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是中国台湾近代著名史学家、诗人，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被誉为台湾“太史公”，台湾“史学第一人”。《雅堂笔记》内容分为七卷，分别为：杂论和序跋、诗荟余墨、啜茗录、台湾漫录、台湾史迹志、台南古迹志、番俗摭闻。内容驳杂有趣，文字雅致考究。本书为内地第一次出版。

记外祖父连横先生(代序) 林文月/1

卷一 杂记与序跋/1

卷二 诗荟余墨/49

卷三 啜茗录/83

卷四 台湾漫录/89

卷五 台湾史迹志/129

卷六 台南古迹志/163

卷七 番俗摭闻/179

编后记 史家之笔,故园之情/187

万梅崦记 凡花可表国：日本以樱，中华以牡丹，英以蔷薇，法以百合，印度以莲。唯梅独否。夫梅者，可为人类之表而不以国别者也。

林子献堂，孤山之逸民也，家多梅，花时辄往观焉。丁未仲冬，余假菜园养疴，旬有六日，日与林子游于山之上下。至一处，坳而幽，广而斜，宽可二百武，丛草茀焉。余曰：“此中有佳趣，若辟而治之，植梅千株，当为园中增一胜。”林子曰：“可。然则何名?”余曰：“此山之崦也，谓之万梅崦。”其后遂植之。

阅三年，闻其花也，趣往。大者已及丈，小亦三四尺，红白缤纷，如游香海。明日，大雨不能游。又明日再游。又明日复游焉。四日之间，凡游三次，当亦不负此花矣。

呜呼!余何幸而有此游也!尘浊昏垫之世，矫诈仁义，竞知长力，网罟在前，桁杨在后。而林子乃得逍遥于先人之园，以梅为友，而余又得弃俗绝累，怡神养性，相羊于梅之下，则余之游亦乐矣。然今年之花余观之，明年之花余其再游也欤?方将驾巨舟，渡东海，巡禹域，横览欧土，上登须弥。凡日本之樱、中国之牡丹、英之蔷薇、法之百合、印度之莲，皆一一观之，以快夫余之壮游。然而余不能忘此梅也，乃为P2祝曰：梅无恙耶，林子无恙耶，余亦无恙耶!

瑞轩记

天下多佳山水，而当前景象，约漠置之，好奇之士辄求之数千百里外，以快其壮游。岂人性之厌常而喜异者哉?余既寓瑞轩，客之游者皆言山水之佳，而余亦约漠置之。旦而起，宵而寐，日而啸傲其中，固不知其何以佳也。

瑞轩在东大墪之麓，清溪一曲，老柳数行，有人设肆卖酒。林瑞腾公子以千金买之，拓其旁为园，植花木，建亭榭，引水为池，种荷其中。仰视东南，则鹞峰九十环拱若屏，而群山之上下起伏者又不可计数。公子雅好客，暇则觞咏于是，而瑞轩之名遂闻于南北。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而王公大人之求才者，辄求之数千里外，以博其好士之心，士之出入左右者，约漠置之。士岂自炫而求用哉?而王公大人之求士，又不能识其真；则士亦终隐其才而已。萧何识韩信于败军之中，荐之沛公不能用。及何夜追信，力举其才，沛公乃拜为大将，而信之功名显于汉。今天下之士犹信也，而识士者无萧何，用士者无沛公，则士之功名何以显?夫瑞轩之山水犹昔也，得公子而启发之，得游者而润色之，又得余之文章而扬之于世，则瑞轩之名足千古，而居瑞轩者亦足以千古乎?则亦终隐其才而与佳山水为徒也已!P3

外祖父共有孙儿女八人，其中除表弟连战外，余皆是外孙。我是外祖父长女林连夏甸女士的长女，也是外祖父孙辈中最大的。外祖父在世时只见过三个外孙女，我、我的妹妹文仁以及表妹晓莺。他老人家去世时，舅母连赵兰坤女士正怀着表弟。而即使这三个外孙女之中，对他有一些记忆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人吧?因为他去世时，我仅只四岁，晓莺和文仁都尚在襁褓中，不可能记得什么。但是，一个四岁的幼童能有多少记忆呢?说来很遗憾，也很悲哀，我对宠爱过自己的外祖父只有凭一些模糊的印象，和听自母亲记述的零星片断的往事来追念而已。

