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贴近实际的教育生活，只有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教育科学才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到教育实际中去，作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是他(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学会调查是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本丛书《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收入的几本书所涉及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民族中学的特殊性，都是用质的研究范式去研究。学术性强，适合教育研究者及教育工作者参考用。

本书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之《学校生活中的教师和学生》。

本书通过对一所农村学校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具体展现了学校发展变化的历程，透视了学校生活中教师和学生的生存状态以及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语言通俗流畅，适合广人中小学教师和家长朋皮阅读。

序

第一章 学校背景：从镇中心小学到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

 一 “自主·合作-创造”办学思想的提出-

 二 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的整体构建

 三 校长负责制下的教师心态

 四 校长的苦乐人生

 五 学校里的人情冷暖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的教师和学生

 一 考试压力下的教师和学生

 二 小学实验班：学校的教改特区

 三 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的变化

 四 在师生互动中走向自主

第三章 不同学生的生存境遇

 一 好学生：备受关注下的个人境遇

 二 中等生：沉默的大多数

 三 “差生”：想成为好学生真的很难

第四章 教科研：教师的精神栖居

 一 在日常教学中改进教学

 二 教科研的实践追求

 三 营造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

 资料一 学科沙龙论题

 资料二 华士实验学校“十五”课题子课题申报指南

 资料三 华士实验学校国际部教师获奖情况(2003．9—2004．1)

 资料四 大力弘扬人文精神，积极营造精神家园——华士实验

 学校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校工作报告

第五章 不断变化中的学校

 一 三访华士的印象

 二 我们是学校的主人

第六章 研究者眼中的学校、教师和学生

附录一 我是如何开展实地调查研究的

 一 研究者的个人生活史

 二 研究过程

附录二 调查问卷

附录三 研究札记(10则)

附录四 学生来信摘抄

参考文献

后记

自主教育的开展

华士实验学校开展的“自主·合作·创造”教育的实验研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教育理论界开展的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在人们思想观念上引起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核心是人的因素，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需要唤醒人的主体意识，主体性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多方面的需求，就要培养主体意识强、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人才观的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奠基工程，要适应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就需要不断变革那些陈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教育理论界广泛开展“主体性教育”大讨论的同时，在我国发达地区的部分中小学也开展了“主体性教育”的实验研究。当时的华士实验学校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时代脉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自主·合作·创造”的办学思想，这在当时的农村小学是不多见的，反映了学校领导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开放的思想意识。

学校的教学改革首先是从小学起步的。主管校长吴辰是这一办学思想的提出者和积极实践者。吴校长出身于教师世家，在华士实验学校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充分体会到了自主发展的乐趣，学生时代广阔的社会实践活动锻炼了她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以后，她更是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体会到教学和创造的快乐。在担任小学校长期间，她大胆改革创新，以其突出的教学管理能力和工作业绩跻身无锡市“十佳”名校长之列。她还善于学习借鉴国内先进地区以及国外的先进教学和管理经验，并加以大胆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在我看来，她的办学思想是同她如何理解学生，如何理解学习紧密相关的。她认为，学生的学习应该是生动活泼、积极主动的，只有自主的学习才是有效的学习；学习不应是外在于学生自身的发展，而是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该充满着学生的欢声笑语，成为孩子们学习的乐园；而学生自主性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时空条件作保证的，学生只有拥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才能发展自主的意识和能力，否则学生的手脚被捆绑得死死的，哪里还谈得上自主?在升学考试的压力下，教师和学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同应试相关的各项活动中，根本谈不上自主的学习和创造，教学处于一种被动的应试状态，教师和学生的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这样一种教育现状是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更高需求不相适应的。基于个人成长经历所形成的自由、开放的学生观和学习观，就促成了“自主·合作·创造”的办学思想的提出。

一个好的教育思想和观念要想转化为现实，成为教师和学生实际的教学行为，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学校在推行自主教育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好与现行的升学考试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此，学校的改革首先从解放学生的学习时间抓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就提出了“把时间还给学生”的口号，通过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为学生创造自由发展的时空，把“创设发展时空，培养时代新人”作为学校的发展目标。他们认为，为了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校培养的学生应该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自主能力和创新精神，应该是关心世界、关心他人，既能参与竞争，又善于合作的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此，他们把学校的培养目标概括为“自主·合作·创造”六个字，并作为学校的学风，刻在教学楼最醒目的位置上，作为全校师生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并开展了“自主性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       P8-9

