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他的天才都倾注在生活里，在他的作品里只倾注了才华。”纪德在自传《如果种子不死》中这样描述王尔德。王尔德的生活总是比他的作品更为人所津津乐道。在作品中，王尔德“给大多数人的是叫人落泪的喜剧，给少数人的是语言的阿拉伯图案”；在生活上，他“尽管有恶习和不幸，却保持着一种不可摧毁的天真”(博尔赫斯语)。本书架构由王尔德“作品”和“生活”交织的经纬线，意图呈现叱咤维多利亚时代的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如何对“才华”和“天才”做出最倨傲并且纯粹的诠释。

本书架构由王尔德“作品”和“生活”交织的经纬线，意图呈现叱咤维多利亚时代的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如何对“才华”和“天才”做出最倨傲并且纯粹的诠释。

序言

美国印象

惠斯勒先生的十点钟

服饰与艺术的关系

美国的入侵

美国男人

英国的女诗人们

伦敦的模特儿

笔杆子、画笔和毒药

王尔德简明年谱

美国人的突出特点，便是他们对把科学应用于现代生活的态度。在纽约走马观花地一走，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在英国，人们常把发明家视作狂人，发明带来的是失望与穷困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在美国，发明家受到尊重，随时可以得到人们的帮助。在那里，心灵手巧、把科技应用于人类的劳动，是致富的捷径。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爱机器的了。

我一直期望相信，力的线条也是美的线条。在我注视着美国的机器的时候，这一期望得到了实现。直到我见识了芝加哥的供水系统，我才意识到机器的奇妙；钢铁连杆的起落，巨大轮子的对称运动，是我见过的有最美节奏的东西。美国的所有东西都大得过分，这给人以深刻的却不是好的印象。这个国家似乎想以其令人敬畏的巨大，来胁迫别人认可其力量。

我对尼亚加拉大瀑布感到失望——多数人都会对尼亚加拉大瀑布感到失望。所有美国新娘都被带去那里，所以这一大而无当的瀑布景观，即便不是美国人婚姻生活中最刻骨铭心的失望，也是最早的失望之一。人们总是从远处，在不利的条件下看到这一瀑布，从这一角度看不到水流的壮观。要真正地欣赏到它，人们必须从瀑布的下面来看，要这样做的话就必须穿上一件和马金托什雨衣一样难看的黄色油布雨衣——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穿它。但是，像伯尔约女士这样的艺术家不仅穿过这种黄颜色的丑陋衣服，还穿着它拍过照，知道这一点对人实在是一种慰藉。

美国最美丽的部分也许是西部，但去那里要坐六天的火车，被像一只丑陋的马口铁水壶的蒸汽引擎牵引着飞驰。这次旅行令我不快，因为那些出没于车厢中兜售各种可以吃——但不应该吃——的东西的男孩们在卖我的诗集，它们被糟糕地印在像灰色的吸水纸那样的纸上，每份只卖十便士的低价。我把这些男孩子叫到一边，告诉他们说尽管诗人喜欢出名，但也想拿到钱，出售我的诗集却不分给我一份利润，这是对文学的打击，对有抱负成为诗人的人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的答复千篇一律：只要他们自己能从这桩生意上赚钱，别的也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人们普遍错误地以为，在美国来访者总是被称做“陌生人”。我从来没有被人称做过“陌生人”。我在得克萨斯时被人称做“上尉”，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时被称做“上校”，而当我到达墨西哥边境时，又被称做“将军”了。但总的来说，美国人以前对人的称呼“先生”是最常用的。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被许多人指为美国式英语的其实是老的英国式表达法，它们在我国已经消失，却在我们的老殖民地里留存了下来。许多人以为美国人常说的“我猜”纯粹是一种美国式表达法，但约翰·洛克在他的“理解论”中就用了这种说法，就像我们现在用“我想”一样。