少年·身罹家国之痛

外祖父原名允斌，后来改名横，字武公。少年时自号葛陶，后改雅堂，晚年又号剑花。生于光绪四年(西元一八七八)正月十六日亥时，是外曾祖永昌公的第四子。

连氏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明亡后，外祖父的七世祖兴位公毅然渡海来到台湾府城(即今台南)的宁南坊马兵营居住。马兵营是旧日郑成功驻师的地方，环境十分幽雅，有高大的果树和极深的古井，经过整顿经营后，后此连氏七代子孙便守璞抱真，在这儿安居下来。一直到日本占据台湾后，想在此地建筑法院，强迫当地居民迁散，连氏的家园也同时遭受摧毁。因而不得不家族四散，迁转到西城外去了。

外祖父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优良而严格的家庭教育，他好学不倦，而且秉性聪颖。《史记·项羽本纪》的文字几近万字，他竟能过目成诵，所以在兄弟辈中，最得宠爱。

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役，清师败绩，订立《马关条约》，割台湾以求和。台湾人不肯服从清廷的命令，挣扎图存。外曾祖永昌公不幸于翌年六月去世，当时我外祖父年仅十八岁，正值少年壮志，于是他利用居丧之暇，开始学习作诗，并曾亲手抄写《少陵全集》。身罹家国之痛，挑灯夜读，诗圣的诗章谅必深深地引起了他心底的共鸣!

在他家居读书的时候，也正是台湾和日本人对抗最炽烈的时期。许多人避地迁散，以躲兵祸，唯独连氏一族仍然屹立不移；他更在这个时候搜集了不少台湾的文告，这些戎马倥偬之际的收获，竞成为他日后编纂《台湾通史》的珍贵史料。

青年·编撰不朽巨著

光绪二十三年，他第一次离开故乡，到上海、南京等地游览，稍后就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俄文，可是不久却奉母命回台湾，与我外祖母沈少云女士结婚。沈家是台南望族，世代经商，与德商做鸦片土、樟脑等贸易。少云女士是德墨先生的长女，她出身富贾之家，明诗习礼，是一位典型的贤淑妇人。据说，在洞房之夜，新娘仿佛瞥见一只脑后梳着一条红辫子的白猴跳入帐里，瞬即消失踪影，只见她的新婚夫婿躺在那儿。关于这件事情，外祖母一直不解因由，也不曾向外祖父提起过，然而外祖母却毕生相信，她所敬爱的丈夫乃是玉猿的化身，而据说，外祖父晚年时期，每当夏天家居时，穿着白色衣裳，盘曲一条腿，抱着另一条腿，坐在床边抽烟，或吃花生米，那种神情也真像极了玉猿呢!

外祖父婚后暂时不作远游之计，于是更专心吟诗作文，与陈瘦云、李少青等十位同好，设立“浪吟诗社”，互相切磋鼓励。

第二年，进入《台澎日报》社主编汉文部。他虽然痛恨日本人，然而感觉此时此地同胞受异族蹂躏，假如不能了解日人的文字和习俗，而只盲目反抗，也是徒然，所以在写作之余，也开始学习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他只身赴厦门，这是他婚后第一次离家远行，但是他愤恨清廷政治腐败，没有多久就回来了。

两年之后，日俄战争爆发，外祖父遂又携眷移居厦门。在那里，他创办了福建《日日新报》。当时正值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初期，他以一介书生而执笔鼓吹排满，南洋的同盟会人士看到了这份报纸都十分满意，特派一位福建籍的林竹痴先生到厦门来商讨，将它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但是由于外祖父的言论十分激烈，清廷老早就对他有了戒忌。有一次，当他正在理发的时候，清吏派了人到理发店里来逮捕，幸亏有人通风报信，他顾不得头发才理一半，就匆忙躲开了。后来，满清政府竟索性向驻厦门的日本领事馆抗议，把这个报馆封闭起来。