这套丛书定名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丛书的名称是在与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温玉川编审和王慧编辑反复斟酌之后才定下来的。名称之所以难以确定，是因为这套丛书有其特殊性。我建议出版这套丛书的原意，是想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用质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成果汇集出版，借以提倡质的研究方法。编入丛书的各册的共性是其研究方法，所以，无法援引编丛书的惯例以一个专题的名称作为丛书的名称，也不能以质的研究方法来冠名，因为丛书并不全面论述质的研究方法本身。最后，还是温主任出了一个好主意，称之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其好处是概括了丛书中几本书的共性：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作的质的研究；研究领域方面也有一致性，所研究的都是属于基础教育范围的教育问题。

编入丛书的几本书是几位青年学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的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篇博士论文是有其学术规范的，在论文的开始要论述课题的意义、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自己期望的创新之处，选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工作的进程等。这次出版时，这些部分或省略了，或压缩了，或移动了位置。这是因读者对象的不同而作的变化。第二，在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和论文评阅人都对论文提了不少意见。作者们都认真听取了意见，并研究了这些意见，这次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修改得好一些。第三，质的研究的成果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性的。有的论文写得比较早，论文中所反映的是当时学校、班级、教师和学生的情况，现在情况在变化，需要重新调查、补充新的材料，以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第四，有的以原有论文的一个部分为基础，加以扩展。总之，这几本书都是原有论文的补充和延续。

丛书既以质的研究冠名，在出版之际还需要对教育研究方法及质的研究方法作点说明。

研究方法对每门科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发展、繁荣和创新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教育科学以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目标是探明教育规律，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都是服从与服务于这一目标的。

研究教育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查文献，开调查会，发问卷，听课，与教师和学生访谈等等。如果把研究工作加以分类，则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或范式。“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的、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另一种范式是从人文学科推衍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的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这两种范式可以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的称之为理性主义探究范式和自然主义探究范式，有的称为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人们都认识到，这两种范式是有差异的，孰优孰劣时有争议。

其实，这两种范式都是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育研究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教育的历史非常悠久，自从有了人类就有教育；有了教育自然也就有了对教育的研究。最初的教育研究是教育者对自身教育经验的总结。在实践中，他们探索着应当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这种经验总结是零散的，可以见之于留传下来的各种典籍之中。这些经验的结晶不乏真知灼见，现在读来还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与教育的历史相比，教育学的历史是太短了。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独立出来是近代的事。当时，教育正在走向普及，教育制度正在形成，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事业，许多教育问题需要系统的回答。于是，一些先进人物试图“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探求“改良学校”的方案。这才有了系统性的教育学著作。后来，赫尔巴特和杜威等人则以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参照他们个人的教育经历，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经验，写成专著，系统地回答了学校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如教育目的、课程与教学、学校的德育以及学校的管理等。他们的著作成了教育理论的经典之作。

教育在进步，教育科学要发展，人们也就日益关注教育研究的方法问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相信：世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只要诉之于理性就可以发现规律，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的正确性是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加以验证的。科学实验成了科学研究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受此思潮的影响，教育理论界也就日益推崇教育实验，认为只有通过实验教育科学才能提高其科学性，使之达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精密的程度。用教育实验来研究教育问题成了一时的风尚。例如，新编了一本教科书A，就要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教科书A优于原有的教科书B。实验要选两个班级，一个是试验班，一个是对照班。这两个班的基本条件完全一样(如班级人数、学生水平、教学设施以及施教的教师及其使用的教学方法)，唯一的差别只是试验班只用教科书A，而对照班用教科书B。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再测试学生的学习成绩。如果试验班的成绩与对照班的成绩有显著差异，才能确认教科书A优于教科书B，才能做出推广教科书A的决定。

教育实验仿照的是自然科学的如物理、化学等的实验。实验前要有明确的假设(教科书A优于教科书B)，实验过程中要有严格的控制，排除各种非实验因素的干扰(两个班级的条件一样)，实验的结果是用数量来显示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学业成绩的比较)。教育实验的推行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使研究人员用理性的方法思考教育问题，也带动了教育统计与测量等学科的发展。教育实验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在推行教育实验的过程中，人们也感到教育现象是难于用实验的方法去进行研究的。首先是许多问题的解决很难在事先提出明确的假设。第二，实验的条件难以控制。所以，有的学生将教育实验按其控制的严密程度分为实验、准实验和自然实验。自然实验实际上已经很少控制了。第三，要测定教育成果、学生的变化相当困难。一是没有适当的测量工具，二是量的变化未必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未必能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评价教育时必然要涉及教育的价值观。这些是教育实验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教育实验盛行之时，教育理论界就有不和谐的声音，有的学者并不赞成教育实验。他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不能袭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界常用的研究是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一些学者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但，长期以来，教育实验一直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主流。记得我国在20世纪的80年代还曾提出过“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这样的口号。

