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都能找到老北京的影子。在现实中，却常常可遇而不可求。我们是在书写北京呢，还是在北京书写着?隶书的北京，草书的北京，淡妆浓抹总相宜。本书将带你领略故纸堆里的北京和光照耀下的北京城……

天安门传(代序)

一、旧时王府堂前燕

燕京八景：多少帝王多少诗

王府井变迁

从西四牌楼到菜市口：北京古刑场探秘

抚摸紫禁城    

控诉十三陵      

社稷坛与太庙          

景山

万宁桥

大前门

圆明园：魂兮归来

昆明湖：耶律楚材与乾隆

运河之死

旧时王府堂前燕     

二、人·岁月·生活

燕都：青铜时代的北京

帝王将相

铁马冰河金中都

纳兰性德的渌水亭

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

纪硗岚的阅微草堂

绍兴会馆里的鲁迅

周作人的苦茶庵与鲁迅故居

从皇史■到图书馆

八旗子弟

八大胡同

三、月光照耀北京城

长城情结

月光照耀北京城

花木满京华

西山不见使人愁

京剧之光

卧佛寺寻梦

取暖的方式

胡同记忆

颐和园的画廊

北京的滋味

去北海吃仿膳

冰糖葫芦

阳光灿烂的犬院

故纸堆里的北京(后记)

抚摸紫禁城

自从紫禁城改称为故宫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一座属于亡灵的城池。在此居住过的明清两代24个皇帝，仅仅是虚拟的主人，陈列于历史的花名册上，而那一代又一代的嫔妃、太监乃至顶礼朝拜的文武百官，都已陆续化作了风中的幻影，甚至连一根羽毛都未留下。好大的一阵风哟，刮过红墙、琉璃瓦、有石兽守望的翘檐，刮过无知的树木和泛黄的纸张，把记忆里的龙飞凤舞、莺歌燕语席卷而去。每当夜幕低垂，这偌大的城池便形同曲终人散的露天剧场，显得格外幽静。时光啊时光，青山遮不住，依旧东流去——我们所能触摸到的不过是一具空洞的蝉壳。

参观故宫博物院，我的脑海里总萦绕着一曲不知在哪儿听过的挽歌，旋律很熟悉，却叫不出名字。是出自贝多芬之手还是出自柴可夫斯基之手?是该叫作命运交响曲还是悲怆交响曲?也许，兼而有之吧。以至周围都莫名地沾染上一份凭吊的气息，园圃里的花苍白得像是纸做的。是的，我确实是在参加皇帝们的集体追悼会——毕竟，是紫禁城送走了中国漫长封建时期的最后…个皇帝。1924年10月24日，仍然盘踞深宫的清废帝溥仪终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当紫禁城的大门在其身后缓缓关闭，他恐怕也意识到：列祖列宗的阴魂已很难死灰复燃，一部陈旧的史书合拢了!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帝制的余威被彻底根除。从此以后，平民百姓只要买一张门票，就可以游览脱下了龙袍的紫禁城，大步流星地直闯昔日帝王的寝宫。

逛故宫，其实是在翻旧书，翻中国的陈年老账。不时能读到御笔的眉批。在当年，这可都算是金口玉言——左右着国人的命运。紫禁城，一部浸透了血泪、唾沫、脂粉、硝烟乃至铜臭的线装书，通篇都在阐释着权力的定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一度作为龙宮受到膜拜——龙床、龙椅、龙袍、龙靴(包括大清帝国所张扬的龙旗)……大大地包装了皇帝的“龙颜”——他们索性以龙的化身自居。龙子龙孙也一样继承着祖辈的威信，而这一切全是因一根权杖作怪。紫禁城啊紫禁城，堪称权力的迷宮，每一位皇帝都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大魔术师，把政治的游戏玩弄得花样百出。他们累吗?他们真正地知道自己是谁吗?P23-24

天安门传

这是一部拼贴式的书。每一篇文章都是打在记忆中的一块补丁。我在不同的时间段落里写下它们。它们汇集到一起的主要理由，只是因为它们产生于同样的地点——北京，并且在这同样的背景烘托下呈现出情绪上的差别。

