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译序/001

第一部/001

第二部/129

第三部/236

通常人们总以为，小偷、凶手、奸细、妓女会承认自己的职业不好，会为此感到羞耻。事实恰恰相反。凡是因命运和自己的罪过而落入某种地位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不道德，他们总会对整个生活形成一种观点，有了这种观念，他们便觉得自己的地位是高尚而正当的。为了维护这种观念，他们本能地依附于那些承认他们已形成的有关生活和他们在生活中的位置的观念的人。如果听到小偷夸耀机敏，妓女夸耀淫荡，凶手夸耀残忍，我们肯定要大吃一惊。我们之所以会吃惊，无非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圈子和环境过于狭小，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不在他们的圈子之内。不过，如果富翁夸耀财富，也就是掠夺，军事长官夸耀胜利，也就是屠杀，统治者夸耀强大，也就是暴虐，难道这还不是一回事吗?我们看不出这些人歪曲了生活的概念，看不出他们为替自己的地位辩护而颠倒了善与恶的关系，无非是因为这些歪曲观念的人们的圈子过于庞大，而我们自己也身在其中的缘故罢了。

玛丝洛娃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也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她是一个被判苦役的妓女，虽然如此，她却在自己的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常常自我欣赏，甚至还在人前炫耀自己的身份。

这种世界观就是，所有的男人，不论年老的、年轻的、中学生、将军、有文化的、没文化的，无一例外地把同漂亮女人的性交往当作他们的最高享乐，因此所有的男人尽管表面上在忙着别的事情，实际上心里却只想着这一件事。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而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入。她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这十年当中，她无论在什么地方，到处都看见，所有的男人，从聂赫留朵夫和老警察局长到监狱里的看守，人人都需要她；她还没有看见也没有发现不需要她的男人。因此，整个世界在她看来无非是好色之徒聚会的一个场所，他们从四面八方窥伺她，想尽一切办法——欺骗、暴力、收买、诡计——来占有她。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理解生活的，依据对生活的这种理解，她非但不是微不足道的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人。玛丝洛娃十分珍惜对生活的这种看法，把它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不能不珍惜它，因为一旦改变对生活的这种看法，她就会丧失这种看法所给予的她在人群中的意义。为了不致丧失自己在生活中的意义，她本能地依附于那个由持有同她一样生活态度的人所组成的圈子。当她感觉到聂赫留朵夫想把她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她作出了反抗，因为她预见到，在那个世界里她将失去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带给她的自信和自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她根本不去回想她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以及她和聂赫留朵夫的初恋。这些回忆与她现在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因而已从她的记忆里彻底抹去，或者也可以说原封不动地埋藏在她记忆里的某个地方，紧紧锁起来，封起来，就像蜜蜂把那些糟蹋蜜蜂的全部劳动成果的螟虫(幼虫)封起来，不留一点儿出口一样。所以，现在的聂赫留朵夫对她说来，已不是当初她真心爱过的那个人，而仅仅是一个可以利用，也应当利用的阔老爷，她同他的关系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

“不，我没把最要紧的话说出来，”聂赫留朵夫一边随着人群往出口走，一边想。“我没告诉她，我要跟她结婚。尽管没说，可是我要这样做。”他想。

站在门口的看守，放人出去时，又从里外两侧伸手清点人数，以免有人留在牢房里，也怕有犯人混出去。这一次，他们拍他的背，他不仅没有感到屈辱，而且甚至没有留意。P98-99

高尔基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为自己所建造的三座纪念碑。”高尔基此论绝非河汉斯言，大而无当。从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文学来看，能与托尔斯泰比肩同声者，实无几人。托尔斯泰有如高山，令后世所仰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托尔斯泰以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登上俄国文坛，旋即引起欧洲文学界的注意，然而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托尔斯泰在欧洲文坛上却还不是一个叫得响的名字。一八七九年，《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的出版震撼了世界文坛，托尔斯泰小说的声誉从此鹊起，而后《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发表更使其专美于世，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丽篇章。