质的研究的兴起与教育社会学有关。教育社会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边缘性的交叉学科，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教育问题。20世纪初，就有学者用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学校教育问题。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社会学的兴起促进了现场研究的方法，带动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质的研究尚处于教育研究的“边缘状况”。质的研究的突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当时，社会处于一种变动的状况，教育领域里发生了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如城市学校里的教育状况很不理想，许多学生“达不到学校要求”等。要探究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靠量化的研究方法、搞教育实验，显然是得不出结论的。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拨出专款，资助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结合起来，共同到学校里去作质的研究，观察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研究改进学校教育的方案。此后，质的研究方法才为较多的人们所接受，质的研究逐步发展了与量化研究相抗衡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

质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介绍这种方法，有一些研究生常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的是：

第一，强调整体性。主张质的研究的人都认为教育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具体性的。一个国家的教育是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联系着的；一个学校是一个整体，它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学校内部又是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班级也是一个整体，教师和学生也是紧密关联的。如果不从整体上了解教育，只关注教育的一个因素、一个方面、一个现象，就可能导致“失真”。因此，教育研究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所要研究的对象和问题。

第二，注重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或者实地研究，是质的研究的基本方法。它要求研究人员用相当长的时间到所要研究的学校、地区作实地的调查，要亲身体验所处的环境、亲切地感受所要研究的问题。为了全面地了解情况，要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关于现状的各种记录要同各方面的人员作深入的交谈。总之，研究人员要深入了解问题的历史、现状，切实地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而不允许只凭听取的汇报和介绍。

第三，要正确处理研究人员和被研究单位人员的关系。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研究人员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当然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学术观点，但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被研究的单位、人员，而是要虚怀若谷地、耐心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各种不同的声音，特别要从研究者的角度、身份去体会他们实际遇到的问题、困难以及成功的喜悦。研究的过程，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交流、讨论的过程。研究人员甚至可以由“旁观者”变成“直观参与者”，共同来解决问题。质的研究的成果是互动之后形成的共同的结论。

第四，用生动的叙述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质的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不同于教育实验的实验报告。它着重于用各种事实材料(如档案、文件、访谈记录、实际的观察、照片、录像等)展示实际的情况，叙述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以，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深描”，是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常人所共见的一些现象突现出来，引发人们的思考。

第五，研究人员所追求的目标不像量化研究的研究者那样要告诉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研究人员是想通过自己的描述帮助读者增进对教育现象的理解，从而使读者能从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于两种研究范式时有争议。在我看来，教育现象是复杂的，需要从多方面去探索、思考，教育研究方法是可以多元的。两种研究范式各有其利和弊，各有其适用的方法。教育现象中有的是可以量化的，可以用量的研究方法，也应用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已有了明确的设想，能够做出严密的控制，可以用教育实验的方法来证明研究者的设想是否正确。但是，不可否认在教育领域里确有不少方面是难以量化的。涉及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如教育的价值观、教育目的、学校文化等，就难以量化。涉及教育领域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教育管理者的关系、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等，也是难以量化。用量的研究范式去研究难以量化的问题，必然会曲解现实，凡属这一类的问题就应用质的范式去研究。

收入丛书的几本书所涉及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民族中学的特殊性，都是适合用质的研究范式去研究的。所以，我鼓励他们按质的范式去研究，也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出来，也希望读者能从他们的成果中得到一些启迪。

其实，我提倡质的研究范式还有另一种考虑。现在，国内的一些青年学者很喜欢作一种思辨式的研究，如根据某一种哲学思潮或社会思潮去推导出某些教育结论，又如根据某一种国外的教育理论或经验推导出我国教育改革应当如何进行。这些思辨可以启发思考，但它同教育实际是隔膜的，其结论的正确性也是有待检验的，未经证实的。我深感，教育科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贴近实际的教育生活，只有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教育科学才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到教育实际中去，作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是他(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学会调查是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我鼓励他们作质的研究也是希望他们能在实际中夯实学术基础、学会基本功。这是我对青年学者的期望。

