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思考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独特道路即“本土化”问题的文章的结集。在很大的程度上，书中各篇著述可以说正是为了有反思地继承中国人类学的历史遗产而写的。

书中的论述围绕的核心司题是“西学东渐”后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内容涉及人类学国别性与一致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人类学的“国家化”，及中国人类学历史遗产的“反思性继承”，作者认为与海外人类学一样，中国人类学有值得自己珍惜的学术遗产中国人类学的前辈对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乡土社会，对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等问题，提出过独到见解：新的人类学研究若无法与前人的论述联系起来便无以走出一条人类学的“中国之路”，而只能以各种名义(包括“与国际接轨”)使学科处于不断地自我贬低以至毁坏的状态中。然而，学术上的遗产继承，却又必须具有反思性的内涵为此作者在论述中反思了若干对中国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作为第七章出现的“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一文，既反映了作者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的双重评论，又提出一项克服内在矛盾的初步方案。

引言／1

一 在中国，看西欧：人类学的国别传统／1

  本土与域外／1

  大学与学科／5

  时间与他者／10

  学科与传统／14

  “文明”与“文化”／20

  一致与差异／24

二 学科国家化——反思中国人类学／32

  西方人类学的现代主义／36

  人类学与“中国启蒙”／41

  人类学的“中国化”／49

  “冷战”与人类学的进一步国家化／58

  国家与学科／67

三 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72

  民族问题／72

  吴文藻的早期论述／77

  民族与国家：问题意识／80

  “民族”：西方思想谱系／83

  文化的民族，政治的国家／87

  中国的道路／92

  多元与一体／95

  两个种类的文化／97

四 反思与继承——重访西南联大时期人类学调查地点／103

  从跟踪调查到再研究／106

  禄村：土地与仪式／110

  喜洲：地域崇拜及其复合结构／116

  那目寨：交换与“来世的福”／121

  “人文区位学”再思考／125

五 再读摩尔根《古代社会》：兼论其“中国化”／131

  美国人摩尔根／133

  人类学著述／136

  欧洲人与“原始人”／142

  文明的阶段化／146

  《古代社会》：批判与教条化／153

  “中国化”的摩尔根／165

六 居与游：侨乡研究对“乡土中国”人类学的挑战／174

  “居”的地方性与中心性／185

  “耕读”传统基础上的“侨乡”／191

  “双边共同体”中的游离与回归／199

  “居”与“游”关系结构中的“文化中国”／206

七 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214

  问题与理论／217

  上古的“天下”／230

  集权帝国与“朝圣”／244

  民族志的“天下雄心”／261

  历史中的文化／274

  为知识寻找世界观／285

参考文献／289

索引／312

费孝通先生曾以“开风气、育人才”来形容吴文藻先生的学术风范，他还特别提到吴先生在带动中国社会研究者基于西方理论的学习和反思，来走自己的道路(费孝通，1997)。《民族与国家》一文的发表时间，虽然是吴文藻先生的青年时代，但这种“开风气”的学术风范已经在文中充分呈现出来了。在1926年以前，人类学(或称“人种学”、“民族学”、“民种学”等)已被介绍到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及论述，也开始运用中国资料。但是，从19世纪末到1926年这30年间，作为理论的人类学主要是被作为社会进化的启蒙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发挥作用的，对于中国社会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大多为来自西方和“东洋”的海外人类学者所从事，中国人类学的翻译者尚未系统进人自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虽未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它在实质上可以说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

