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实由两本书组成，分别关于近代思想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梁启超和谭嗣同。

张灏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十分重视其中的一个“转变时期”。他亦自言选择梁启超，是因为他的思想形成刚好与这个时期相一致。梁启超从1890年代初登历史舞台，随后的时期里，一直活跃于中国思想舞台的中心。研究其思想，为探讨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变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张灏毛重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便有论及谭嗣同，之后仍觉意犹未尽，所以有这本小书。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能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但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他一生很短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不过三四年，却留下了光彩的事迹、感人的身世和深远的影响。他的光彩吸引了无数人，作者也是其中一个。

　　本书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颇，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作者通过对1890-1907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有代表性。本书不愧为继李文森之后国外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力作。

前言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第一章 思想背景

第二章 康有为在19世纪末的思想地位

第三章 梁启超的早年生活和思想背景

第四章 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1896—1898年

第五章 流亡中的梁启超

第六章 新民

第七章 改良与革命：梁启超的政治观和传统观

第八章 新民与国家主义

第九章 新民与私德

第十章 结语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原版前言

一序论

二性格、身世与环境

三心路历程之一——宗教心灵的涌现

四心路历程之二——影响和变化

五心路历程之三——由保守到激进

六谭嗣同的仁学

七结论

参考书目

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和90年代初，具有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在西方国家富强的背后不仅存在技术和财富生产方面的才能，而且也存在非同寻常的统一意志和集体行动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密切相联相反，中国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政治隔阂。为弥补这一隔阂，并加强对政府的政治支持，必须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建立政治沟通。建立沟通和寻求大众支持的思想，固然也存在于儒家政治思想中，但形式十分不同。与被统治者的联系，传统总认为通过官僚机构就能得到最好的沟通。另外，政治支持通常是心照不宣的和消极的默认。而晚清改良主义者王韬、汤震、陈炽、陈虬和郑观应在19世纪80和90年代所追求的，却是通过某种参与表达出来的积极的政治支持。

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接受了有关实现这些目标的西方的制度措施：议会制度。正如陈炽声称的，人们必须懂得“采取泰西之法”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他强调指出，根源即在西方的议会制度，因为“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这样，根据不同方式组织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根据不同原则使中国政治制度合法化的可能性的大门便被打开了，这种可能性是儒家的经世致用观点或被称为“经世”的传统从未设想到的。

并且，随着19世纪中国与西方接触的日益频繁，中央王国思想中所包含的世界一统的理想正在遭到侵蚀。这将最终导致中国人思想中的政治共同体形式的转变。总之，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思想相撞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晚清的经世传统逐渐从道德和行政上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一场有关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些根本原则的政治变革。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认为，在19世纪居主导地位的汉学的烦琐考据一直受到各派的反对，并且都以儒家的经世致用名义。虽然所有这些思想抵制都怀有从政和尽职社会的经世思想，但在对儒家这一多变的理想的各种解释中，人们可看到其侧重点的不同。宋学及其类似的学派强调修身和道德示范作用是实现儒家经世致用理想的主要手段，而主要反对汉学中有关社会道德关怀的衰退。

与此同时，复兴的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则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中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P.20-21

本书通过追溯这一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变化，对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这一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作一探讨。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是因为他的思想形成刚好与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相一致。19世纪90年代初，他的思想趋于成熟，在随后的时期里，他一直活跃在中国思想舞台的中心。通过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和汪洋恣肆的著述，梁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的思想，为探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变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在梁的思想形成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因素，但和其他一些宽泛的概念一样，这一概念也必须谨慎使用。本杰明·史华慈对把西方看作是一个完全的已知数这一过于自负的假设提出过警告。更为有害的看法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的冲突中是毫无活力的，只有在来自外部的刺激下才具有回应的能力。这样，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强调外部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的危险。

固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忽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发展，也是错误的。仔细的考察表明，儒家学者们在继续进行着这样一些充满活力的争论，如汉学和宋学、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乃至新儒学的程朱一派和陆王一派。因此，对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更不用说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绝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