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外祖父只好又携眷回到台湾，再度主持由《台澎日报》改名的《台南新报》的汉文部。这个报社是当时台湾报界的主流之一，许多有名的文人学者都曾经在他主持的园地里发表过可贵的见解和言论。

光绪三十二年，他与赵云石、谢籁轩等十余人创设了“南社”。三年后，又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诸先生创立了“栎社”。这两个诗社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组织，台湾中、南部著名的文人多参加在内，颇极一时之盛；由此也可见他对诗文研究的热心。这期间，他和家人已离开台南，迁居台中，进入了台湾报界的另一重心——《台湾新闻》的汉文部。外祖父的不朽巨著《台湾通史》便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撰写的。司马谈临终时，曾执其子司马迁的手，嘱咐他要完成遗志，编修史记；外祖父幼年时代，外曾祖父永昌公也曾购置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历史。”后来他以著作《台湾通史》为己任，实在与司马迁之著《史记》同样，都是深受先父遗志的影响的。

光绪三十四年秋，他曾经游览过日本，然而每思及台湾正受异族控制，便郁郁不欢。

辛亥革命那一年秋天，外祖父得了一场大病。一直拖延到冬天，病才好。病后，颇有远游大陆以舒畅心中抑塞愤懑之气的愿望。于是，一九一二年三月，再度经由日本，转赴上海，游历南京、杭州等地。当地适逢四方慷慨有志之士，云合雾起。他一方面主编华侨联合会发行的《华侨杂志》，另一方面又时常与当时豪杰名士相会，共论天下大事，兴奋之余，身体竟完全康复了。

一九一三年春，他赴北京参加华侨选举国会议员，事后遨游张家口及平汉铁路沿线，汉口、九江、芜湖、安庆各地。入秋之后，更赴牛庄，转上奉天、吉林，而入吉林报社。

次年春天，他回到北京，接受当时主持清史馆的赵次珊(尔巽)先生之延请，入馆工作，因而得有机会阅览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的档案，这对于正在编写台湾通史的他来说，实在是一大收获。后来由于外曾祖母年老体弱，家人频频去信促归，才返回台南，再入《台南新报》社。

自从一九一四年倦游归来以后，外祖父便孜孜于著述的工作，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完成了《台湾通史》此一巨著。在台北由他自己校雠印刷。自荷兰人拓土以来三百年，这个位于“婆娑之洋的美丽之岛”曾经过郑成功的开启，清代的经营，随后又遭遇过外交兵祸的相逼，小小一个岛，却有太多的变故，而文化及政治等一切的规模并不亚于中原各地，但是她始终没有一部系统完备的历史。外祖父在青年时代便已注意到了这个事实，而以为台湾著史为己任。十年来，他在断简残篇之中，行旅倥偬之际，搜罗资料，惨淡经营，有许多且是海内外珍贵的孤本。

书成的次年，举家迁移来台北，由于那间房子面对着大屯山，因此取名为“大遁山房”。

一九二0年的年底，《台湾通史》的上册和中册相继出版，次年初夏，下册也出版，外祖父的心愿终于实现了。章太炎先生认为这一部史书是民族精神之所附，将为后人所传颂，章先生实在可以说是我外祖父的文章知己了。

中年·倾力保存文化

一九二三年春，由于通史已刊，诗乘也纂成，他稍觉轻松。想暂时放下笔管，使身心得到休息，因此伴我外祖母赴日本游览观光。

这时他的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家母夏甸女士已出阁，三姨秋汉女士在淡水高等女学校读书，而舅父震东先生则适巧在东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留学。于是相聚异国，他们三位遨游于镰仓、箱根等名胜古迹，对外祖父个人来说，著述之愿已偿，又得享天伦之乐，心中的欢愉，莫过于此时。