《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正如托尔斯泰此前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的情节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据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回忆，一八八七年六月，他到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向作家讲述过他亲自接触的一个故事。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被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个青年，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以前在一个阔亲戚家客居时诱奸的养女。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后来，这个女犯病死狱中，那个青年也不知所终。当时，托尔斯泰非常认真地倾听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这个青年和妓女的故事触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不过，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铁面无私的大书。

小说名曰“复活”，顾名思义，其中必有人“复活”。那么，“复活”的人究竟是谁呢?是聂赫留朵夫?还是玛丝洛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对此，评家众说纷纭。不过，细品全书，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恐怕更接近于作者的愿望。  聂赫留朵夫品性善良，且有抱负。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贵族特权深为不满，把名下的那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起初，他对姑母家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爱是真诚的。后来，他参军当了军官，军营生活却使他堕落成为一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诱奸了自己当初曾热恋过的姑娘。此后，他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法庭上遇见卡秋莎之前，他正与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同时又向一个贵族小姐求婚；此外，他已放弃否定土地私有的理论，准备接受母亲的大宗遗产。法庭上和卡秋莎的不期而遇，极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尤其是她被判苦役后发出的哭声，更是触动了他那似乎并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他痛悔过去的劣行，开始走上精神“复活”的道路。

为了赎罪，聂赫留朵夫多方替玛丝洛娃奔走上诉，并打算同她结婚。他对事物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到不满并持批评态度；对他曾想与之结婚的贵族小姐及其一家人的庸俗和虚伪心生厌恶；对他探监时耳闻目睹的专制制度的黑暗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的精神“复活”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从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认识，从对玛丝洛娃一人的同情转到对整个劳动阶级的同情。这时，他头脑中的贵族阶级思想逐渐为宗法制农民思想所代替。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土地被地主阶级所霸占。于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玛丝洛娃的上诉被驳回，聂赫留朵夫对统治阶级及其法律的本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他的精神逐渐“复活”，伴随玛丝洛娃踏上了去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遥远路程。

在西伯利亚的三个月，是聂赫留朵夫彻底醒悟的三个月。他最终认清了统治阶级吃人的本质，然而令他苦恼的是，他非但看不出任何可以战胜它的方法，甚至连怎样做才可以战胜它也不能理解。无奈之中，他拿起了《福音书》，不料却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摆脱苦难，惟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可惩罚他人，也不可纠正他人。聂赫留朵夫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的精神和道德“复活”了。

不可否认，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也有她自己的“复活”历程。不过，她的“复活”却完全没有聂赫留朵夫的那种赎罪的味道。当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时，她所“复活”的仅仅是她当初的那个清清白白的自我而已，她那时仍处于“堕落”之中。她习惯性地冲他媚笑，还索要卢布。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监时，特意向她表示忏悔，并提出同她结婚的要求，这一切引起了玛丝洛娃对往事的回忆和对他的仇恨；回忆的大门一经打开，玛丝洛娃便逐渐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苏醒过来。聂赫留朵夫第三次见到她时，她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聂赫留朵夫在日记中说她正在“复活”，的确不无道理。不过，玛丝洛娃的“复活”虽然始自聂赫留朵夫的㈠阡悔”所引起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但它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她与流放地的政治犯接触之后。她受到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的影响，学到了他们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尤其是西蒙松对她的发自内心的爱情，更使她意识到了人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她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不愿因此耽误他的前程而甘愿同西蒙松结合。少女时代的卡秋莎终于回归。她的纯洁的道德也失而复得。玛丝洛娃在精神上彻底“复活”了，或者毋宁说她得到了完全的新生。

毋庸讳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各自的“忏悔”与“宽恕”，双双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使其“人性”得以复归，这一切带有浓厚的“不以暴力抗恶”及“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味道；作为说教者，托尔斯泰自有其可笑的地方。然而，作家借聂赫留朵夫上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俄国城乡的阴暗面以及对宫廷、法庭、监狱和教会的抨击与揭露，却是他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这一切分明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确有其伟大之处。

