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文天祥一生的长篇小说，也是历史题材创作上一部别开生面的力作。它高品位地讴歌了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独特的文学地位和审美价值。作者以史实为骨架，化史为诗，饱含激情，从爱国、爱民和爱情等方面，塑造了文天祥这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的典型形象。同时还刻画了元世祖、伯颜、素娜、宋理宗、贾似道、张世杰、陆秀夫、刘洙、金应、吕武、张汴、杜浒、巩信、赵时赏等历史人物，以及穿插全书的峨嵋大侠曾凤和女儿水仙。一个个人物血肉丰满，神形兼备，跃然纸上。作品史料翔实，细节真实，情节跌宕曲折，富于传奇色彩和艺术感染力。读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爱的启迪。

《文天祥》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文天祥一生的长篇小说，也是历史题材创作上一部别开生面的力作。它高品位地讴歌了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独特的文学地位和审美价值。

文天祥，这位举世闻名的爱国英雄，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诗人。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信国公。他从小受父母和师友的熏陶、乡贤的感染，立志救国救民。21岁考中状元，沉浮宦海十五春秋，三起三落。元军大举南下，宋军节节败退，他募兵勤王，毁家纾国难，两度起兵抗元，收复了福建、广东和江西大片沦陷的国土，转战至海丰五坡岭不幸被俘。解押到元朝大都燕京后，元朝百般劝降，元世祖忽必烈亲许丞相之职，终不屈志，以身殉节。

作者以史实为骨架，化史为诗，饱含激情，从爱国、爱民和爱情等方面，塑造了文天祥这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的典型形象。同时还刻画了元世祖、伯颜、素娜、宋理宗、贾似道、张世杰、陆秀夫、刘洙、金应、吕武、张汴、杜浒、巩信、赵时赏等历史人物，以及穿插全书的峨嵋大侠曾凤和女儿水仙。一个个人物血肉丰满，神形兼备，跃然纸上。

作品史料翔实，细节真实，情节跌宕曲折，富于传奇色彩和艺术感染力。读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爱的启迪。

前言

序

第一章 侠客行

一 茫茫的风雪之夜

二 文仪和他的家世

三 不速之客之谜

四 青梅竹马

五 依依惜别

第二章 少年立志

一 瞻仰乡贤像

二 琴声与书声

第三章 金榜题名中状元

一 礼部试

二 集英殿对策

三 奉柩南归

第四章 锋芒

第五章 宦海沉浮

第六章 疾风劲草

第七章 虎口余生

第八章 流星

第九章 梅州的夏天

第十章 沸腾的江西

第十一章 转战

第十二章 国殇

第十三章 丹心照汗青

后记

蒙宪宗八年冬，忽必烈接到了大汗蒙哥的圣谕，诏命他替代塔察儿统率东路军进取鄂州(今湖北武昌)。

能再度被起用，虽在预料之中，但也不免庆幸。他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元气。按照和伯颜、郝经等商定的计策，厉兵秣马，重振雄风，以叱咤风云之势赶赴前线。十一月，在开平杩牙(出师祭旗)南下。翌年二月，会诸王与将帅于邢州。经过他的一番整饬，三军面貌一新。这时候，他身边文有廉希宪、刘秉忠、郝经、姚枢等一批汉儒谋士，武有霸突鲁、伯颜、张柔、董文炳、杨惟中等一班能征贯战的将帅，雄兵十万，兵强马壮。军营上下，旗幡招展，绣带飘扬，刀枪林立，阵势豪壮而威严。

忽必烈和蒙哥都是成吉思汗的嫡孙。成吉思汗这位蒙古的开国君主．是统一蒙古草原的英雄，也是纵横欧亚的世界超级军事统帅。他的长妻孛儿帖生有四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四子。

蒙古据有中原地区以后，习惯于游牧的蒙古贵族，把他们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了政治混乱及破坏生产的恶果，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忽必烈敏悟到事态的严重性，先后召刘秉忠、姚枢、许衡和郝经等名士，请教儒学治道。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藩府南驻金莲川(在滦河上源)。他继续招聘汉族知识分子做谋士，采纳刘秉忠、史天泽等人的意见，奏准设立邢州宣抚司和河南经略司，大胆任用汉人儒士整顿邢州吏治，置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邓，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宪宗四年，他受命与兀良合台远征云南回来，又在所受京兆封地设立宣抚司，安排诸儒臣实行屯田，恢复农业，建立学校，复兴吏制。不久，命令刘秉忠赴桓州东与滦水北岸的龙岗，建设开平城，修筑宫室，作为进一步采用“汉法”、经营中原、统一全国的根据地。