然而，对现代学者来说，弄清宗教和文化传统里的变化要比领会其内在变化动力容易得多。在这里，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观察和参与其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对通常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儒家似乎只不过是一种由国家强加于人民思想的意识信仰，或是一种主要对儒家学者而言有思想兴趣的哲学。但对那些生活在传统中的人来说，儒家思想则是一种实际的信仰，正如19世纪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样。如果人们承认，在一个带着学术兴趣研究《圣经》的非基督教徒的学者与一个为寻找精神向导研读《圣经》的基督教的信仰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那么同样人们必须承认，在一个纯粹为了知识的目的而研究《论语》的现代学者与一个为了精神的目的而阅读《论语》的19世纪的儒家学者之间也存在某些差异。对于前者来说．宗教和文化传统是一个无关利害的研究课题；而对后者来说，它却是一种需要付诸行动的信仰。根据这一观点，对研究晚清思想的学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便十分重要了。在尝试这样一种探索中，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的办法，即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重要的是，不仅要用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而且也要用历史的观点看待它们的发展，因为这是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变化动力的最好办法。

为了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必须对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有所认识。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根据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除非我们从儒家的内部问题开始，否则便不能理解这些需要加以考虑的事情。

虽然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对于一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价值，但对1900年前后的思想研究尤其重要。在这一时期里，粱启超是一位主要的思想人物。一般认为，在1840年与西方开始接触后的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西方对中国思想上的冲击仍然是表面的。除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人物之外，西方的影响几乎没有渗透到中国的学术界。令人惊讶的是，19世纪末中国的一些重要思想人物，如陈澧、朱次琦、朱一新和王阊运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影响的迹象。对于这些人来说，如同1840年之后五十年里的大部分士绅一样，核心关切的仍然是那些有关儒家学说的传统问题。

因此与19世纪的日本不同，在那里，西方的冲击很快成为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而在中国，西学很少引起思想上的回应。虽然其中仍有少数一些中国人或多或少受了西方的影响．但回应没有像预计的那样强烈。也许其中一些人对西学的了解过于肤浅，致使他们不能将西学与传统思想中的一些问题联系起来。另一部分人如王韬或郑观应，对西学有更深的了解，但不属于士绅的精英群体，因而在中国思想界属于缺乏传统功名的“边际人”，结果，他们的声音往往不被人听到。因此，在1840年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传统和西学之间有意识的思想相互影响仍然是孤立的和表面的。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就像19世纪的中国经济由于它们两者之间没有重大的相互影响而被分为近代和传统两部分一样，由于没有任何带有变革性后果的交往，在中国并列存在着两种互不相关的思想。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主要因为改良运动的出现，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了。这场运动通常被作为政治运动加以研究，而其思想意义常被忽视。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思想方面的意义l更为重要。就本书来说，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这场改良运动是由一群在19世纪90年代思想趋于成熟的年轻中国人发动的。他们完全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并深深地为传统思想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所困扰。再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与西学有着广泛的接触，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他们的努力，西学和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最终将一大批士绅卷入其中。因此，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运动。

如果这场思想运动的影响仅仅局限在那些能说会道的士绅和学者，那么其意义便会大打折扣。但由于一种新式报纸的出现。使这场思想运动有可能形成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运动。固然，在此很久以前中国就有各种报纸，但它们或是由外国人创办，或是由在通商口岸的那些没有功名的中国人创办的。并且，这些刊物主要是商业性的，因而没有什么思想影响。然而，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在这方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为了宣传他们的思想，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与期刊杂志的出版工作打交道。他们的成功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许多类似的活动，导致更有政治倾向和思想内容的期刊杂志大批涌现。大量的期刊杂志由士绅创办，有助于它们在全国范围的传播。通过这一新的传播媒介，这些年轻的改革者比以前有了更为广泛的听众。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将西学和传统思想割裂开来的文化隔阂因此逐渐得到弥合。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在由两个世界相遇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关切。这一系列新问题、新关切和新观念的出现，便是两种文化间的思想交流的结果。这些新观念和新关切成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全国性的文化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