较之为托尔斯泰赢得盛誉的《战争与和平》和有“艺术之神”称号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艺术性似有所不及。其中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在思想和哲学方面的追求与探索，其执著和真诚的程度，不但在俄罗斯文学，就是在整个世界文学中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他一生苦心经营自己的理想王国，试图为俄国乃至全人类提供一幅道德完善、社会改良的美好蓝图(蓝图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托尔斯泰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其实正是他的文学作品才为他的思想赢得更多的读者和崇拜者。尽管托尔斯泰有着思想家、宗教领袖、现代文明的批评者、“俄罗斯的良心”等诸般尊贵的称号，但他主要是一位艺术家，而且是少数几个攀上艺术顶峰的作家之一。不过，托尔斯泰似乎并未十分珍惜他作为艺术家所享有的极高地位和他文学作品的声誉，尤其在他后期，文学几乎成了他传达思想的工具，他甚至为了思想追求而否定自己的作品。正如美国作家豪威尔斯所说，托尔斯泰“用人类的良心代替了艺术的良心”。假若我们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它应当成为把握托尔斯泰后期一些作品艺术性衰弱现象的一个前提。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即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随着托尔斯泰世界观“激变”的发生，他叙事的倾向明显起了变化：一方面，试图从根本上探寻社会和道德的真理；另一方面，则渴望以他所向往的真正的道德生活替代不公平的罪恶生活。托尔斯泰后期叙事的倾向性也使其叙事的风格产生了变化；其实，托尔斯泰叙事的风格此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处在演变之中。即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在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内心的直接意识活动十分突出地出现于叙述的前景。作为描写直接意识活动最主要方法的内心独白，包含性极为广阔地跃然纸上，而作为内心独白“极端形式”的意识流也同时得到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期，托尔斯泰的叙事风格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托尔斯泰在此前的文学叙事中曾嫌普希金的心理描写过于粗线条和“光秃秃”，那么此时则转而强调研究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这个“宝库”和学习“普希金原则”的重要性。虽则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内心独白依旧蔚然可观，而意识流在其叙述上也迹近炉火纯青的境界。托尔斯泰叙事风格的真正改变，诚如上述，始自其世界观“激变”所引发的叙事倾向的转移。仍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中前期独领风骚的内心独白叙述退居次席，意识流几乎完全消失，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通过场面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叙述(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

《复活》作为托尔斯泰后期叙事中最重要的作品，以“外部表现、动作、行为、场面”表现内．心活动和心理叙述，自然成为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主要原则。于是，以细致展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见长的内心独白，便失去了它以往的辉煌地位。《复活》的叙事中已然找不见多种类型竞逐、意识全面展开的内心独自叙述，有的只是次数稀少、类型简化和长度缩短的内心独自，且大多出现于男女主人公，尤其是聂赫留朵夫的意识活动中。

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型主人公系列中的人物。他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与变化是叙事的主旨之一。托尔斯泰往往更多地以叙述者的直接心理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来表现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作者的独白、全知全能的作者的声音在叙事中起着决定性的和结构上的突出作用。然而，从人物心理真，实(托尔斯泰的叙事恰恰十分看重这一点)的角度而言，像聂赫留朵夫那样热衷于自我剖析的人物，他的内心活动中不出现直接内心话语则是不可想像的。不过，用于聂赫留朵夫身上的内心独白叙述，其运用场合及次数却颇有选择性和节制性。例如，法庭审理玛丝洛娃案件的二十几章叙事中，聂赫留朵夫自始至终皆在场上。当认出被审的女犯便是他当年诱奸的卡秋莎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即用内心独自的形式来表现：“‘这决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个女被告的脸，暗自想道，‘可是怎么叫柳包芙呢?’听到她的回答，他心里想。”此后的审理中，聂赫留朵夫还有两句内心独白。第十一章：“‘难道她认出来啦?’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感觉血直往脸上涌。”第十九章：“‘她认出来啦!’他想。于是，聂赫留朵夫身子缩成一团，似乎在等待着打击。”与玛丝洛娃的不期而遇，犹如一块石头，激起聂赫留朵夫心海中的层层波澜。再现意识活动的语言天地里，心理叙述占据了叙述的前台，内心独白似乎仅仅起着点缀的作用。但它无疑又是叙述中最为活跃的话语部分，或者换言之，最为活跃的意识层次，而且是聂赫留朵夫心理活动的直接展示。这种适时的心理展示，画龙点睛，为其叙述平添了生动之感。