忽必烈不愧是“草原雄鹰”、“上帝的鞭子”，难怪大汗蒙哿畏他压他，而众人敬他，部属服他。

P43

1996年6月6日，我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界人士、海内外研究文天祥的专家学者和文氏后裔，云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文天祥诞辰760周年大会。凡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得到了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同年5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文天祥》。我们香港代表团也因此认识了该书的作者杨友今先生。不久，传开了一则消息，赠书是杨先生用稿费支付的。大家都很受感动。91岁高龄的文强宗长为此特意书写了一副对联表示谢意和赞誉：“著书友古真名士，写史今日活文山。”

《文天祥》是我国第一部集中描写文天祥生平业绩的长篇小说，是作家呕心沥血雕刻出来的别开生面的力作，也是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的形象化教材。

13世纪中叶，我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正处于顶峰时期，尖锐激烈，错综复杂。元蒙大兵压境，步步进逼，风雨飘摇中的南宋王朝危如累卵。严酷而伟大的时代，壮烈激昂的抗元斗争，造就了一代爱国英雄文天祥。文天祥，不但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诗人。七百多年来，他那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和正义之举，一直激励着后人奋发进取，无私奉献，任劳任怨，造福于民。他永远是人们崇敬和效仿的楷模。

作家杨友今长期坚持搜集文天祥的史料和传说，阅读和钻研了数以千万言的文史资料和传评、文论，以及《文山先生全集》等著述，并实地考察了许多文天祥生前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其艰苦跋涉，行程往返数万里。“十年磨一剑”。20世纪80年代写出初稿后，90年代又克服重重困难，反复修改，三易其稿。成书后，分别在长沙和北京召开了作品讨论会及文天祥学术研究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新闻出版报》、《大公报》、《湖南日报》、《南方日报》、《中华魂》、《博览群书》、《湖南宣传》和《芙蓉》等报刊，发表了100多篇评论文章，肯定《文天祥》是“用生命和热血谱写的一曲爱国主义的壮歌”，并荣获了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名人作品展示奖。作品不仅流传到了港澳台及东南亚，而且还摆到了欧美书店的书架上面。但是，杨友今先生并未满足。纪念大会之后，他又重温史料，进一步深入实地调查考证，登门请教史学家和文学大师，反复与海内外文氏后裔联系，历经八年，修正并重写了《文天祥》一书。脱稿后，杨友今先生数次赴深圳和香港，约我面谈，征询香港文氏宗亲总会及相关人士的意见。托尔斯泰说：“只有当诗人‘沉醉于感情中’时，才能‘使诗人找到关于那个唯一正确的字的唯一正确的安排方式’。”这句哲理性名言，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是极深刻而深远的。我们觉得友今先生倾注大量心血和感情创作的《文天祥》新稿，与原版比较，可谓面貌大大改观：谋篇气度恢宏，文笔曲折委婉，情节跌宕起伏，人物跃然纸上，具有强烈的美的感染力。

优秀的文学作品，决不是干瘪的政治口号或者文字游戏，而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反映，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结晶。袁枚曾形象地比喻说：“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酿者蜜，非花也。”作家的创作意识和旨趣，必须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过程，才能适切而生动地表达出来。此次修订，作者非常注重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把真实看作是作品的灵魂。真实在《文天祥》中不再是抽象物，而是具体形式的存在。实的前提是真，以真显实，即以历史的“真”展开想象，显示文学的“实”，使“真”变得更“实”，更逼真，更鲜活。

文天祥的生平，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少年立志、宦海沉浮、起兵抗元和狱中斗争。其中所发生的事件和不同人物命运的遭际，作者以史料和民间传闻、口碑为依据，经过独特的文学体验，从想象大门出来又回到存在世界中进行审视，对历史的“本真”作出了相当实在的“再现”。这样，既体现了审美效应上的“原本”特色，又创造了文学所要求的“典型”意象，达到了形象化和典型化的艺术高度。

