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者述评西方人类学的成就与观点的十篇述评之作，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对于克服全球化潜在的文化威胁，世界格局变化促成的新东方主义与民族主义、族群与社群关系的张力，国家、现代性与社区生活的矛盾，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书中收录的10篇讲稿．是作者于1994年至1998年问记录下来的，其中7篇曾以“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为名于1997年结集出版，8年后在此再版补充了3篇，改名为“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书中收录的讲稿曾提交“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等学术研讨会，也曾用作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参考资科讲稿涉及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历史演变，比较集中地介绍了19世纪人类学向20世纪人类学的转变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思潮的基本特征。

引言／1

一 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从进化论到结构主义／1

  古典进化论与传播论／3

  社会学派、历史具体主义与心理学派、功能学派／11

  社会人类学、新进化论、民族学、结构主义／22

二 需要与社会：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再思考／34

  功能主义与结构一功能主义／35

  对功能主义的重新思考和理论更新／44

  学科本体的讨论／55

  结语／60

三 社会、文化与个人：“集体性格论”批判／62

  “文化与人格”研究／65

  “文化与人格”的批判与再批判／73

  社会、文化与个人／82

四 象征、实践与反思：“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93

  象征人类学／94

  结构马克思主义／97

  政治经济学派／99

  结构、实践与能动性／102

  反思人类学／104

  理论范式的多元化／107

五 文化的解释：格尔兹的诠释学探索／111

六 文化想像的力量：萨伊德论“东方”的表述／122

  萨伊德与《东方学》／123

  东方学的范畴和历史／127

  东方学的文化深层结构／131

  “本土化”、文化霸权、文化人类学／134

七 远方文化的谜：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139

  引子：远方的求索／139

  民族志与“文化科学”的建造／143

  文本学派对民族志的重新思考／147

  实验民族志的“艺术”／153

  民族志的“面具”／158

  附录：传媒时代人与文化的新视野／161

八 文化翻译中的“诱”、“讹”与“化”／173

  翻译与文化翻译／173

  文化翻译中的“诱”／175

  “诱”一“讹”结合的文化误解／181

  关于文化的“化”／189

九 从异域回归本土：文化批评、萨林斯、布迪厄／191

  西方本土文化的批评／192

  西方经济的符号解读：作为文化并置者的萨林斯／197

  人的实践及其可沟通性：布迪厄的追求／205

十 “文化遗存”的启蒙：两篇文章的两种观点／222

  费彻尔和马尔库思的文章／223

  萨林斯的文章／233

  读后的一点感想／244

参考文献／247

索引／257

20世纪人类学学说史大致可以分为60年代之前与60年代之后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人类学理论从古典进化论经一系列批评转变到结构主义，其理论脉络十分明晰，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被统称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代，但这一时期理论阵营的分化日益严重，学界对其发展脉络至今尚无共识。

1984年，奥特纳(Sherry Ortner)发表一篇有关学说史的论文，对6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理论加以评论，提出了一些引起关注的论点(Ortner，1984：126—166)。但是，由于她把视野限制在60年代之后，因此没有对古典时代(19世纪)以来的理论进行全面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颇有片面与褊狭之嫌。而奥杰(Marc Auge)在他的论著中则提出一个令人容易接受的观点，他为我们指出，要了解当代人类学的潮流，而不对原有的理论库存加以整理是不可能的(Auge，1979：1一14)。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百余年，是人类学发展的重要时代。在这跨世纪的几十年中，人类学建立独立的学科地位，相继出现了不仅在本学科而且在整个社会科学和哲学界具有相当大影响的大师，培养了几代职业的人类学研究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学说，对人类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概念进行了系统化的讨论。

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段的人类学理论分为四个阶段：

(1)19世纪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

(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8)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

(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50年代后期；

(4)60年代。

在上述各时期，人类学的理论在不同时期总有某几派占学术主导地位，使人类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不得已要用某一学派的名号来界定自己的认同。具体地说，在19世纪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最为流行的理论先后为英美进化论(evolutionism)和德国传播论(diffusionism)；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法国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年鉴派为主流，在英国以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结构一功能主义(structural一：funct，ionallism)为主流，在美国以历史具体主义(historical palticularism)和心理学派(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为主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50年代后期，出现了理论的重新思考，出现了冲突论、过程论、新进化论与文化生态学、结构主义(strncturalism)、苏联和中国的民族学派。如果我们可以把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称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时代”的话，那么了解这个时段的人类学理论流变无疑是十分必要的。①