玛丝洛娃内心世界的描写，是托尔斯泰的一项“真正的艺术发现”。她道德沦丧和“复活”的过程，同样是托尔斯泰的叙事主旨之一。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中显然缺少诸如聂赫留朵夫等贵族老爷们的那种复杂、多变、犹豫与反复的意识成分。但她的内心世界并非一片空白，“复活”后的玛丝洛娃身上闪现出动人的光彩。对于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托尔斯泰选择的叙述方法，诚如俄罗斯学者所说，“不是大段的内心独白和对话，梦，回忆，而是托尔斯泰本人所说的‘通过场面表现的内心生活’。”此处托尔斯泰所谓的“场面”，指的是动作、姿势、表情、眼神等心理活动的外显行为，于是内心独白似乎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其实不然。在一些必要的地方，作者并未回避这种行之有效的叙述方法：

“他在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喝酒说笑，我却在这儿，在泥地上，在黑暗中，在雨里和风里——站着哭。”卡秋莎想，停住脚步，把头向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

“判我刑的时候，我还哭了呢，”她说，“我真得终生感谢上帝才是。要不我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我现在知道的这些事。”  第一例出自第一部第三十七章。玛丝洛娃被判了苦役。那一夜，她久久不能入睡，想起了许多往事，惟独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而且在法庭上也没有认出他来。作者用倒叙的叙述方法向我们提供了她最后见到聂赫留朵夫时的情景：那天夜里。她便怀了孕，本指望他会顺路来一趟的，但他打来电报，说不能来。她决定亲往火车站见他一面。这是个秋天的夜晚，风雨交加。她跑到车站，刚刚从车窗里找到他，火车就徐徐开动了。她跟着火车走，聂赫留朵夫没有看见她。火车越开越快，她在后面跑，跑过水塔，风迎面吹来，吹掉了她的头巾，她还在跑。一个女孩叫她。她停住脚，于是便有了上引之内心独白，隔过三行叙述，又有一句内心独白：“等会儿再来火车——往车底下二跳，就完事儿了。”

第二例摘自第三部第三章。她每天和政治犯在一起，尽管行路艰难，但这些她从未见过的人们，为她揭示了她从不知道的各种生活趣味。于是便有了这段思想的直接表露。

就这两例内心独白在叙述话语的时间位置而言，两者皆出现于玛丝洛娃人生道路的转折点：前者是她精神的最初觉醒，她看清了车厢内外(实则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两个世界的对立，她从此不再信善，也不再信上帝。不过，在她当时的思想状况下，这一觉醒却导致她走向堕落，但这也是贫家妇女经常遭到的可怜命运：后者则是她的最终觉醒，是她在“新同伴”启发下获得的新生。其叙事功能已不言而喻。从这两个例子不难发现，对于内心独白的叙述方法，托尔斯泰此时已惜墨如金，只是在人物心灵变化的关键时刻才加以运用。至于内心独白的话语特征，则是十分口语化的句型和词汇，颇为符合玛丝洛娃的身份。

以上蜻蜓点水式的分析，仅仅涉及《复活》叙事艺术的一个侧面，但滴水中也可映现出太阳的斑斓。小说历经十年的惨淡经营，其叙事的完整与统一，浑然天作，而情节的集中，结构的紧凑，细节的细腻，肖像的生动，足见托尔斯泰对艺术的追求，老来更其精纯。  《复活》成书的那一年，托尔斯泰七十一岁。在世纪末的浮躁中，这位老人依然故我地在其精神世界中俯视俄国的社会，不辞辛劳地建造他的理想王国。他把自己的思想倾注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然而，一个七旬老翁，特别是“激变”之后的托尔斯泰那样的老翁与一个三十五岁的、喜爱声色犬马生活的青年贵族聂赫留朵夫，两者的心灵硬安在一起，不免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也缺乏客观的真实性。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毕竟作者夫子自道的色彩过于浓烈，现实生活中又能去哪里寻呢?而小说第三部的叙事，多次直接引用《福音书》中的道德说教，则尤为令人读之生厌。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削弱，自不待言。

虽则如此，《复活》作为托尔斯泰的“艺术遗嘱”，依旧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章之一。诚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言，《复活》较之其他作品，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直达心灵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