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改革开放三十而立。这三十年，不仅是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的三十年，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三十年。分田按印的农民，摆摊设点的个体户，白手起家的企业主，奋笔疾书的知识分子，与执政者掌权者一道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共同书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试图通过三十年来若干具有标志性人物的私人记忆，来还原这场波澜壮阔的洪流中那些真实而鲜活的细节，通过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波折，来浓缩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我们今日看到的中国，是30年前改革开放的结果。1978年，在毛泽东逝世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邓小平主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从此，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解除了长久以来束缚发展的枷锁，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

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借着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得以回顾总结这些年社会经历的变迁和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也借着这次重温历史的机会，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改革开放艰难的历程。改革开放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的，最初起步就遇到了不少阻碍，触及了不少尖锐的问题，听到了众多质疑的声音。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这片土地经历了什么沧桑巨变，这本《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由40位先行者的真实回忆记录而成，代表了对所有改革先驱的敬意。

总序 镜鉴过往，启迪未来

胡福明：写文章时已准备坐牢

严俊昌：为了不饿死。冒死“包产到户”

郑仲兵：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

厉有为：江泽民“5·29”讲话后批我的声音消失了

陈开枝：邓小平对我说，那些人真是放屁

唐志平：我见证了它的诞生、兴盛和衰落

任仲夷：重温改革先驱历史再举思想解放旗帜

李正天：习仲勋为我平反冤案

骆锦星：我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

容志仁：小女孩一个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

年广久：小平一句话，“傻子”无罪释放

李步云：二十年改一字从刀“制”到水“治”

吴南生：“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

张兴让：胡耀邦叫我“张联合”

戴煌：唯一一次接触促使我写胡耀邦

张灵汉：深圳争取立法权被指“夺权”

朱森林：广州放开菜价震动中南海

王石：永不行贿源于一次未遂行贿

常光南：说我们“震撼了世界” 日本记者把我吓坏了

梁定邦：我向总理提条件年薪一元没商量

我被平反时，爱人在武汉艺术学院当老师，中组部同意把她调回北京。还有许多部门想调我过去。中组部要调我到中组部，人民日报要我去人民日报，后来要恢复中宣部，也说让我去中宣部。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的院长是一个延安的老同志，他不同意我到人民日报，说那是是非之地，你别去。后来去中宣部，他觉得可以：你还是去吧，你这个人能够团结人，有胸怀，到中宣部后多关心自己的学校。我就去了中宣部。

1979年初，那时候是胡耀邦当中宣部长。除了部长，整个中宣部只有一个局长，叫洪禹。其他都是干事。我才三十几岁，算是年纪比较轻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成了理论局学校教育处的处长。

当时中宣部还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胡耀邦当部长嘛。我觉得胡耀邦非常明智，当时大家对他印象非常好。当时我们到各地方去，人家对我们都特别信任，而且我们那时候作风也特别好。大家不愿意找中组部谈、不愿意找“中办”谈，更愿意找中宣部的人谈话，因为觉得我们能理解他们。中宣部一周要开一次例会，有关无关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挤破头要来参加。因为当时各个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问题，都需要思想解放，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当时是主张要把中宣部变成一个思想建设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解放还能影响别人的思想解放。

我记得当时洪禹局长带我们五个人到福建去，在厦门大学作报告，鼓动大家解放思想，受到师生特别热烈的欢迎。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叫廖志高，思想比较保守，他找我们谈话。他说，包产到户，一年行，两年行，三年就不行，现在思想解放都把人搞乱了。他本来挺重视我们，说你们应该跟福建省的厅局级干部作一次报告。后来听说我们在厦门大学讲这些话以后，就派他的秘书来通知我们说，北京来的同志你们太累了，回北京去休息吧。把我们赶走了。后来项南去了福建，代替了廖志高。项南在福建就搞得非常好。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找胡耀邦，跟意识形态有关的，作家，还有各地方的一些教授，会找中宣部平反冤假错案。我们有时要走出去给人家解决问题。但比较大的案子都得经过中央，我们也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到福建的时候，福建有建国前的地下党组织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特务组织，与内蒙古的“内人党”案类似，很多人都被抓进去，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放出来。我们回北京以后，向胡耀邦报告，向中央报告。项南去了福建以后，就全部都解决了。

1980年5月，我们去广州小岛宾馆。那是军队很大的一个招待所。中央领导人去广州，都住在那里。当时招待所里头有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女军医，一定要跟我悄悄说话。

她说你能见到胡耀邦吗？我说可以啊。她说，如果你能见到胡耀邦，我就跟你说个情况，广东有些高干子弟住在小岛宾馆里头，用飞机搞一些走私活动。当时广东有几条渠道，是可以走私的。这些高干子弟就把走私来的录音机什么的用飞机运到北京，比现在的走私和贪污腐败差远了，就是小打小闹。她说公安部门车开不进来，因为那是解放军的管辖范围，一到这里就不让进来。究竟怎么解决？这些大案要案啊，牵涉高干，后来胡耀邦也因为这个好像得罪了很多人。