在博士毕业四年后的今天，我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四年在人一生的生命历程中可谓短暂。当重新读起自己四年前的作品，竟然有一种强烈的事过境迁的感觉。四年的生命历程中，对世事变迁又多了一份感悟，对人生又多了一份沧桑感。在修改自己的论文时，虽然力图本着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当时当地的原则，但又不能不受到当下自己的思想认识的影响。于是，在面对过去的自己，面对历史的同时，就有了强烈的时空变化的对比和反差。试图重新回到过去，回到历史，但时间是不可回溯的。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时空的距离，才使今天的写作多了一份冷静的思考。如果说最初的论文充满着写作的激情，那么，今天的写作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思想认识的理性的思考。如果说，当初的自己带着更多的投身社会实践的激情来写作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今天的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来对自己的研究作一番理性的思考和批判，同样是非常必要的。在对论文的修改过程中，我始终游离于过去的自己和过去的记忆，以及今天的自己和更多的理性反思之间。无论是过去的激情还是今天的理智，我始终坚信不渝的是，我是带着激情和真诚，用自己的全部心血来写作的，写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论文本身，而是成为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研究方式，以及自己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该书作为自己的处女作，还显得非常稚嫩，但它却是自己走向学术研究和写作的第一步。正因为在写作时饱含着自己对投身社会实践，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改造实践的激情和热情，因此，研究才成为一种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以至在论文写作四年后的今天，当时在实验学校从事实地研究工作的一幕幕情景，丝丝缕缕的情思又重新浮现在眼前。

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决定走出自己熟悉的书斋，从事对教育实践的研究和探索，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尽管中小学的教育实践对于我来讲并不陌生，但是要从一个耳熟能详、司空见惯的日常教学活动中，写出一点不曾被别人发现的新的东西，又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无疑是对一个人的理论素养、实际工作能力、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全面检验。而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在当时崇尚学术规范化和理论化表达的学术场域，对于一位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的学生而言，无疑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就今天学术界的现状而言，仍然能够感受到当年自己写作时的那份战战兢兢。从这种意义而言，除了感谢导师给予我的学术勇气以及细致人微的指导之外，还得感谢华师大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对于完成这样一项研究任务，最初我是信心不足的。我有幸得到了导师金一鸣先生的首肯和支持，从研究计划的制定，具体研究工作的进展，他都详细过问。先生的治学态度、处事风格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将影响到我毕生的治学为人的道路。在当今人心浮躁的社会，先生教导我们不要急功近利，要踏踏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而先生本人是从不喜欢说教的，这些为人处事的道理，都是通过具体的一件件小事，靠我们自己用心体会出来的。在每一次与学生的讨论中，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听取学生的意见，为了使你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详细、完整，他还会给你提出一个个问题，启发、引导你的进一步思考。经常是在回答这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中，使你发现了自己思维中模糊不清的地方。这些谈话现在想起来，总会使我联想起苏格拉底与学生的对话。开始时我并不习惯这种学习方式，感到老师讲得少，从中好像没有学到什么。认为上课就应该老师讲，学生听。而先生倡导的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问题解决式的学习。学生感到有问题时，就开展讨论，没有问题就不泛泛讲解。其实，这才真正符合研究生层次的学习。开始上课时，我们感到紧张、茫然，不知所措，渐渐地从中好像悟出了些道理。这对我的思维方法的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教师要对学生产生影响，特别是像我们这些有过一定的实践经验，思维已基本定型的成年人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生所以能够影响我，是因为他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然后有针对性地加以指导，所谓“对症下药”。先生为人实在，对人，对己都非常客观、公正、无私，对学生如慈父般宽容、仁爱，坦诚相见。在他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渐渐地这也成了我为人处事的风格。正是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使我在基层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这段生活经历也成为我创作的源泉，成为生命历程中一段抹不掉的记忆。“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反映实践工作者的心声，成为我的一个美好愿望以及研究的价值追求。这一切都使我分外怀念在华师大，在导师身边的日子。也不断促使我把这本饱含着师生感情的书稿写得更好。

从作为自己研究和写作的源泉的角度，我对实验学校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验学校有着开放的胸怀，他们把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成绩、困惑和问题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一位研究者的面前，这对于盛名之下的实验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不仅给了我初次经历研究者角色的成功体验，而且在她身上蕴涵的生生不息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以及学校创业者们的精神追求，也成为我生命历程中不竭的源泉。作为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实验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从一顶普通的蚊帐，到一问独立的宿舍，一台从学校机房抽出的供我使用的电脑，都是由吴校长亲自过问和具体安排的。离开了这些具体而又细微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保证，我的研究工作也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同时，对于所有关心和支持着我的亲朋好友们，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这些感激不是虚饰，而是自己真切地体会到，在一个人成功的背后，其实是离不开许多人默默无闻地付出和奉献的。

更要感谢生活，给了我更多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对于我所选择的这条艰辛的生活和学问之路，我无怨无悔。学会理解与倾听别人，学会用感激的心态面对生活，是生活给予我的最大馈赠，也是这样一段研究经历给予我的最大收获。我将用自己不懈的努力来回报他人以及生活给予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