歌颂崇高的爱国精神和生命价值，是这部历史小说的鲜明的主题、主要特色和主旋律。别林斯基指出：“取消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这是贬低艺术，而不是提高它，因为这意味着剥夺了它最活跃的力量，亦即思想，使之成为清闲享乐的东西，成为无所事事的懒人的玩物。”小说《文天祥》在处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关系时，从塑造形象出发，着力挖掘文天祥美而豪迈、壮而动人的事迹和美好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现了文天祥等中华魂高尚的风格、品德和英雄气概。艺术结构上，作品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的章法长处，又借鉴了外国文学的某些技巧。篇章布局大起大落，富于变化，疏阔处一笔带过，细密处浓墨重彩，形成了一种有特色的链条式的连环结构。波澜起伏，首尾照应，鬼斧神工，浑然连成一体。这种结构方式有效地加强了节奏感和紧凑感，使小说具有一种奔腾不息的气势。线索多而主次分明，头绪纷繁而有条不紊。主线副线交织，副线烘托和补充主线，服务主线。整体上既没有离开故事展开情节，又把情节的进程归结到人物活动上面，表现文天祥等人物命运变迁的必然性，揭示其精神内涵，使人物性格在变迁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活脱起来。

歌德说得好，“谁要理解诗人，就一定要进入他的领域”。杨友今先生不辞劳苦反复修订《文天祥》一书，固然与他的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文学修养不无关系，而受文天祥的人格魅力的激励则更是其坚持不懈的重要动力。据我所知，杨先生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除忍受“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煎熬之外，有时还会遭遇到一些料想不到的危险。在考察压山海战古战场时，他租了一条渔船下海巡视，遇上了暴风雨，险些葬身海底。大师康濯说杨友今是文艺界的拓荒牛；大师周健明说杨友今是一位实力派作家；大师雷达说杨友今的历史小说“所描写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大人物，没有相当的学养、魄力和艺术手腕是难以驾驭的”。长篇小说《文天祥》便是他以拼命的毅力和耐力，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在文学园地上辛勤耕耘香韵四溢的佳卉硕果。作品视野开阔，意蕴深远，高品位地讴歌了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潇洒的笔触所及，如行云流水、恣肆汪洋，给人以凝重而慷慨激昂的壮烈感，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令人震撼灵魂、诱发联想。

文富稳

2004年5月2日 香港新田

(作者系香港文氏宗亲总会理事长)

20世纪60年代，我在湖南师大上学时，阅读了《文山先生全集》中的一些诗文，受益匪浅。1983年，正是文天祥殉国整整七百周年。在往返于湖南、江西、上海和广东的旅途中，我看了一些研究文章，听了一些议论，于是萌发了创作的念头，想用小说的形式来描绘这位古代伟大的爱国英雄。

历史小说，虽然不是史学著作，更不是考古学，但历史的真实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它是构成全书内容的依据和基础。作者不仅需要掌握充足的文献资料，还要进行必要的调查走访寻觅口碑，并运用唯物史观考证辨析，把握历史人物、事件、事变的本质及其规律。雷达老师指出：“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史料的运用，对史料的加热、想象、伸拉、补充、挪借、推演，使僵硬的史料插上翅膀，敷演为人情化、心灵化、意象化的艺术形象，是权衡一个作家创造力的重要尺度。”如何对待历史，利用史料，关系到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关系到所描写的历史生活是否具有时代感、真实性和使读者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关系到艺术形象的独创性、典型性和社会性，以及它的感染力和美学价值。

此后我用一种探究的眼光阅读有关文天祥的正史、野史、志籍、史传和学术论文，学习他本人的诗文著述，去他的故乡和一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作实地考察和采访。我多次到北京参观“文丞相祠”，瞻仰了文天祥的石刻像和塑像，目睹了陈列的碑刻、文物、书画和图籍。祠内有一棵古枣树，树干朝南倾斜与地面约成四十五度角，桠枝南伸。经问，乃知文天祥曾在此植了两棵树，一枣一槐，其干、枝向南是因为他心念南方故国的缘故。

《宋史·文天祥传》写道：“天祥性豪放，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文天祥自谱的《纪年录》却说：“予于山水之外，别无嗜好，衣服饮食，但求粗适，不求鲜美。于财利至轻，每有所入，随至随散，不令有余。常叹世人乍有权望，即外兴狱讼，务为兼并。登第之日，自矢之天，以为至戒。”两种相反的记载，谁是谁非，做何取舍?这就得把它们放回到文天祥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联系他的一贯作为，去斟别鉴定，还其本来面目。治史最忌资料不全，思考不深，把现象当本质，把小插曲当主调。我在处理史料和塑造形象上，没有图省力，轻率地以“本质标以个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态度简单从事。