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

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

1987年，我要求到《新观察》杂志去。我去了之后，因为我的关系，和很多老同志联系，准备搞一个新观察基金会。首钢、全国最大药厂——广东白云山制药厂，这些国内大企业的领导，还有大邱庄的禹作敏、广东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这些人，都拉来当我们的理事。他们每个人给了10万，当作我们的发展基金，差不多有一百多万元吧，这在当时就很厉害了。这些钱用来做基金，另外还可以再给我们其他钱。  从《新观察》退下来后，1990年，《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秦川，当时搞了一个杂志叫《精品》，要我当主编，他当社长。《精品》有点像《新观察》，社会性、历史性比较强。当时我给刊物提出一个基本的编刊思想，就是每期都要有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主题。比如，我们第一期做厦门经济改革，第二期做大上海的发展。那时候还没有确定怎么发展上海浦东，当时我们考虑了几种发展方向，包括向苏州发展。还做了一期中国农业问题。我当时还提出，刊物要办得生动，要雅事俗说，俗事雅说。

项南当时已经到北京来了，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他很早就提出要解决中西部发展差距问题，所以就要成立一个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西部差距怎么缩小的问题。在这之后多少年，中央才提出中西部发展战略。我也参加了，担任基金会下面的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后来项南下台了，而且原来的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要我同作协工作，我就离开了。那大概是1995年左右。

《新观察》在作协名下，我的人事关系本来就在作协，是司局级。我就到作协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担任副理事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会长是巴金，但是巴金不管事。我起先挺认真在那里做事，但其实没给我什么权。原来名下有几个国字头的企业，钱都糟蹋掉了。我在经济上提了意见，他们不愿意听，那我也就没兴趣了。在那待了5年，我就申请退休了。

搞口述史是我离开基金会以后。一开始，我想搞中国十个思想家的评传：杜润生、李锐、于光远……我当时觉得，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所以要搞口述史。之前看胡适口述，我觉得这可以做，大概从2()00年或者更早之前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开始到处和别人说，没有什么行动。一次丁东和我一起吃饭，他说郑老师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口述史，我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后来，他们搞口述历史，还邀我当他们的编委。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

后来有一个美国老板支持我。但是我发现具体做事的那个人不大老实，老是和美国老板说别人要钱。我怕扯不清楚，就不做了。后来有一个原来在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年轻人，他做企业发了财，就说郑老师你一年不就需要那么点钱么，我来帮你。他就成了我的搭档，现在他生意也不做了，就提供资金支持，当我的助手，和另一个人一起编《往事》。

现在我主要就是做《往事》，主要就是想反映一点想法：对历史，应该还原它真正的面貌。时至今日，应该怎样解读历史？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P30-32

镜鉴过往，启迪未来

任天阳(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

3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或可以称之邓小平改革，是近代以降中国最伟大成功的改革。110年前的戊戌变法让中国以法律形式开始追赶西方，97年前的辛亥革命让中国开始走向共和，89年前的五四运动让中国开启科学民主，59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让中国真正独立，30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大国崛起。上述事件可以列为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独立富强，追赶时代步伐，融入国际社会，迈向工业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几个最重要的里程碑。

30年前改革开放的历史方位何在？依托政治强人启动的这场波澜壮阔、深刻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历史价值在中国危难时越发显现。汶川8级大地震，以灾难的方式为30年做了注解。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力上何以应对！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公民社会何以成长，民心何其用！没有30年改革开放，中国何以以人为本，国旗何以为普通人降下半旗，又何能为普通人国哀三日！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国将不国，人亦非人。

什么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最好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30年最好方式是深刻提炼30年的历史精髓，确立下一个30年、50年、100年中国前行的坐标。

依盛世修史，必穷其史料，旁征博引，写一部30年改革开放断代史并非难事。而提炼30年之精髓，切中30年之脉动，眺望尚在行进中的这一伟大变革前景，镜鉴过往，照耀来者，却非易事。

以主流大报社会公器为追求的南方都市报，本身即为改革开放产物。面对中国30年的风云际会，社会激荡，大国崛起，总是心怀责任，禁不住呐喊助威，就像这场改革发轫于报章的一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一样，有时传媒就是历史的代言人。

新闻记者是时代的瞭望者，新闻记者同样是时代的回眸者。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新闻即今天的历史。秉笔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是传媒的责任。南方都市报斥巨资推出的纪念30年改革开放系列报道，以民间姿态梳理历史，踏访故地，求证实物，复原真相，让亲历者口述30年珍记，让研究者评说30年得失。试图以新闻视角回眸30年，以新鲜史实昭示启迪改革前景，以亲历口述提炼30年改革开放精髓。是回望，更是憧憬。有叙事，更有评说。不求通史，只求价值。不仅是史实，还有史识。既然是改革，就有失败。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有风险。南都“改革开放30年”报道立足于忠于历史，不媚不讳，敬重诚直。报道既有30年改革成功者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再现，也有落寞者无奈黄昏的摹写。既有重大改革节点事件调查，也有重大改革命题启示宏论。从史事出发，为来者激励。不仅为成功者立传竖碑，也为失败者续写尊敬。

依推出时间顺序，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报道包括人物、事件、政论、论坛四个组成部分。在体例上，纪传编年交叉。在选题上，政经文农工商并举。在地域上从广东出发，遍及全国。

既然不是修史，南都30年改革开放报道，难免挂一漏万，考证粗浅。谨祈有限报道，为中国未来改革者壮行助威，为下一个30年前行提供点滴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