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某一时，有些事情会被掩盖，人的眼睛会被蒙蔽，然而，真相永远存在，不能抹杀。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世界上没有无水之源和无根之树，前生前世的老辈人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下社会的根源所在。书中记录的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往事一度被尘封起来，而今，我们要做的，就是拨开迷雾，找出真相……

本书稿讲述民国学人的人生传奇和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夹叙夹议，反思民国时期的学界风景和时代精神。主要收录作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

以不惑之思面对历史

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

林纾与《新青年》的文化之争

吴虞：《新青年》同人的倒算账

俞颂华：“大公至正”的新闻界先驱

北大讲义的重新解读

20年代的东大与郭秉文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与范文澜的曲折交往

吴祖光与曹禺的戏剧情缘

            政治运动中的曹禺与吴祖光

1957年夏天，戏剧界的“反右运动”是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的。为了罗织罪名，党内人士擅自把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大鸣大放的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作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  在前一篇文章中，针对着这位在国立剧校时期比邻而居的老同事，曹禺颇为形象地描述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

在第二篇文章中，曹禺一口气摆出吴祖光的三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领导的思想”。第二把刀子是“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比当时还要坏!”最令曹禺恼火的，还是吴祖光牵扯和冒犯他曹某人头上的第三把刀子：“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作家创作规划会议上，曹禺曾提到一个创作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生活里面事实是怎样，作者的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三者之间的“距离问题”。吴祖光认定这不仅是曹禺的“口是心非”，而且是曹禺“剧本写不好”的一个根源。

曹禺虽然不断表白自己的作品没有写好，甚至于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中忏悔自己是“挂羊头卖狗肉”和卖“狗皮膏药”，却容不得别人评说他的作品如何不好。于是，他摆出自己的《明朗的天》来进行反驳：“我曾经写过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在《明朗的天》里，我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我这一生仅仅写过很少的几本戏剧创作过程中，我最恨的也就是把写作当作虚伪宣传的工具。但是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在那段思想改造时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无耻……”

P265-266

          以不惑之思面对历史(自序)

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读书人，这种“历史癣”的养成，根源于少年时代老辈人的讲古和自己的乱翻书，成熟于阅读英文读本以及胡适的中文著作。

我爷爷的“非正常死亡”

1964年，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县梁北公社大席店大队。据历史传说，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即夏王朝。由此可见，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中国大陆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区域。然而，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却只有“饥饿”两个字。

听老人讲，我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木霖，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我们老张家在太爷一辈就绝了后，太爷是从十里开外的黄榆店抱来的外姓人，当地的民间土著，把从别人家里抱来用于传宗接代的养子叫作“买官儿”。我太爷虽说是个“买官儿”，却一直娇生惯养，长大后因为抽鸦片烟卖掉了全部的土地和房屋。我爷爷和大爷爷十三四岁便一人一条扁担走村串镇，靠着当货郎挑夫赎回了房产，后来才有了我的父亲，再后来也就有了我。

我爷爷和大爷爷是著名的孝子。我的精明强干的曾祖母，经常要从两兄弟手中勒索一些血汗钱供她的男人即我的太爷抽鸦片。稍不如意，她就要在村子里骂街，公开斥责我的未成年的爷爷和大爷爷不孝顺，直到我爷爷和大爷爷乖乖地交出血汗钱。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信仰一贯道的善男信女。土改时期，因为舍不下自己用血汗钱置买的一点田产，已经在县城经营小钱庄的我爷爷，回到乡下参加土改，并且再一次挑起了货郎担。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死路。

童年时代玩“扯羊尾巴”游戏时，唱过一首“日头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脱”的童谣，据说是从土改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传下来的。与它一起陪伴我的童年的，还有一首讽刺村干部的童谣：“孩儿，孩儿，快点长，长大当个大队长，穿皮鞋，披大氅，抓着喇叭哇哇响。”

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为了抗拒财产充公，许多农户流着眼泪杀死自家的牲畜，然后聚在一块偷吃牛肉，边吃边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吃牛肉了。”而在事实上，牲畜被大批宰杀和农具被大量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直接导致大批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连同母亲，都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我的母亲还是禹州城里的大家闺秀。她的哥哥即我的二舅，曾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名官僚，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只是为了照顾数十口内亲外眷才选择留在大陆。“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东北某大学副校长任上被镇压，像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

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的我父亲，一直是“争上游”的积极分子，曾经理直气壮地把一名女同事打成右派。在1962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遭受报应，连累妻子儿女与他一同操持中国大陆不成其为职业的职业——务农——从而使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放学回家找不到食物，只好用脏手到咸菜缸里偷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

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是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所谓刀头肉，就是从猪的腰部割下来的肥肉块，煮熟后可以拿到死人的坟头去烧纸祭典。一个忍饥挨饿几十年的瞎眼老人，活在世上吃不上肉，只能把吃肉的希望寄托在死亡之后的阴曹地府。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就是想像之中的阴曹地府，会比所谓的人间天堂更加温暖光明一点点。