东游归来之后，一九二四年二月，他创办了《台湾诗荟》，这本杂志多由当时的文坛名流执笔，刊载一些有关台湾古今的文章，而他自己也先后发表了《台湾漫录》、《台南古迹志》和《余墨》等文。《余墨》虽然是补白性质的短篇小文，可是内容涉及的范围极广，可以窥见外祖父对治学与对文艺的意见。

外祖父对保存台湾的文物，几乎认为是他生命中的一种天职，因此他非但自己倾心于搜集、编纂、著述的工作，更时时注意着其他人的作品。这时期有一位夏琳先生编了一部《闽南纪要》，记载着郑氏祖孙三代的台湾重要文献，也邀请外祖父为之亲自校订，于一九二五年出版。

外祖父向往杭州西湖的景物，在《大陆诗草》里有《西湖游罢以书报少云并系以诗》一首说：

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

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这个愿望在一九二六年春，由于携眷旅行杭州，几乎得以实现。他们在西湖岸边落脚，悠游于六桥三竺之间。外祖父便在此次游览之暇编完了《宁南诗草》。这是集《大陆诗草》以后的作品为卷的诗集。称“宁南”以示对故居的怀念。可惜不久之后，“移家湖上住”的梦想却因北伐军起，江南不安而作罢，一家人遂又返归台北。

日本人占据台湾后，为了要彻底实行其奴化教育之目的，严禁汉文，并且不许学生使用台语。外祖父从杭州迁回台北之初，即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开设“雅堂书局”，专门出售汉文书籍及笔墨扇笺等国货，而日文书籍及日制文具一概不售。他又利用暇时致力于汉文的教学。当时大稻埕如水社曾开办为期三周之夜间夏季大学，外祖父应聘为讲师，讲授“台湾历史”。而他自己的“雅堂书局”也开办汉学研究会，授课时间为每日午后七时至九时。他这种无视于日本政府的独立特行，终于引起日人有意的阻扰，两年后，不得不宣告停办。结束“雅堂书局”后，外祖父便全力研究台语。在《台湾民报》第二八八号，他曾谓：“余台湾人也，能操台湾之语，而不能书台语之字，且不能明台语之义，余深自愧!……然而余台湾人也，虽知其难，而未敢以为难，早夜以思，饮食以思，寤寐以思，偶有所得，趣记于楮。……嗟夫，余又何敢自慰也?余惧夫台语之日就消灭，民族精神因之萎靡，则余之责乃娄大矣。”他编纂《台湾语典》四卷的初衷和苦心都在这篇序文中表露无遗。

外祖父民族意识浓，爱国心强。他深信要解救台湾，必须先从建设祖国开始，所以当我舅父震东先生从日本学成归来后，便积极鼓励他回祖国服务。

至于外祖父自己，则因为计划要多保存台湾文献，所以不得不暂时仍留居于台湾。

晚年·决心终老祖国

一九三三年，舅父震东先生已在西安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在上海居住，而秋汉姨也从高等女校毕业了。外祖父遂毅然带了外祖母和秋汉姨赴上海，决心终老祖国。自马兵营故居遭受日本人摧毁起，外祖父的家曾几度南北迁移，没有定所，而今子女都已长大，各有成就，自己也次第完成了著作，一家人且能居住国内，所以他心中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这时他已经五十六岁了，虽然他的身体一向清癯，但是由于养生有道，所以精神仍然很好。他既然决定长居国内，于是有意继续以著述和游历，来度他的晚年。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这两年里，震东舅父和秋汉姨母也先后结婚了。儿女的终身既定，外祖父母便携手相偕去关中旅行。此行足迹几遍终南、渭水。一直到夏季才游罢，返回上海。他毕生喜游，所到之处，必吟咏留念；这次的游山玩水，也有关中纪游诗二十七首留下来。但是，想不到这竟成为他最后一次的游历!

