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贴近实际的教育生活，只有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教育科学才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到教育实际中去，作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是他(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学会调查是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本丛书《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收入的几本书所涉及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民族中学的特殊性，都是用质的研究范式去研究。学术性强，适合教育研究者及教育工作者参考用。

本书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之《民族中学现状剖视》。

广西乐业县民族中学在发展过程中儿度沉浮。作者以详实的材料为依据，从学校现状、民族文化、政策、课程及校长几方面对学校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追踪溯源，条分缕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引入深思，耐人寻味。

序

前言

第一章 民族中学印象

 一 民族中学与普通中学的共性

 二 民族中学的个件

第二章 熏陶壮族儿童成长的民族文化

 一 婚姻文化

 二 语言文化

 三 生活文化

第三章 民族政策的保障作用

 一 民族政策与民族中学

 二 双语政策与民族中学

 三 乐业县壮文学校

 四 乐业民中十六载

第四章 课程问题

 一 普通课程

 二 民中的双语教学

 三 非双语教育中的民族教育

第五章 校长的素质

 一 将壮文教学视为工作中心的民族中学校长

 二 取消壮文教学的民族中学校长

 三 新任民族中学校长

后记

生活文化

生活是人类生命和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不同的人群，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生活习俗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民族生活文化是构成自身民族的一个重要特性，作为年轻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也会将生长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生活文化带到学校生活和学习当中来。乐业县壮族和汉族在生活文化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服饰文化、节日文化和居住文化三个方面。

来到乐业的人，如果对乐业的汉话语和壮语都听不懂，但又想知道谁是壮族人，谁是汉族人，最为简单的办法是看服装。一般说来，穿得与外面的人服装不一样的人是壮族人，当然话又不能倒过来说，也就是壮族人不一定就穿得与外面的人不一样，尤其是现在，年轻的壮族人大多穿得比较流行，民族服装已经穿得不多，特别是那些壮族青少年。这时候，只有那些内行的人才可能一眼就基本上看得出谁是壮族，谁是汉族，即看脸型，看神态，因为同是乡下人，壮族人的脸上肌肉显得相对缓和，而汉族人脸上的肌肉则显得比较平直。

现在的壮族年轻人之所以较少穿民族服装，主要原因是几个方面，一是民族服装做工比较复杂，如果按照20世纪80年代的做法，从种棉花到织出布，然后再用自己种并制出的蓝靛染到做成服装，这个传统的工序和工艺既费时又费事。二是现在人们的经济能力比以前强，那些现成的现代服装只要花些钱，就能够省事。三是现在的年轻人认为穿现代服装才显得时髦，很多小青年常常油头粉面，西装革履，反而是那些小姑娘对民族服装钟情得多一些，当然了，她们也是一半是民族的，一半是现代的，上半身是右开襟的土布衣服，下半身是西裤，然后有的脚穿皮鞋，有的脚穿花布鞋。偶尔也能看到街上有穿前面中间开襟土布唐装的人，可能他们对民族的服饰情有独钟。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乐业县的壮族人很是为他们的民族服装而自豪，当时绝大多数的壮族人都穿土布唐装，并且乐业县的汉族人不会做这种服装，至少他们不能做出那图案多姿多彩的土布来，因此当时汉族人都以能与壮族人通婚而自豪，因为这样他们也才能也才有资格穿土布衣服，而中山装、西服和工作服等则又认为是吃公粮的人才穿的，当时街上也没有土布卖，于是绝大多数的汉族乡下人就穿用不是土布做成的“唐装”。P67-68

这套丛书定名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丛书的名称是在与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温玉川编审和王慧编辑反复斟酌之后才定下来的。名称之所以难以确定，是因为这套丛书有其特殊性。我建议出版这套丛书的原意，是想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用质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成果汇集出版，借以提倡质的研究方法。编入丛书的各册的共性是其研究方法，所以，无法援引编丛书的惯例以一个专题的名称作为丛书的名称，也不能以质的研究方法来冠名，因为丛书并不全面论述质的研究方法本身。最后，还是温主任出了一个好主意，称之为“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其好处是概括了丛书中几本书的共性：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作的质的研究；研究领域方面也有一致性，所研究的都是属于基础教育范围的教育问题。

编入丛书的几本书是几位青年学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的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篇博士论文是有其学术规范的，在论文的开始要论述课题的意义、综述已有的研究成果、自己期望的创新之处，选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工作的进程等。这次出版时，这些部分或省略了，或压缩了，或移动了位置。这是因读者对象的不同而作的变化。第二，在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和论文评阅人都对论文提了不少意见。作者们都认真听取了意见，并研究了这些意见，这次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修改得好一些。第三，质的研究的成果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性的。有的论文写得比较早，论文中所反映的是当时学校、班级、教师和学生的情况，现在情况在变化，需要重新调查、补充新的材料，以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第四，有的以原有论文的一个部分为基础，加以扩展。总之，这几本书都是原有论文的补充和延续。