我的笔下有一个情绪化的北京，很长时间了，它像风中的烛焰一样与我共呼吸。它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生活、一种感性的存在。这是一件我以流浪的方式收藏的百衲衣，忠实记载着青春岁月的抗争与追逐、忍耐与尊严乃至疼痛与伤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构成一位年轻的诗人与一座古老的城市强烈的对比。在那被风雨剥蚀的举世闻名的城墙面前，这些稚嫩的文章——我所谓个人记忆中的补丁，新鲜得就像婴儿身上的胎记。但这已经足够了，足够用来证明对一座城市的私人感情，以补充对这座城市的公共认识。北京这个地名，给我提供了联缀、缝补这些精神领域的落叶的线索与脉络——甚至还额外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郁达夫等都曾经描述过北京的风土人情，尤其老舍的小说，堪称是对北京平民生活所进行的“纪实的虚构、虚构的纪实”。建国之后，由于多种的影响，对作为首都的北京的文学描写却一度陷于概念化的误区，对北京的吟咏也千第一律是赞美诗的体制，洋溢着汉赋的风采。从那个时代的歌曲中可见一斑：《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最平民化的也是《挑担茶叶上北京》。北京的文化肤色，是以金色与红色为基调的。北京是思想高度、公众意识、集体力量的象征，似乎限制或拒绝了私人化的感情色彩——即使是对北京的歌颂，也必须具有人民性或代表性。无论谁说起北京，首先想到的都是悬挂有领袖画像的天安门——它印在小学课本的第一页，日夜浮现在亿万群众的脑海里。天安门是北京光荣的面孔，它金光四射的形象已构成北京的化身、祖国的化身。天安门的光芒覆盖了整个北京，这是一座没有阴影的城市。作为一位迟到的写生者，依靠在广场的汉白玉栏杆上，隔着金水桥、隔着长安街与这既载人史册里、又活在现实中的天安门城楼遥遥相望，我简直不敢轻易地打开画夹——即使我手握着彩虹，也会惭愧于自身笔法的苍白……

过去对北京的重复赞美，无疑对我今天的写作造成了难度——如果我期望提供一份极其个性化的文本的话。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刚刚在古老的北京城里，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就当是一份送给自己的礼物吧，菲薄而又厚重。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的成长史(抑或一位青年和一座古城的关系)，只能算这座城市积累的厚厚的一叠发黄的剪报中最新鲜的一页。那就让我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写一部年轻的书吧，这种鲜明的对比恰恰给我带来了勇气。这会是怎样的书呢?私人照相册?岁月画廊?拆散的笔记簿?经过剪辑的录音?行吟诗人的锦囊?被泪水打湿、在同志中传阅的手抄本?但可以肯定它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诗，不是考古学家的备忘录，我希望它是一部抒情之书，而非理智之书。

虽然近半个世纪里很少有作家从私人感情的角度来描写北京，但30年前，诗人食指勇敢地创作了一首未公开发表、但在知识青年群落中广泛流传的短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录上山下乡出北京时的内心感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这是，我的北京，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它凝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北京时间、北京的时间概念——这是火车出站的时刻，这是人生轨道扭转的时刻，这也是诗歌诞生的时刻。从此在我心目中，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属于诗人的，属于缪斯的。这是一个永恒的瞬间，应该载人当代中国的诗歌史。也许这一时刻并未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但充满历史感。北京的历史需要以年代抑或朝代来计算，但诗人心目中的北京时间则精确到小时抑或分钟——这印证了我所说的举重若轻、化永恒为瞬间的艺术功能。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城市与诗歌的关系。有一次诗人伊沙走出崇文门地铁站，蓦然看见欧式风格的崇文门饭店(解放前称哈德门饭店)，伊沙说他想起一种叫哈德门的老牌香烟，我则想起海子的一首名诗《姐姐》，并半开玩笑地将其结尾“今夜我在德令哈”改为“今夜我在哈德门，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或许在我阅读北京、描写北京的过程中，也刻意追求这种戏剧性修改的效果——它不亚于一次再创作。这同样类似于补丁的效果，给城市的历史面貌(如同陈旧的布料)拼贴上一块块新鲜的补丁——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百衲衣——旧的建筑颓败了，新的建筑又崛起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所以我面对北京被前人歌咏过无数遍的名胜古迹、风情景物，仍然有那么多新的感受，有那么多新的感受要倾述。瓶子是旧的，酒却是新的。衣服是旧的，补丁却是新的——它们增加着，扩张着，延续着，努力刷新这件旧衣给观众的印象。这已是一件不断蜕变着的新衣，一件梦的衣裳。我剪辑着城市的历史与现实，获得反衬或互补的效果——哪怕我的笔法无法解构其灵魂。我相信这斑驳的图案是无法模仿的，却又是可以辨认的。