在《民族与国家》一文发表的时代中，同一论题已经受到了政治思想界的关注。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了“启蒙中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族”对于中国改造的重要性。到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如何在新时代开创一个民族自觉，确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时又成为政治理论界关注的要点。在引进西方国族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思想界并未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不同，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的自我建设面对着“中华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天下”观念。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观本来就是一个超越民族的文明体系，而19世纪以来这一文明体系虽然受到强大的外来挑战，但是却没有像其他文明和部落那样沦落为殖民地。20世纪初期的政治改造思想，必须面对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问题，也就是不仅要与中华以外的世界形成差异，在此差异中创造一个能与西方匹敌的、强大的主权国家，而且还要在国家的境内创造一种与“历史”完全不同的局面。然而，发源于欧洲、混同了文化与政治的民族国家观念，自身所带有的、激发民族间矛盾的特质，却也必然给转型中的“中华帝国”带来诸多的问题。为了在“中华帝国”的废墟上创造一个全新的国家，孙中山等政治家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运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建国方略”上，在文化上强调国家的一体化与公民意识的确立，即强调严复在中国启蒙时期试图开始言说的“群”(即指“社会”)的道理。这一“建国方略”的考虑，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涉及了“多民族国家”的观点(如“五族共和”观点)，但在理论上却忽略了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与传统“天下”观之下的多元族群与文化如何能与西方式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匹配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帝国”(empire)与“国族”(nation)之间的矛盾问题，是在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确立以后，尤其是在“抗日民主阵线”形成以后，经由人类学界在其对“边政问题”的研究中逐步正式推向政治思想界的(见吴文藻，1942；周星，1997)，而此前吴文藻在海外发表的那篇《民族与国家》论文，应当说是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①

在当今西方理论界，基于欧洲历史的经验，一些社会思想家认为，“帝国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演变，走过了一条直线的道路，这条道路实质上是一体化特征较强的民族国家取代传统国家(即帝国体制)的过程(参见Giddens，1985)。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家们在叙述自身对“改造中国”的看法时，十分关注传统帝国体制下“一盘散沙”的文化面貌如何以西方的“群学”模式来改造的问题。然而，问题是，中国政治改造的道路是否一定要采取民族国家模式?《民族与国家》一文的写作目的，正是为了对当时政治思想界民族国家主义的理论混淆问题进行人类学的澄清。对此，吴文藻开宗明义地说：

近来国家主义之团体，风起云涌，国家主义之鼓吹，甚嚣尘上，在今日之中国，已与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鼎足而峙，且于最近之将来，大有驾乎二者之上之趋势。因此，三民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似已稍起龃龉，三民主义者，以为民族主义，不与帝国主义及军国主义相混，故认民族主义优于国家主义。反之，国家主义者，则以为民族主义，系国家主义译名之误，欲顺言，必正名，故认国家主义优于民族主义。兹篇之作，非欲比较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二标志之优劣得失，亦非欲衡孙中山之民族主义，第欲舍主义而专阐明民族与国家之真谛，及二者应有之区别，与相互间应有之关系。②

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不仅是事实，而且已因之使学者承认，我们的志业是内在矛盾的。对国际学术面貌的认识，给人以理由去怀疑“学科本土化”(它常被用来指一些或许本来与学科毫不沾边的东西)；但阅读海外作品，又使人认识到，包括我爱好的人类学在内的学科，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身处于不同的文化中，而必定存在着不同的“当地特色”(特别是“国别特征”)。硬将非学术当成学术，流于随意主义，易成为非学术支配学术的借口，而硬将学术中的一种当成所有学术的唯一模式，则纯属学科教条主义。怎样在延伸规范学科的过程中不落入教条主义的陷阱?怎样在驱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不迷失于随意主义的云雾之中?

在问题的思考中，我忘记了“道可道，非常道”的古训，在自相矛盾中用文字记录下了一些事项。这里我以一种“不古”的方式将这些事项呈现出来，以期表露“书写”这些事项时的心态。“历史困境”(书中狭义方面指的是中国现代性与古代史的矛盾)是矛盾的背景，它既是过程，又是一种思索，无助于得出结论，有助于深化问题的讨论。我选择了其中7篇排列于此，以“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原为本书第二章的题目)为书名结集出版，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有用于现代中国学术史和人类学相关专题的研究。