丛书既以质的研究冠名，在出版之际还需要对教育研究方法及质的研究方法作点说明。

研究方法对每门科学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发展、繁荣和创新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教育科学以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目标是探明教育规律，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都是服从与服务于这一目标的。

研究教育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查文献，开调查会，发问卷，听课，与教师和学生访谈等等。如果把研究工作加以分类，则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或范式。“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的、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另一种范式是从人文学科推衍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的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这两种范式可以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的称之为理性主义探究范式和自然主义探究范式，有的称为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人们都认识到，这两种范式是有差异的，孰优孰劣时有争议。

其实，这两种范式都是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育研究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教育的历史非常悠久，自从有了人类就有教育；有了教育自然也就有了对教育的研究。最初的教育研究是教育者对自身教育经验的总结。在实践中，他们探索着应当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这种经验总结是零散的，可以见之于留传下来的各种典籍之中。这些经验的结晶不乏真知灼见，现在读来还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与教育的历史相比，教育学的历史是太短了。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独立出来是近代的事。当时，教育正在走向普及，教育制度正在形成，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事业，许多教育问题需要系统的回答。于是，一些先进人物试图“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探求“改良学校”的方案。这才有了系统性的教育学著作。后来，赫尔巴特和杜威等人则以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参照他们个人的教育经历，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经验，写成专著，系统地回答了学校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如教育目的、课程与教学、学校的德育以及学校的管理等。他们的著作成了教育理论的经典之作。

教育在进步，教育科学要发展，人们也就日益关注教育研究的方法问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相信：世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只要诉之于理性就可以发现规律，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的正确性是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加以验证的。科学实验成了科学研究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受此思潮的影响，教育理论界也就日益推崇教育实验，认为只有通过实验教育科学才能提高其科学性，使之达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精密的程度。用教育实验来研究教育问题成了一时的风尚。例如，新编了一本教科书A，就要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教科书A优于原有的教科书B。实验要选两个班级，一个是试验班，一个是对照班。这两个班的基本条件完全一样(如班级人数、学生水平、教学设施以及施教的教师及其使用的教学方法)，唯一的差别只是试验班只用教科书A，而对照班用教科书B。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再测试学生的学习成绩。如果试验班的成绩与对照班的成绩有显著差异，才能确认教科书A优于教科书B，才能做出推广教科书A的决定。

教育实验仿照的是自然科学的如物理、化学等的实验。实验前要有明确的假设(教科书A优于教科书B)，实验过程中要有严格的控制，排除各种非实验因素的干扰(两个班级的条件一样)，实验的结果是用数量来显示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学业成绩的比较)。教育实验的推行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使研究人员用理性的方法思考教育问题，也带动了教育统计与测量等学科的发展。教育实验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在推行教育实验的过程中，人们也感到教育现象是难于用实验的方法去进行研究的。首先是许多问题的解决很难在事先提出明确的假设。第二，实验的条件难以控制。所以，有的学生将教育实验按其控制的严密程度分为实验、准实验和自然实验。自然实验实际上已经很少控制了。第三，要测定教育成果、学生的变化相当困难。一是没有适当的测量工具，二是量的变化未必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未必能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评价教育时必然要涉及教育的价值观。这些是教育实验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在教育实验盛行之时，教育理论界就有不和谐的声音，有的学者并不赞成教育实验。他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不能袭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界常用的研究是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一些学者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但，长期以来，教育实验一直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主流。记得我国在20世纪的80年代还曾提出过“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这样的口号。

质的研究的兴起与教育社会学有关。教育社会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边缘性的交叉学科，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教育问题。20世纪初，就有学者用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学校教育问题。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社会学的兴起促进了现场研究的方法，带动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质的研究尚处于教育研究的“边缘状况”。质的研究的突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当时，社会处于一种变动的状况，教育领域里发生了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如城市学校里的教育状况很不理想，许多学生“达不到学校要求”等。要探究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靠量化的研究方法、搞教育实验，显然是得不出结论的。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拨出专款，资助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学家结合起来，共同到学校里去作质的研究，观察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研究改进学校教育的方案。此后，质的研究方法才为较多的人们所接受，质的研究逐步发展了与量化研究相抗衡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

质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介绍这种方法，有一些研究生常用这种方法研究教育问题。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的是：