一个国家过去的生活真正地存在于它的殖民地里，而不是在母国中，如果人们想了解什么是英国清教主义——不是它最糟的形态(这时它确实很糟糕)，而是它最佳的形态，但这时它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觉得在英国找不到多少清教主义，在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却可以找到许多。美国人仍保留着它，但我希望不过是把它当做一件短命的古董。

旧金山是一座真正美丽的城市。聚居着中国劳工的唐人街是我见过的最富有艺术韵味的街区。这些古怪、忧郁的东方人，许多人会说他们下贱，他们肯定也很穷，但他们打定主意在他们身边不能有任何丑陋的东西。在那些苦工们晚上聚集在一起吃晚饭的中国餐馆里，我发现他们用和玫瑰花瓣一样纤巧的瓷杯喝茶，而那些俗丽的宾馆给我用的陶杯足有一英寸半厚。中国人的菜单拿上来的时候是写在宣纸上的，账目是用墨汁写出来的，漂亮得就像艺术家在扇面上蚀刻的小鸟一样。

P4-7

“什么都没有，除了我的天才。”在面对纽约海关人员的询问时，王尔德扔下这句掷地有声的回答。王尔德的一生，未料竟是一语成谶。

曾经，王尔德志得意满，如《从深处》中所描述：“上帝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了我。我有天才、名声、社会地位、才气，并勇于挑战知识。”

身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唯美主义才子，王尔德放纵享乐，挥霍才华。他喜欢锦衣玉食，留恋富丽堂皇的住所，他那耗费巨资装修一新的泰德街三号曾是名媛绅士流连之处。那弥漫着唯美主义遐思的客厅，曾有不少重量级的文豪名士济济一堂，把盏言欢。

在以文学作品享誉世界之前，王尔德的能言善辩之名早已远播大西洋彼岸的美国。1881年底，他受邀前往美国演讲。一年中他走遍美国七十多个城镇，上至国会议员、下至科罗拉多州的矿工都曾有幸聆听过他的精彩演说。可能由于王尔德的过于讲究衣着打扮，言辞谈吐的作派也不对务实的美国人的胃口，美国人并未认真对待他，而把他看成一名娱乐大众的小丑。报刊上充斥着对这位唯美主义才子的讽刺和戏谑，“不管他在哪里出现，都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娱乐大众。大学城里的学生视他为绝佳的嘲讽对象，蒙古大夫用他最喜欢的向日葵来宣传药物……”王尔德容忍了美国人的嘲讽，但也不忘对他们做出如下评语：“我认为美国人心目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培养更好的礼貌。这是美国文化中最值得注意、也最痛苦的缺点。”

……

王尔德对那次美国之行可谓是记挂在心，他在文章中几次三番对美国人的行为作派、生活方式、平头论足，不时有尖刻的评判。例如他形容“在美国的生活就像长长地吐了口痰”，还有“好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坏心的美国人死后，就留在美国”。

王尔德对艺术的感觉相当敏锐。在担任《妇女世界》的编辑时，他曾以“文学笔记”的形式针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发表见解独到的评论。《惠斯勒先生的十点钟》因其中尖锐的观点而使两位好友关系恶化，《笔杆子、画笔和毒药》则鲜明地表达了王尔德一向崇尚的唯美主义宗旨：艺术与道德无关。傲慢挑剔如王尔德，也有其偏袒和推崇的文学艺术者，如诗人济慈、勃朗宁夫人。《英国的女诗人们》中，一涉及勃朗宁夫人，王尔德一向刻薄的笔触也旋即透出了温厚雅致的味道。

当时尚年轻的纪德见了王尔德之后评论道：“他把他的天才都倾注在生活里，在他的作品里只倾注了才华。”我们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针对王尔德八篇文章涉及的内容，搜集了一些王尔德的照片和肖像画、王尔德作品的相关图片，以及与当时社会艺术文化、风情相关的图像作品，作为本书的配图，期望丰富翔实的图像资料，为读者描摹出“诗人、戏剧家、才子王尔德”和一个浓墨重彩的“王尔德时代”。

唐漾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