一九三六年春，他在上海染患了肝脏病。从辛亥革命那年的那一场大病以后，二十多年间，外祖父几乎没有再患过什么大的疾病，想不到这一次的肝疾竟会使他一病不起!六月二十八日上午，这位爱国的史家和诗人——连雅堂先生竟以五十九岁的年纪，不及目睹乡邦的重光，抛下敬爱他的人们，与世长辞。

林文月 连横的外孙女，台湾著名作家，翻译家。台湾彰化县人。1933年诞生于上海日本租界，启蒙教育为日文，至小学六年级返归台湾，始接受中文教育，故自然通晓中、日语文。自大学时期即从事中、日文学翻译工作。1958年至1993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专攻六朝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并曾教授现代散文等课。1993年退休，次年获为台大中文系名誉教授。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史丹福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捷克查理斯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传记《青山青史——连雅堂传》；散文《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遥远》、《午后书房》、《交谈》、《拟古》、《作品》、《风之花》、《夏天的会话》、《饮膳札记》等；翻译作品有《源氏物语》、《破天而降的文明人》、《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论文有《谢灵运及其诗》、《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的影响》、《澄辉集》、《山水与古典》、《中古文学论丛》等。曾二度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散文类)、国家文艺会翻译成就奖等。

连横何许人也?内地的一些读书人尚不熟悉此翁，更遑论普通百姓。然而在2005年5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所带的礼物中，就有一件是传家宝，那就是他祖父连横的历史著作《台湾通史》。通过连战先生的祖国大陆之行，连横这个名字也渐渐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一)

连横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1878年1月16日出生于台南。连家是台南望族，连雅堂是连家在台湾的第七世代。连氏家族的祖籍在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其六世祖兴位公，于清康熙年间移居台南府的马兵营，世代经商，数代之间，家业迭有兴衰。清道光、咸丰年间，连雅堂祖父连长瑞时起，家业又渐兴旺。

连长瑞这一代，连家除有园圃，并在漳州府城坊桥头开一家“芳兰号”店铺，收入甚丰。1893年，连家开始经营樟脑炼制，进行外销，每年达数万担，获利数十万金，为当时富豪之一。

雅堂秉性聪明，又好学不倦，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过目成诵。据传《史记·项羽本纪》这样的长文，他熟读几回之后便能默诵不遗；十岁能文，好读《春秋》、《战国策》，崇尚仁义忠勇精神。13岁那年，父亲以两金的代价买了一部余文仪续修的《台湾府志》送给他，并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连横怀着兴奋的心情读完了这本书，但他发现这本书的内容太过于简略，因此兴起修撰一部比较完备的台湾历史的念头，这样才不致辜负父亲的一番心意，才不辜负故乡台湾。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连横开始遭受家国之变。日本统治台湾后，连家的“芳兰号”店铺及水田被日人征收，连氏家族迁台六代经营所得，就此毁于一旦，家业开始衰落。自此之后，连横与大多数台湾人一样，终于沦为异族治民，“前此十八年，他受传统的举业教育，读书赴考求中举出仕是唯一的人生目标，此后俨然已失倚靠”。

1897年，连雅堂赴祖国大陆知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俄文。不久，奉母命回台。1899年5月，日本人在台南创办《台澎日报》，连横即进入该报社汉文部任主笔，并加紧学习日文。1902年，连横曾经赴福建参加科举考试，先去“厦门捐监”取得应考资格，再到福州应乡试，但不第。

1905年，连横再一次离开台湾，在厦门创办《福建日日新闻》，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有所往来。1906年，孙中山抵达新加坡成立中国同盟会分会，曾派人前往厦门与连雅堂联系，研商将该报改为同盟会机关报，结果该报被清政府封馆停刊。其子连震东在《连雅堂先生家传》中说，该报“鼓吹排满。时同盟会同志在南洋者，阋报大喜，派闽人林竹痴先生来厦，商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嗣以清廷忌先生之言论，饬吏向驻厦日本领事馆抗议，遂遭封闭。”在《福建日日新闻》关闭以后，连横又于同年回到台湾，仍然在由《台澎日报》改版而成的《台南新报》任职。由于连横酷爱吟诗，他于1906年与赵云石、谢籁轩等十余人在台南创“南社”。1908年，连横举家迁到台中，工作也换到在台中发行的《台湾新闻》汉文部。也是在这一年，连横开始了他这一生最重要之著作《台湾通史》的写作工程。1909年，连横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等人创“栎社”，以道德文章相切磋。