8年前，我发表一本有关西方人类学思潮的小册子——《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它的印数很小。同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行了我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印数相对多点。两本书的内容和格式有所不同，但编写宗旨都是用中国话来评介西方人类学的成就与观点，为国内学习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学生提供方便。前者叙述对一般人类学有比较大的影响的论著，后者则评介西方人类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时提出的看法和面临的问题。两本书都属于学术性质，但并非是研究论著。我从10年前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人类学课程，同时又在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下，进行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综述和整理。这些述评式的讲稿，以述为主，以评为辅，是在备课笔记和为了课题研究而写的综述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它们未能做到对所涉及的理论进行深入解析，只是从一定的侧面，以有限的广度，概括思潮变动的时代性特征。因这些述评系统性不足，我便不敢称它们为“教材”。不过，要是说它们综合起来能形成某种类型的教程，则也并不为过。

在过去的8年中，蒙一些同人不弃，我所编写的诸如此类的笔记和综述被一些高校人类学教学科研单位列入授课或考试参考书目；而据一些善于鼓励同人的朋友说，对于一些研究课题，这些述评也曾起到过一点“启发”作用。我想，无论是入课程的参考书目，还是曾“启发”过某些研究，事情都完全可能出于偶然。然而，对个人而言，无论怎样，在初版8年之后重刊旧作，还是值得的事。

修订后书名改称“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其中的“讲”字，恢复了这本书的原来面目。书中收录了相关述评10篇，它们都是在1994年到1998年间记录下来的，当中有7篇是旧版的内容。8年后重校旧作，过程中我作了简单的文字修改。此外，我还从过去写过的一些文章中选择了内容上有补充意义的篇章(这些也曾在其他文集中发表过)，作为第五、第八和第十篇增补于此。讲稿中的两篇(第二篇和第七篇)，于1995年夏天提交北京大学召开的“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作为讲座的稿子发表，其他篇章的初稿形成于不同时期，大多也可以说是备课笔记。

旧版的引言有唱高调之嫌。它提到了发表的意图，并说，这本书“试图对30年来(从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人文表述者提出来的一些有关文化、社会、人的描写问题进行讨论和解构”(旧版“引言”，第l页)。现在看来，说“讨论”还算贴切，但“解构”二字，则实在有夸大其词之嫌——讲稿至多就是“评介”。至于书名的意思，我也提到，“人类学自称为‘人与文化的科学’，事实上它仅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独特表述路径，并且深受其所处的文化和权力格局的制约。把本书称为‘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意在对这一学术反思有所强调”(同上)。具体而言，书的前三篇谈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思潮。第一篇的写作目的有二：“一是把后六篇的讨论框定在更具历史深度的线路中，二是使读者对人类学的基本发展情况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同上)关于其他两篇，旧版“引言”也解释说：“第二篇论文力图把功能主义及其后人类学主流分科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贯穿起来，对本(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一些重要理论方法讨论加以前后的联想和评论，力图在理论转变的研讨中说明传统人类学的局限性以及新的理论取向的基本定位。第三篇论文的本意，是通过对人类学的‘集体性格’理论的批判，体现这一学科的本质性问题。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人类学表述和分析方法的问题并非简单地是‘集体性格论’本身，而更广泛地牵涉社会和行为科学的社会文化决定论和心理动力学决定论的争端，它是一些后结构主义论辩的要点，其起源则可以推及早已存在的‘集体表象’——‘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论争。从而，我便把论文写成对社会、文化、个人之间关系分析的评论。”(旧版第2页)

旧版的第四篇后的各篇，本意是为了从局部反映“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时代’人类学的一些问题”(同上)。为了体现现代人类学向后现代人类学的过渡过程中象征人类学思想的重要性，新版加一篇集中介绍美国文化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学派的述评。后面的三篇(新版第六、第七及第九篇)则介绍了30年来人类学思潮的情况，其中一篇书评，通过对萨伊德著《东方学》一书的解读，体现出世界权力与文化格局对人类学的文化描写的深刻影响，从而把西方人类学的思潮放在知识／权力的框架中评论。接着的一篇，评论的是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反思人类学运动中，文本学派为了克服西方人类学本身的弱点所作出的新抉择及其局限性。后面一篇则涉及西方人类学在人文表述的危机中对“异文化寻奇”的反思及由此推动的“回归西方本土社会研究”的潮流。第八篇是新补充进来的，涉及的问题是“文化翻译”，也是所谓“反思人类学”的组成部分。第十篇也是后来写的，谈到两篇关于文化与变迁之间关系的文章，它们从相反的角度表达了人类学对于“全球化”的探索。