第一，强调整体性。主张质的研究的人都认为教育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具体性的。一个国家的教育是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联系着的；一个学校是一个整体，它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学校内部又是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班级也是一个整体，教师和学生也是紧密关联的。如果不从整体上了解教育，只关注教育的一个因素、一个方面、一个现象，就可能导致“失真”。因此，教育研究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所要研究的对象和问题。

第二，注重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或者实地研究，是质的研究的基本方法。它要求研究人员用相当长的时间到所要研究的学校、地区作实地的调查，要亲身体验所处的环境、亲切地感受所要研究的问题。为了全面地了解情况，要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关于现状的各种记录要同各方面的人员作深入的交谈。总之，研究人员要深入了解问题的历史、现状，切实地掌握第一手的资料，而不允许只凭听取的汇报和介绍。

第三，要正确处理研究人员和被研究单位人员的关系。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研究人员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当然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学术观点，但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被研究的单位、人员，而是要虚怀若谷地、耐心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各种不同的声音，特别要从研究者的角度、身份去体会他们实际遇到的问题、困难以及成功的喜悦。研究的过程，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交流、讨论的过程。研究人员甚至可以由“旁观者”变成“直观参与者”，共同来解决问题。质的研究的成果是互动之后形成的共同的结论。

第四，用生动的叙述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质的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不同于教育实验的实验报告。它着重于用各种事实材料(如档案、文件、访谈记录、实际的观察、照片、录像等)展示实际的情况，叙述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以，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深描”，是把客观存在的事物、常人所共见的一些现象突现出来，引发人们的思考。

第五，研究人员所追求的目标不像量化研究的研究者那样要告诉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研究人员是想通过自己的描述帮助读者增进对教育现象的理解，从而使读者能从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于两种研究范式时有争议。在我看来，教育现象是复杂的，需要从多方面去探索、思考，教育研究方法是可以多元的。两种研究范式各有其利和弊，各有其适用的方法。教育现象中有的是可以量化的，可以用量的研究方法，也应用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已有了明确的设想，能够做出严密的控制，可以用教育实验的方法来证明研究者的设想是否正确。但是，不可否认在教育领域里确有不少方面是难以量化的。涉及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如教育的价值观、教育目的、学校文化等，就难以量化。涉及教育领域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教育管理者的关系、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等，也是难以量化。用量的研究范式去研究难以量化的问题，必然会曲解现实，凡属这一类的问题就应用质的范式去研究。

收入丛书的几本书所涉及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中教师与学生、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民族中学的特殊性，都是适合用质的研究范式去研究的。所以，我鼓励他们按质的范式去研究，也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出来，也希望读者能从他们的成果中得到一些启迪。

其实，我提倡质的研究范式还有另一种考虑。现在，国内的一些青年学者很喜欢作一种思辨式的研究，如根据某一种哲学思潮或社会思潮去推导出某些教育结论，又如根据某一种国外的教育理论或经验推导出我国教育改革应当如何进行。这些思辨可以启发思考，但它同教育实际是隔膜的，其结论的正确性也是有待检验的，未经证实的。我深感，教育科学是一门很实际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科学研究一定要贴近实际的教育生活，只有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教育科学才有生命力。青年学者到教育实际中去，作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是他(她)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学会调查是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我鼓励他们作质的研究也是希望他们能在实际中夯实学术基础、学会基本功。这是我对青年学者的期望。

从1912年第一所朝鲜族中学成立至今，我国的民族中学已经走过了九十多年的历史。在九十多个历史春秋里，民族中学可说是历经风雨，波浪式发展，时起时落。站在新千年的起跑线上，民族中学沐浴着新世纪的春风，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其发展前景不能不令人深思。

民族中学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学，她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基于种种历史原因、地理原因，她的发展又面临着经济的困境、政策的缺陷、社会软环境的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形势下，相对于普通中学而言，民族中学发展面对的困难要多得多。民族中学要发展，首先自身的内功要足，其次需要政策的保障，另外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这是我们在进行调查过程中所得到的结论。

在调查过程中得到了乐业县民族中学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全校师生和历届学校领导的良好配合，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恩师金一鸣先生的悉心指导，山东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室温玉川主任及王慧老师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此作者只能铭刻于心。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文章使用了一些学者的材料，虽然文中已经有所说明，但在这里作者还要再一次对他们深表谢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3年10月本书的选题就已经得到山东教育出版社的肯定，并将本书所属丛书“基础教育质的研究丛书’’定为重点图书出版计划。本书的相关章节使用了作者的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3届博士论文)《壮族儿童社会化研究——广西乐业县实地调查》中的相关材料。在本书稿的完成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作者的博士论文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并于2004年6月出版。在此作者只能对两出版社的厚爱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