坚持“高价存人、低价贷出”的原则。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农民将闲置或不愿耕种的土地存人银行；另一方面，是鼓励愿多种地的农民把土地从银行贷出。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土地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对推动土地集中有三大好处：一是促进土地流转从无序走向有序，有利于土地市场的规范管理；二是可以把过于分散的土地加以整合，成片地贷给种田大户，有利于规模经营；三是由于土地银行是国家银行，进城农民把耕地存人银行，既无后顾之忧，又可取得较高的回报，有利于解决土地抛荒。

成立国家土地银行后，土地银行实行耕地的存贷倒挂，那么，由此形成的资金缺口由谁填补?我的观点是，这笔钱应当由国家财政拿。因为粮食安全，不是免费午餐，要保障粮食安全，政府就必须付费。平心而论，所谓粮食不安全，并不是农民吃饭有风险，说白了，是城里人吃饭不安全。既是如此，要保障城里人的吃饭安全，那么就没理由让农民单方面地做出牺牲。合乎情理的办法是，由国家财政拿钱，去向农民买粮食安全。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对农民种粮给予补贴，就是支农、扶农，显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农民所得到的，原本就是政府应该支付的成本。

也许有人说，国家财政现在不宽裕，还没有那么多钱去贴补农畏。而我则认为，钱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视粮食安全。倘若大家有共识，把粮食安全摆到了重要位置，那么政府每年在作预算时，完全可以优先安排这笔资金。退一步说，如果真的是国家财力吃紧，那么政府也可通过开征粮食安全税来筹集。前面说过，粮食安全是城镇居民的安全，也是国家的安全，那么，政府向城镇居民征收粮食安全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岂不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善举吗?P.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