写作这些讲稿时的一点感受，旧版“引言”也触及了：

正如学界所熟知的，人类学的原本主旨是对“他人文化”(other cultures)的探索。在本(20)世纪之前，来自西方社会的人类学者广泛收集非西方文化的资料，试图理解人类的本性与人性的起源与进化。由于当时西方人类学者受殖民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制约，他们列举人文类型的目的在于说明西方文明是全球文化的最高境界。可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转折期，人类学界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反省。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Frazer)对现代理性的局限提出批判，指明以往人类学者误以为是“原初状态”的蒙昧与野蛮文化带有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浓厚人文主义色彩。德奥传播论者更加进一步地指出，进化论掩盖的可能是当代文化是古代文明流变蔓延的事实。本(20)世纪前期，欧洲社会与民族矛盾积累到不可和平解决的程度，于是爆发了世界大战。处在这种情境下的人类学者体验到“本文化”的内在困境，里弗思(william Rivers)、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作出了到“他人文化”的田野中去寻找功能整合的和平社会与文化模式的抉择。在北美，对种族主义的反省引导了波亚士(Franz Boas)等一大批人类学者走向本文化批评的道路。

在20世纪的尾声、21世纪的前夕，当代人类学者面对的是一个与经典人类学大师所处的年代不同的问题。但是，他们在近一个世纪前作出的反思对今日依然有参考价值。我们的时代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世界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欧美文化霸权的东移、社会变迁所引起的族群关系与文化冲突、民族一国家与现代性的不断强化对社区生活的冲击。在这种多种冲突和文化困境的状况下，本(20)世纪数代人类学者逐步积累下来的跨文化理解论、文化相对论、主位研究法及学术自主观均值得重新评估与思考。这一系列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克服全球化潜在的文化威胁，世界格局变化促成的新东方主义与民族主义、族群与社群关系的张力，国家、现代性与社区生活的矛盾，均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旧版第3-一4页)

1日稿发表多年了，人的认识不可能不发生变化(我的一点观念变化，反映在有关结构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西欧人类学传统的文章中，因这些文章属于另一风格，故不收录于此)。不过，上面提到的对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期待，则没有太大改变。

百年来，对于西方人类学理论的介绍，国内人类学前辈和同行费了大量心力。1949年以前，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对英国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介绍，杨堃等对法国社会学派的介绍，蔡元培、陶云逵等对德国学派的介绍，凌纯声、林惠祥等对传播论、历史具体主义和进化论的介绍，文风朴实，资料翔实，眼光敏锐，具有学术高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1949年以后，内地对于进化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介绍、引用和发展，其集中以至单一化实属史无前例，而港台地区人类学家如李亦园等，对不同时代、不同西方人类学流派的介绍、运用和评论，表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学术气象。20年来，随着西学的重新开放，内地在翻译和介绍西方人类学理论方面继续做了大量工作。这里提到的一些新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已在吴文藻等老一辈人类学家的述评之作中涉及，而这些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更是花费了大量精力对它们进行翻译。我写作这些讲稿时，在解释人类学、东方学、后现代主义、历史人类学等方面，还没有完整的中文译作，这些年在一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它们的代表之作已刊出不少。好的述评需要将自己的陈述与各种学术遗产联系起来。因个人条件所限，在这一方面，我在本书中并没有做到本来该做到的。这一缺憾的存在表明，该做的事情还很多，在我们这个时代，个人所能尽的是绵薄之力，而学科要完成的任务依然巨大。

最后要说明的是，讲稿少数是1986年参与国家教委“人类学研究”项目(陈国强教授主持)时写下的。这里评介的大部分书籍，是我受“中英友好奖学金”(SBFSS)赴英伦留学时积累下来的。1994年归国以来，我有幸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参与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工作和课程讲习工作，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科研基金的资助进行社会人类学理论和中外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探讨。这一系列机会均对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条件。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对支持我的学习和科研工作的各机构再次表示衷心感谢。在整理这些讲稿的过程中，我受到了Sherry Ortner、Adam kuper、Marlk Aug6、George Marcus等人写的述评的启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有关知识。他们的著述和其他人类学家的作品，都已列在参考文献中，在本书的行文中更得到反复引用。但愿这已表达了我的感激之心。本书列入的文章，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1期)、《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杂志及文集中发表过。借此机会，我也向发表这些文章的杂志和机构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