1912年，连横假道日本再度赴祖国大陆旅游，先抵达上海，然后再游南京、杭州等地。随后，连雅堂一度在上海华侨联合会担任编辑工作。该会由孙中山设立，是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点。连雅堂在此期间结识了革命党人张继与章炳麟等人，并经张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1913年，连横到达北京，参加华侨选举国会议员。同年秋天，又转往奉天、吉林，入“新吉林报社”工作。

1914年春，连横再度回到北京，“时赵次珊先生长清史馆，延先生入馆共事，因得尽阅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档案，而经其收入台湾通史”。同年冬天，连横回到台湾，继续在《台南新报》任职。

连雅堂寓居北京之时，终于实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夙愿。他亲自向设在北京的国民政府内务部递送请求恢复中国国籍的呈文：“具呈人连雅堂，原籍福建龙溪县马崎社，现籍日本台湾台中厅台中街，现寓北京南柳巷晋江邑馆……兹依中华民国国籍法第十八条及施行规则第六条所规定，呈请许可复籍。”在获准复籍后两天，又再向内务部递上申请更改名字的呈文：“具呈人连雅堂，原籍福建龙溪县，年三十七岁，现住北京南柳巷晋江邑馆……为呈请事，兹将连雅堂之名更正为连横，理合恳请大部府准存案。”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二)

连横在从北京回到台湾以后，一方面继续在《台南新报》工作，另一方面也利用公余之暇持续《台湾通史》的著述工作。经过了前后十年的时间，连横终于在1918年完成了这部台湾史学上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全书共三十六卷，体裁则略仿司马迁的《史记》，分为纪、志、传三部分。总共包括了四纪、二十四志、八传，总计约六十万字。记录则起自隋大业三年(607年)，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凡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这本书的初版共分成三册，由连横自己筹设的“台湾通史社”出版。上册于1920年11月出版，中册于同年12月出版，下册则于1921年4月出版。连雅堂也因此而名垂青史，赢得“台湾太史公”的美名。著名学者林衡道称赞他是“日本统治台湾五十一年中，台湾文化界第一人”；国学大师章太炎称此著作为“必传之作”；近代著名学者、《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在序言中说：“知几谓作史须兼才、学、识三长。雅堂才、学伟矣，其识乃尤伟。”国民党元老张继亦予以很高评价：“以子长孟坚之识，为船山亭林之文，洵为中国史学之杰作。”

在完成《台湾通史》这部著作以后，连横于1919年移居台北大稻埕，受雇于华南银行的发起人林熊征，帮忙处理与南洋华侨股东往返的文牍。同年，六岁的儿子连震东赴日本上学。1924年，连横在台创办《台湾诗荟》。

1926年，连雅堂全家再回祖国大陆，居住在杭州西湖，留下了“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的诗句，这大概也是他人生之理想吧。次年，祖国大陆内乱再起，连雅堂又迁回台湾，在台中参加林献堂先生主持的暑期汉文教学班。

1928年，为抗议日本人禁止本省人使用闽南语，连雅堂又与友人黄潘万合作，在今台北延平北路创办“雅堂书局”，只卖汉文书，不卖日文书，颇有民族气节，但效益不佳，经营惨淡，1929年结束书店经营。

或因战祸或因经济因素，连雅堂不断在海峡两岸奔波。1931年，举家定居上海。连雅堂尽管奔波海峡两岸，从事新闻与文化工作，并有巨著问世，但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大重视，因而连家在他这一辈并无显赫地位，家境也不甚好，被他的好友、台湾大学教授杨云萍称为“没落地主之后”。1936年6月28日上午10时，连雅堂因肝癌病逝于上海，享年五十九岁。

(三)