江西吉安等地，传说文天祥是天上的文曲星投胎，出生时啼哭不止，太白金星化作一老道前往他家化斋，抱起他附耳说了几句话，从此便不哭了。文仪陪送文天祥和文璧去京城临安(今杭州市)参加会试，途经玉山，遇异僧，指着文天祥说：“此郎必为一代之伟人，然非一家之福也。”文天祥临刑时，一道血光冲上天空，化作一条青龙穿云透雾飞回庐陵显圣。第二年十月，他的灵柩由燕京(今北京市)运回富田安葬，漫山遍野的杜鹃反常地绽蕾开花，等等。类似以上的迷信、神化和牵强附会的传闻，我大都摈弃不取。

压山海战，是宋元双方的最后一场大决战，也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海上战役，同时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早使用火炮的海战。然而各史所记都极简略，没有写明当天风雨交加，没有提到双方都使用了火炮。幸亏文天祥耳闻目睹，在《指南后录》中做了直观的记录。我利用有限的文史资料，去现场观察，体验海潮和暴风雨，深入海岔寻找取淡水的地方，展开想象，进行艺术加工，才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海战场面设计并描绘出来。

历史题材的创作，作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概括能力，还要熟悉和善于驾驭这一时期的历史，把作品奠定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历史小说虽非为传播历史知识而作，但是也不应该凭空捏造，任意杜撰，不负责地乱书一通，如殿堂屋宇、兵器甲仗、服饰器物和生活习俗，都要有所考究。有时为了一点点细微末节，也需付出心血和汗水。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时，坐的虎皮胡床，我费了不少傻劲，才查明“胡床”究竟是什么东西。“胡床”即为有扶手的坐具，如同《水浒传》中所说的交椅，一般要颇有身份的人才有资格用它。  江浙、福建、两广和香港等沿海地区，很崇拜敬仰文天祥，处处保留其遗迹，刻石立碑，塑像建祠，兴修公园，颂扬他英勇不屈的斗争故事和民族精神，体现了对这位爱国英雄的缅怀之情和本身的爱国之心。这些地方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堪称全国的榜样。由此可以推断，爱国和爱国主义教育，有益于激发人们的美好情操，有益于振奋民族精神，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  

             二

搜集史料，积累素材，断断续续进行了好几年。随着艺术酝酿即构思的逐渐成熟，基本情节、人物和主题相当明朗化了，我才动笔以出场顺序列出人物表，分章分节拟写故事大纲。

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历史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他还肯定前者虽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却是很难组织的。而后者“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大仲马说得颇轻松：“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他的《达达尼昂三部曲》(《三个火枪手》)、《瓦洛阿三部曲》、《基督山伯爵》等作品，为本人的说法作了最好的注解。雨果的《九三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借用局部史实通篇虚构，也是成功的范例。

我国以历史题材写文艺作品的人，从创作倾向和艺术追求上看，大多从属于鲁迅先生所指的“前者”，即用文学手段再现历史的真实。这比起处理其他题材的作品，难度无疑要大得多。而《文天祥》恰恰选择了宋元交替时期风雷变幻的历史，社会矛盾高度激化，历史事件犬牙交错，历史人物层出不穷，可谓难上加难，我不禁产生了顾忌，犹豫起来，怕吃不消，驾驭和概括不了，费力不讨好。可是将自己比别人，姚雪垠年逾古稀仍在倾注心血续完《李自成》；任光椿写了《戊戌喋血记》又写《辛亥风云录》；凌力，当时一个三十出头的女青年，也发表了惊世之作《星星草》。后来又出现了唐浩明和二月河，力作佳篇一发而不可收，震惊文坛。他们万苦不辞的奋斗精神，鼓舞了我迎难而进，鞭策我要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如同向堡垒进攻的战士，一刻也不松劲地向文学阵地发起冲击。

《文天祥》是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不是传记文学，也不是评传之类。文学创作，单纯写出“历史的人”比较容易，而要写出“人的历史”那就难得多了。史学是科学，小说是艺术。科学运用逻辑思维，文艺运用形象思维。史学崇尚客观性，旨在揭示规律，小说是主观性的载体，旨在塑造典型。史学采取抽象、概括的方式启迪人们的理智，小说则运用具体、生动的形象作用于灵魂的审美情趣。历史小说的创作，要求遵循活的辩证法和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选取那些富有时代特色的素材，编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再现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深刻的历史生活图景。它一方面要求尊重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面目；另一方面又要以真人真事为骨架，展开合理的想象，适当变革事件的局部内容，挪动某些次要人物和时间地点，达到真实性、艺术性、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高度统一。