我试图自己动手给这部城市之书设计封面，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总是天安门的形象。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天安门都是北京当之无愧的封面——全世界都熟悉这张北京的面孔、中国的面孔——古老与智慧的象征。它笼罩着东方文明的光辉。这是一道面对现实敞开的历史之门，又是一道面对历史敞开的现实之门——我在这时间的门槛上徘徊着、沉吟着，甚至无法肯定自己的身份：是作为朝拜者呢，还是作为守望者?全中国人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它以儿歌的旋律，启蒙了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天安门是亿万国人爱的核心。我对北京的感隋，永远带有童真的性质，以诗人的童心来歌颂一座古城。为天安门写诗，为天安门写传——是我至今所做过的一个最大的梦。也许我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我做过一个伟大的梦。在城市的影子里，我活得很真实。

北京，我在稿纸方格上首先虔敬地写下这个地名，就像供奉心目中的一尊神——这是一座我热爱的东方化的都市，它在人文地理方面所具备的特征契合了我性格中庄严肃穆的属于信仰的部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齿轮与麦穗环抱着天安门，天安门上空是五颗星星——所以我有理由一再重复：天安门是北京的面孔，更是中国的面孔。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图案了——我们在国徽的照耀下安居乐业。上海诗人默默写过一首《国徽上》：“我们在国徽上收获民族迷人的性格，汗淋淋的国歌响彻云霄……”他渴望在国徽上的天安门前种植一个浪漫的约会。国徽上的图案或许是最袖珍的艺术品了。但其发行量却是最大的——各种面值的人民币上都印刷有它的形象。我尤其喜爱硬币背面陈列的国徽图案，凹凸有致，耐人揣摩——这是被多少亿人亲手抚摸、用汗水擦拭过的天安门啊!我甚至觉得：最微型的浮雕，通常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硬币上——这是连穷人都能够随身携带的面值最小的艺术品。无论在历史抑或现实中，天安门既是属于伟人。属于英雄的，又是属于平民的。平民化的天安门形象，同样在民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广泛流传——天安门的形象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反而被放大了。天安门与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命运息息相关，这是它无微不至的温柔与力量。甚至使清贫的人也会觉得富有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完整的天安门，并且在它的凝视中劳动与消费、创造与收获——这是天安门赋予的平等的权利。自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天安门的形象便被移植在新中国的国徽上，迄今已整整半个多世纪了。这是天安门所反映的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也是它最引以为骄傲的一段历史——在此之前它还承载过更多的沧桑与荣辱，它的存在就是一部血泪书写的民族传记。哦，天安门——中国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是包罗万象的，它接纳崇高，又不拒绝平凡；接纳荣誉，又不拒绝朴素；接纳巨人，又不拒绝平民……每位中国人都能从中透视出跟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岁月里自己的往事。我创作这部书的过程，无疑也是一次给这座城市——包括给自身照镜子的机遇。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梦想：渴望借助这面博大的镜子，照得见自己投奔北京后的生存状态与情感轨迹；渴望能从镜面里映射的茫茫人海，捕捉到一丝属于自己的影子……有记忆作为证明，有文字作为证明。

1989年的夏天，我提携着简陋的行囊出现在人海茫茫的北京火车站。为了投奔北京，我几乎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只带着几本世界文学名著和一颗心就上路了。我暗暗鼓励自己：远离湘西的青年沈从文也是这样下火车的，沈从文甚至没休息一下就去拜访鸦声如雨的大前门。只听从命运打了个响指，我手持毕业分配派遣证在景山派出所办理了登记手续，成为一名有本地户口的外来移民。我没去大前门，我在恍若隔世的老胡同群落里转悠着，据说写《大堰河》的艾青，就居住在东城的某一座四合院里。我相信我会遇见艾青的。

我在北京，几乎每隔一年就要更换一次睡觉的屋顶。因而我的梦也像一册拆散的线装书，缺乏温情脉脉的连贯性。锻炼期间，邻近的麦子店街道借调我去搞人口普查，我便在那一片破旧的四合院群落里租了一小间防震棚改建的农民房。那是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而所谓的家具不过是一张老式八仙桌、藤椅和一架行军床。即使很久以后我艰难地赢得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成功庆典，也会对寄宿北京的最初几个冬天记忆犹新：那间6平方米的窝棚没有暖气设备，我作为南方人又不擅长生煤炉，便完全依靠血肉之躯以及硕果仅存的青春激情来抗衡无孔不入、地冻三尺的严寒。我一下班便蜷缩进两层棉被的行军床上，悬挂在脑袋上方的吊灯散发出有限的温暖，我便哈着气暧暖手指，去翻动横陈在胸前的厚重书页。我有好几个合订本的文稿都是在那架行军床上写下的，我把它假设成马背吟诗的乐趣。当这些洋溢着生命本质光辉的文字陆续出现在各省市报刊的一隅，远方的读者，不可能了解它们在一灯如豆下诞生的过程。