纵观雅堂先生一生，他不仅是一位爱国史家，同时也是一位民族诗人，一位富民族大义的学者。其著作除《台湾通史》，尚有《台湾语典》四卷、《台湾诗乘》六卷、《剑花室诗集》、《文集》、《大陆游记》等。又校订有关台湾著作三十八种为《雅堂丛刊》，对保存台湾文献，其功至伟。

日本殖民台湾后，一心想毁灭台湾的史迹文化，后来更大规模地推行日语，名为“国语运动”。连横深悟必须致力维护汉文台语于不坠，才能保留民族尊严、气节与历史文化。他不能忘怀于自己所立足的泥土，遂又鼓起余勇，利用报务、着史之余暇，浏览群籍，以考台语之源，编纂《台语辞源》。连雅堂的另一个重要著作是《台湾语典》。这本语典为当时禁说台语的台湾社会，完整保留了母语文化。他还咬文嚼字，引证古今书籍风俗习惯，每有所得，拍案自喜，颇能自得其乐；而后把这些零星的心得与记述辑成《台湾漫录》。对于台湾地理、山川、人物、风俗、人情以及政治革新、文化递嬗，乃至于异族统治压迫下慨慷悲歌的诸吟咏，又辑成了《台湾诗乘》等。读其文，自然会有“油然故国之思，岂仅结构之佳已哉”；读其诗，也可感作者真乃“英雄有怀抱之士”。

连横一生热爱祖国，“虽历试诸难，不挫所守”。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台湾光复事业，勉励其子连震东：“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

连战是连横唯一的孙子，在其出生前两个月，其祖父便已辞世。他曾在《祖父与我》一书中写道：“祖父曾告诉家父，中日必有一战，而台湾的光复就在战争之后，所以，他告诉家父母，假如生的是男孩子，就叫做连战，因为它除了寓有自强不息的意义之外，还有克敌制胜，光复故国，重整家园的希望……很多朋友问起我这个名字的原因，我就把祖父当时这个决定告诉他们，而且我一生用这个名字，也是我个人对祖父最好的纪念。”

因此，台大教授、连横的外孙女林文月在其传记著作《青山青史——连雅堂传》中便有一朴素的评价：“连雅堂是位读书人，他一生与高官厚禄无缘，死后留下一部六十万字的《台湾通史》，另外，还替他的孙子留下一个名字——连战。”

(四)

本次出版的《雅堂笔记》内容共分为七卷，分别为杂记和序跋、诗荟余墨、啜茗录、台湾漫录、台湾史迹志、台南古迹志、番俗摭闻。杂记与序跋收有杂记、序跋等文四十九篇；后几卷均为笔记文字，大多刊于雅堂先生所创办的《台湾诗荟》。《台湾诗荟》是提倡中国诗文、鼓舞民族精神的一种杂志，为月刊，创刊于1923年2月，迄翌年11月而停刊，计出刊二十二期。每期之中，凡有空白，雅堂先生皆以余墨补之。雅堂笔记以地为经，以史为纬，间有议论，内容驳杂有趣，文字雅致考究，均为在祖国大陆第一次出版。

本书在台湾版本的基础上重新编选，少数篇章作了些技术上的处理，特此说明。

编者

2005年6月

祖父曾告诉家父，中日必有一战，而台湾的光复就在战争之后，所以，他告诉家父母，假如生的是男孩子，就叫做连战，因为它除了寓有自强不息的意义之外，还有克敌制胜，光复故国，重整家园的希望……很多朋友问起我这个名字的原因，我就把祖父当时这个决定告诉他们，而且我一生用这个名字，也是我个人对祖父最好的纪念。  ——连战(国民党主席，连横之孙)  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  ——章太炎(国学大师)  外曾祖永昌公不幸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去世，当时我外祖父(连横)年仅十八岁，正值少年壮志，于是他利用居丧之暇，开始学习作诗，并曾亲手抄写《少陵全集》。身罹家国之痛，挑灯夜读，诗圣的诗章谅必深深地引起了他心底的共鸣!  ——林文月(台大教授，连横的外孙女)  知几谓作史须兼才、学、识三长；雅堂才、学伟矣，其识乃尤伟。  ——徐珂(近代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