万事开头难。高尔基在《我的创作经验》中深有体会地说：“最难的是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在音乐上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予的，平常得好久的去寻找它。”小说开篇，是全书的首要组成部分，往往具有一种“引力”，能带动故事向前发展。而且牵涉到选取题材，提炼情节，组织结构，塑造人物，深化主题，以及艺术处理手法。我在构思时，设想过好几种方案。经过分析比较，最后才选定以文天祥本人的名篇《过零丁洋》首句发端。“辛苦遭逢起一经”，是指他在金殿对策中，根据《易经》中唯物辩证的“自强不息”的观点，以“法天地之不息”展开论述。面对宋元交兵的严峻现实，向理宗提议革易时政，励精图治，挽救时局，并凭此得中状元。这样起头，有利于曲折地开展情节，激起波浪，一浪一浪地推进到高潮，直至结局。

《过零丁洋》一诗，本是文天祥平生遭际和爱国活动的自我总结和高度概括。小说顺着诗的思路谋篇布局，能够充分地反映文天祥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和生活气象，展示他与他的义友以及仁人志士们在死亡与毁灭的无情挑衅下，力挽狂澜于即倒的英雄气概。这种崇高的大无畏的爱国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尽艰辛磨炼而能够巍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各族人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份财富，正是面临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当代中国人所迫切需要和发扬光大的。

文天祥终生处于宋末元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顶峰，惊涛骇浪，波澜壮阔，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长，包涵的容量大，矛盾复杂，冲突激烈，涉及的生活面异常宽广。作品在表现形式上，采取了以一条线索为中心，其他线索先后或平行推进的“连环式结构”。具体地说，就是以文天祥的成长、当官和抗元等爱国活动作为主线，把贾似道专权朝政和朝廷的昏庸无能，以及元蒙策划亡宋和大举南下，南宋被迫应战与议和议降，张世杰挟持小皇帝亡命海上与其他抗元活动等线索，均作为副线。跟主线交织起来，烘托、补充、服务主线，表现文天祥追求正义，救国救民，同南宋腐朽势力和专权的投降派进行斗争，组织义军奋起跟入侵的元军浴血拼杀，最后以死报国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

这样的结构方式，从表达主题和塑造人物出发，突出主线，虚实结合，疏阔处一笔带过，细密处浓墨重彩，放手纵览，大起大落，一张一弛，腾挪起跌，造成了较强烈的节奏感和紧迫感。同时又做到了线索多而主次分明，头绪纷繁而有条不紊，前呼后拥，首尾照应，天然衔接，浑然联成一体。既没有离开故事情节，又把情节的进程归结到人物活动上面，表达人物命运变迁的必然性，揭示其变迁的内在动力，使人物性格在变迁当中鲜明地显露出来，活脱起来。

20世纪80年代，我集中了一段时间投入写作，夜以继日地写了一年多。1988年“五一”劳动节拿出了初稿。后来又陆续大改了三四次。1995年在长沙和北京召开了两次研讨会，1996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文天祥诞辰760周年大会。我又进一步深入调查，细究史料，重新构思，重新修改，重新写作，才最终定稿。

写作阶段，是文学创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即作者运用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把艺术构思变成定型的文学作品的阶段。我的切身体会是，写作的过程，不仅仅是艺术表现过程，也是构思的进一步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世界上很少有人能把设想一点不变地搬上稿纸，特别是那些篇幅长、容量大的作品。我在写作中，一边把考虑成熟的东西写在纸上，固定下来；一边又在检查自己的构思，不断地加工、补充、深化。写作还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改稿，作者在完成初稿以后，为了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质量，还要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才算结束了整个写作阶段。老实说，我这本书应是改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看待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悬而未决。写一本小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在写作中，注意突破狭隘的民族观念，不是站在一个民族，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处理这段历史：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既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又赞成各兄弟民族统一到祖国大家庭的必然趋势。试图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以形象生动的描写为特征，向人们展示科学的唯物史观，为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艺术典型。