我又不断地在物质势力的驱逐中搬家，甚至还曾在单位的书库里搭床寄宿了春夏秋冬几百个夜晚。由于这种生活的流动性，我尽量避免添置任何可能在搬迁中造成负担的个人用品(书籍与换洗衣服除外)，我对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奢求：拥有笔、纸以及旺盛的创作激情，是我幸福的惟一前提。我偏爱这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框架，四海为家。我有一篇曾经被转载与传抄的散文，叫做《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我说灵魂需要一双合脚的鞋子，它随时愿意以浮名与虚利作为交换。人的一生，不就是寻找一双与自身的审美和价值观念最为吻合的鞋子吗——哪怕它表现为某种生活方式、思想境界抑或某一瞬间心灵的默契与抚慰。

我认识好多从外省闯荡京城的文化界人士，哪怕他们今天胜券在握，也未敢淡忘或忽视创业期间的艰难。他们都是从两袖清风的自我起步，直面人生的惨痛而背水一战，终于以不计代价的拼搏获得思想的提升，成为精神的富翁。外地人在北京，破釜沉舟之后不敢再寄希望于命运，只能依靠勇气、忍耐、勤奋等人格魅力作为反驳外界压力的武器——这恰恰是赢得曙光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要以曾经是雾都孤儿为耻辱，生命中可以省略一个花季——只要能把果实累累的秋天圆满地兑现，就不能算遗憾的人生。我们是在书写北京呢，还是在北京书写着?隶书的北京，草书的北京，淡妆浓抹总相宜。

故纸堆里的北京

了解北京，有两种方式：要么是实地考察，要么是阅读史料。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偏爱后者。

现实中的北京，总给人以面目全非之感。历朝历代的古旧建筑，大多数已灰飞烟灭，侥幸遗存下来的，一般也都经历过今人的翻修、改造，失去了原汁原味。假古董很让人倒胃口，不看也罢，免得破坏了我等原始的想像。

所谓原始的想像，基本上都是由史料里获得的。至少对于我是如此。一本古书，或一幅老照片，有时候比一座实际的城市更容易使我兴奋。或者说，它保留着这座城市最遥远、最鲜明的特征。我只需看一眼就能认出来。一旦身临其境地走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我反而容易迷路，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误人了巴黎或纽约——到处都是摩天楼，到处都有霓虹灯。这似乎证明了北京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然而，它却离我的记忆，越来越远了。

很久以来，我是在故纸堆里摸索北京的。摸索着文言文的北京，繁体竖排的北京，古色古香的北京。

读《马可·波罗游记》，这位外国游客描绘的元大都简直像太虚幻景。幸亏忽必烈汗营造的土城墙尚有一段残存。足以证明那一片热土就陈列在我们脚下，甚至还没有完全冷却。

读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我感动于明代这两位秀才对风景的挽留：“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舂；事一未详，发箧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间；字一未详，动色执色。”纵然风景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而消逝了，毕竟在纸上留下了体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故纸堆才是一座城市记忆的温床。或者说，一座城市在故纸堆里孵化着它那恐龙蛋一样快要失传了的往事。

读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我都能找到老北京的影子。在现实中，却常常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更愿意接近那故纸堆里的北京。它的真实性同样不容怀疑。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阅读史料，我面对着一群死去了的活人——抑或一群依然活着的死者。譬如朱棣、乾隆、纳兰性德、曹雪芹、纪晓岚，譬如香妃、珍妃、慈禧太后……这些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男男女女，在故纸堆里欢笑、叹息，彼此取暖。他们比我生活中的邻居更能调动起我的感情：有一种爱，有一种恨，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感慨而得到宣泄。

我把自己的这项工作，戏称为“纸上考古学”。是的，用不着到野外去，挖掘貌合神离的废墟；用不着购买旅游景点的各项门票；用不着走出家门……我躺在沙发上读古书，照样能清点出这座城市的年轮。年轮滚滚，如同车轮滚滚。我骑上去就下不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的想像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下意识地成为一位年轻的古人，进入一个遥远的时代。却不无还乡般的亲切感。

诗人西川，有一段精彩的话语：“北京的确存在着另一个北京，是老舍那类人所不曾见过的，就像这世界上存在着老舍不曾见过的生活、不曾读过的诗篇。日常生活的北京还不是全部的北京。你需要想像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像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像长出你所想像的东西。我们都从想像中来。”他还说这种想象不仅带给他空间感，还带给他历史感。他觉得“一座幽灵与活人混居的城市比一座被行尸走肉占满的城市更抒情”。是的，北京的往事永远与现实接壤，现实是往事的边疆。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往事里。即使面对着故纸堆，我也有着自己的呼吸方式。

至于北京这座城市，它也同样如此。它的正面是现实，而历史则构成它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