我小时喜欢说一些不讨大人喜欢的话，因此经常在家里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地哭泣。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三伯母就说我是“买官儿”，是父亲出去拉卖煤时拣来的。

拉卖煤是一种很缺德的营生，就是把当地煤窑挖出来的煤炭，掺合上发电厂洗出的细煤渣，用两个轮胎的架子车拉到东部平原当煤炭卖，从不能够分辨煤炭质量的城乡居民手中骗取一些不义之财。每到冬天，村里的壮劳力就要成群结队去拉卖煤，然后用骗来的不叉之财买菜割肉过春节。我虽然知道父亲靠拉卖煤挣来的血汗钱不光彩，但是因为争抢一块大肥肉，还是要和哥哥妹妹们哭喊打闹。后来读了一些书，才知道其中的道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971年春天，刚满六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过来。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连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改名为“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伐之气。

认识几个字之后，我便于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其原动力只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实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

我们村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光棍村。村里一位外号“老虎仇”的老光棍，因为讨不上媳妇，在自己的寡母面前总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脸凶相，却偏偏喜欢逗我玩耍。我曾经梦想自己考上大学当了官，不单自己拥有漂亮女人，还替“老虎仇”娶来一房媳妇。

我的读书生涯

在“文革”中没有完全烧掉的父亲的存书里，我找到了孔子的《论语》、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郭沫若的《地下的笑声》和父亲读师范时的几种课本。在放羊的时候，我把一本《论语》读得滚瓜烂熟，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子路第十三》中的如下对话：“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明明是道德错位，竟然被孔老夫子强词夺理地说成是“正直”之“直”，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也难怪他老人家“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了。孔子时代的生活水准与我的童年时代大体相当，几只羊就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一种依靠。要是我放的羊被人偷掉了，一家人连买盐打油的钱都没有了着落。孔子儒学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人之常情绝对化的“神道设教”，几千年来一直是以压抑或牺牲民间弱势者的正当人权和宝贵生命为代价的。

用马粪纸印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使我明白了那些住在大城市里的政学两界的写书人，大都是争权夺利且不说实话的人。我自己的饿肚子与这些人的争权夺利和不说实话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的。

1978年，十四岁的我离家到乡办高中读书，最好的口粮是带着几点葱花的麦面饼子，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能吃玉米面馒头。因为自己矮小瘦弱，每到中午或傍晚开饭的时候连开水都抢不到，只好用温水浸泡长满黑毛的干粮充饥。半年下来，我开始头晕眼花，经检查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贫血和近视，只好就近到亲戚家中去寄食。1980年参加高考时，十六岁的我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

1980年7月，我以大学本科的高考成绩偏偏考取了相当于中专的河南省漯河师范，至此才开始吃上白馒头和大米饭。由于身体瘦弱和情绪低落，我采用各种方式逃避上课，两年时间基本上是在阅读中外书籍和睡懒觉中度过的。

1982年春节前夕，父亲突然遭遇车祸，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我的肩上。半年后我成为农村中学教师，为了寻找远离农村的个人出路，十八岁的我开始自学英语，并且从各种英文读本中侧面触摸到欧美国家的历史事件和文明常识，从此养成了更加自觉的“历史癣”。

来自胡适的不惑之思

2000年夏天，由于投稿的关系认识了《黄河》杂志的谢泳。我当时还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崇拜者，在一次争论中，我坚持认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比胡适要深刻得多也高明得多。谢泳以他特有的诚恳和厚道告诉我：“你说得有道理，不过你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胡适。”

谢泳的话语并没有说服我，他的诚恳和厚道反而深深打动了我。随后我集中时间阅读胡适，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终于找到足以点亮我自己的思想方法：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自从被胡适的“不惑”之思启发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以不惑之思去面对现代中国的历史盲区和社会盲点，本书就是我试图以不惑之思面对历史的初步成果。这其中包括对于《新青年》编辑部的八位轮值主编的重新考证对于高一涵误写虚构的历史事件的重新还原；对于或被抹黑或被遗忘的盲点人物林纾、郭秉文、吴虞、俞颂华、顾颉刚、罗隆基、王右家的重新发掘；对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杨廉、冯省三、鲁迅、许广平、周作人、钱玄同、陈翰笙、杨杏佛、宋庆龄、范文澜、曹禺、田汉、吴祖光等历史人物所涉及的盲点事件的重新认识。

在我看来，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世界上没有无水之源和无根之树，前生前世的老辈人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下社会的根源所在。在这本书里，我着重探讨了一些人物的历史局限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给更多的朋友和读者，另一方面是为当下社会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换言之，我所钩沉和讲述的虽然是政学两界老辈人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2005年11月于北京

在我看来，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我讲述的是政学两界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作者

第一次见到作者时，范泓也在场。老范告诉我：张耀杰的文章写得很酷，甚至于有些苛刻。见到本人，才知道他是很亲切、很随和，也很扎实的一个人。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