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通过分析现存文物、文献资料和历史资料这三种途径，辨证研究了我国古代三夷教（指摩尼教、袄教和景教）。书中最后，还配有一些图版，以供读者参考。

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外关系，从双边互动的格局中感悟异质文化会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超越胡汉、华夷之分的历史认识，是与近代的社会变迁相伴而来的。

西学东渐和边疆危机，在晚清学人中激发深沉的反思，催生出探索中外交流往事的先驱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文廷式，于穷愁孤愤中治学不辍，遗稿《纯常子枝语》四十卷，广涉域外见闻和塞表殊俗，虽囿于环境和学力而识见未精，其学术视野毕竟是别开生面的。更具卓识的王国维，学贯中西，在清末撰作组诗《咏史》二十首，讴歌了汉唐盛世的中华形象：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十二)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十七)“西域”和“南海”，是中外交流的两大通道，汇聚着不同类型的古代文明，因内涵丰富多彩而成为中外交流的两大研究领域。《咏史》诗发其端绪，功不可没。饮水思源，后辈对先驱应有所敬畏，才可避免传统的断裂，从古色古香中辨认出前瞻性。正是观堂先生王国维，既开创一代学术风气，又孤明先发地提示了整套治学轨则。按陈寅恪先生所作的概括，共有三项：“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互证，互补，互参，三者合一成心法，“通识”的玄机便具有可操作性了。

依现行的学科分类，中外关系史属“专门史”。一旦定位于“专”，似乎就与“通”无缘了。这个错觉不廓清，中外交流的学术研究是难以提升境界的。钱钟书先生有一段针对性很强的劝学良言，但愿《文丛》的作者记取不忘：“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见《诗可以怨》)有了这样的自觉，所谓专门史才有可能获得“通”的观照，避免走上由专人偏的歧途。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古以降的民族文化和中外交流，一直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几代学人关注的领域。《文丛》的作者，尽管辈分不同，学有先后，但直接或间接都得到“二老”(陈寅恪和岑仲勉)教泽的沾溉，也受过戴裔煊、朱杰勤、周连宽诸位先生的熏陶。对有志于脱俗求真的来者而言，传承薪火与亦步亦趋大异其趣，切勿掉以轻心。杜甫《偶题》诗的佳句，不妨用作鞭策：“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例，历代各清规。”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教导人们，要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才无愧于自己的时代。学海无涯，我们应当奋力潜研，甘于浮游的弄潮儿是没有出息的。

2005年1月8日序于中山大学蒲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