描写战争，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拿手好戏，留下了不胜枚举的具体范例。《文天祥》以相当的篇幅写了不少战争场面，为避免与其他作品雷同，我逐一分析了每次战役的特点，尽可能做到手法多变，从不同角度，以不同侧面，用不同方式，勾勒出不同的战斗情景。文天祥第二次起兵抗元，一仗接一仗，仗仗各异，各有各的谋划、部署和打法。章法笔势，也因之变换变化。从战争中表现人物，以人物为中心演说战争。襄樊、鄂州陷落，鲁港、焦山败绩，以及压山海战，是直接导致南宋由崩溃走向灭亡的几大战役。作品中既作了必要的描述，又闪现了部分特写镜头，笔墨不多，而每个战役的过程与影响，都尽可能地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战争，事件，爱情，生活。说来说去，归根到底都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归根到底都要服从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是“人”学。人物是文学创作所描写的主要对象，也是组成文学作品艺术形象的主体。历史小说同其他小说一样，必须以塑造人物为中心，通过人物来反映某个历史时代或历史事件。历史与人的关系，理性认识的深刻只有转化为感性形象的深刻，“化史为诗”，把历史还原到生活化、人情化，具体表现于性格刻画和性格冲突的深刻，才具有艺术的魅力和生命力。人物愈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就愈能展示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愈接近历史的本质精神。

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国和西方由于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民族特性、美学观念和文学传统各异，各有所侧重，其方法也就大不一样。我国古典小说以写外部现象为主，即通过对人物的肖像和言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欧洲古典小说却特别注重运用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斗争或其他心理状态，强调通过对人物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以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的刻画和描绘，来塑造人物形象。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上，我国古典小说一般采用把景物描写和故事发展交织起来的方法，从人物的眼中把景象写活。西方作品则较多地运用静观写景的方法，把景物描绘得像一卷风景画，然后再画中出人。

郁达夫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现代的中国小说，已经接上了欧洲各国的小说系统，而成了世界文学的一条支干。”我国从“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文学潮流，受西方文学的影响，首先是欧洲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20年代中期，尤其三四十年代以后，相当一部分作家转向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新感觉主义和意识流小说等现代流派。现代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潮，是一种极复杂的文学现象。在表现手段方面，有所创新，有所成就，也有所破坏，有所危害。它侧重艺术形式，刻意求新，采取意识流、象征、联想、魔幻和多层次结构等表现方法。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如果加以消化、改造，融会贯通，借鉴和运用得当，则有助于开掘人物的内心状态及其心理变化，拓宽精神内涵，增强作品的新意、美感和感染力。

《文天祥》一书，着力刻画了主人公文天祥这位爱国英雄的典型形象，和他的义友刘洙、金应、吕武、张汴、杜浒、巩信、赵时赏，还肴挟持南宋小朝廷流亡海上的张世杰、陆秀夫，还有宋理宗赵昀、贾似道、元世祖忽必烈、伯颜、素娜，以及贯穿全书的峨嵋大侠曾凤和他的女儿曾水仙。塑造这些人物，我主要得益于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同时又糅合了中外描写人物的方式方法。依照一个整体的艺术构思，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为张本，紧扣人物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环境的发展，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史。

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接受中原文化，推行汉法，思想趋于成熟，性格也起了变化，胆大心细，好谋善断，即承大汗位以后，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南宋发起大举进攻。文天祥接诏勤王，组织义军奋起抗击。从他与伯颜、素娜等元蒙将帅的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冲突中，尤其是镇江脱逃、囚禁大都期间的继续斗争，进一步把他的精神领域由追求正义、勇于进取，推向了顶天立地、气贯长虹的更新高度。

放开手笔，选择最佳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描绘人物的生活场面，或简笔点染，或分散穿插，或工笔细描，或集中概括，把富于时代特征的历史画卷、风俗画卷、风景画卷与人物、事件、细节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组成一帧帧多姿多彩的生活图像。既求广，又求细，更求美，展现人物活灵活现的神采风韵。文天祥的思想、情感和实践，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超前性，虽然不一定属于自觉的超前，然而大大突破了封建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很能体现他的品质、品格和精神风貌。作品运用他本人的诗文来描摹景物，抒发情感，制造气氛，寓景于情，寓情于景，构成情景交融的意境，提供展开故事情节的环境，衬托人物意志，揭示人物的性格、气质、情趣和心理活动。

文艺贵在创新。“20世纪文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谁也统一不了谁。”(严家炎教授语)小说在近百年是花样翻新最多最突出的文学样式之一，各种流派和创作方法此伏彼起，常见常新。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应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千部一腔，一成不变，形成一种概念化、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僵化状态。它要继承，更要发展，敢闯禁区，标新立异，努力写出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色和独特风格的作品。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所探索和追崇的目标。

在此，我还要诚至的感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倾力推出拙作，感谢责任编辑林曦在本书修改中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美术编辑张鹏为本书所绘的精美插图，感谢为此书出版付出劳动的所有人。

作 者

2005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