7篇都是论文体的(但其中学说评介的成分也很高)。大体说来，第一章涉及的主要是学科背景，讲述的基本上是处理人类学国别性与一致性的“他山之石”，其中也有对国内人类学“中国化”论述的辨析。第二章，可以说是在阅读他人所著的中国人类学史基础上形成的，它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探讨中国人类学存在的首要问题，学科的国家化。这可以说是从“学术自主性”主张延伸出来的反思。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各写于不同时期，关注的要点也不同。不过，它们都共同关注中国人类学历史遗产问题，从20世纪初期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探索，到20世纪30—40年代田野人类学的兴起，从摩尔根理论及其“中国化”，再到20世纪末期“乡土中国人类学”的问题，不同的篇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对相互关联的历史过程的反思。最后的两章，可以说都是为反思对中国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乡土社会”概念而写的。中国人类学的相当一部分长期存在一种文化研究的“定居模式”，这种模式引导我们将中国这个本来流动性如此巨大的“天下”局限在小小的村庄社区中，使我们难以对中国人的社会流动性和文化超越性作出应有的表述。围绕侨乡和“天下”展开的论述，从两个不同侧面反思了“乡土社会”概念，并就有关问题铺陈了自己的看法。

文章都曾在个人之作或其他书刊中发表过，选择在此结集，有自己的考虑。这本并非专著的书，前后连贯的线索并不明显，结构安排甚至有混杂之嫌。但写这些混杂(或多线条)的文章时，我那一狭隘的思路不可能没有惯性。而如果要自我宣扬一点，如果要说这里有什么贯穿始终的论点的话，那么，我愿意说，那就是：与海外人类学一样，中国人类学有值得自己珍惜——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珍惜”指“有反思的继承”——的历史遗产。中国人类学的前辈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乡土社会，对于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等问题，提出过独到见解。无疑，新的人类学研究若无法与前人的论述联系起来，便无以走出一条人类学的“中国之路”，而只能以各种名义(包括“与国际接轨”)使学科处于不断地自我贬低以至毁坏的状态中，最终谈不上树立自己的“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书中各篇著述可以说正是为了有反思地继承中国人类学的历史遗产而写的。

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历史沿革”，书中的文章已给出讨论，这里我便不赘言。不过，有必要反复强调，对于中国人类学史中长期存在的涉及“中国化”的辩论，我的态度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我以为学科既存在于具有不同“民族精神”的国度里，它便自然地有“民族性”(ethnicity)，在中国如此(见第二章)，在西方如此(见第一章)，在其他地区也如此。从这个观点看，耗费过多精力在抽象阐述学科的“民族性”上，必要性似乎不大。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在其他述评中论及的“文化翻译”与“权力格局”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考虑到国人关于学科的“民族性”之论述多停留于口号，这里我又试图通过努力贴近“中国经验”来叙说这一“民族性”及其可能隐含的学术意义。

作为第七章出现的《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一文，既反映了有关学科史的这一双重感受，又不怎么明确地提出了一项克服矛盾的方案。我一直以为，建立一门健全的学科，需要清除局限研究者视野的障碍，而要清除障碍，学者便不能自诩把握了学术研究的金钥匙，而应在学术遗产中寻找问题意识。思考“天下”，使我们有可能在抵制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避免落人民族中心主义的陷阱。具体而言，这一思考涉及古代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历史遗产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矛盾，涉及以等级制为特征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向平权主义过渡过程中国家内部文化差异的现实问题，也涉及天下主义的世界观曾经提供的描述世界的模式潜在的对当今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启示。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思考，都可以说是从地方性研究(特别是村庄研究)的批判延伸出来的。

书中如有任何错误，我个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但这不表明这册文集里的论述完全是自创的。我要感谢许多教导、启发和帮助过我的前辈和同人，他们的名字大多已在被引用之时提到了。我也要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费孝通基金、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费孝通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这些机构有的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有的资助我在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过这些论文。《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年度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山东人民出版社等杂志或机构的编辑人员曾在这些文章的初次发表过程中对文章作过修订。在北京大学教学期间，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有几届上过我的课，课堂讨论对于这些论文思路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对于那些给予我信任的学生，我的感激之情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