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尼根的守灵》是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花了整整十七年时间，精心营造的一个语言迷宫，被誉为西方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天书”。本书既有对《守灵》的叙述方式和艺术思想的详细分析，还附有较为详细《芬尼根的守灵》的作品缩写和其他重要研究文献，可谓迄今为止国内学界解读乔伊斯“天书”最佳学术成果。

《芬尼根的守灵》是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花了整整十七年时间，精心营造的一个语言迷宫，被誉为西方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天书”。也正因此，它至今尚不能在中文语境中与读者见面。本书作者耗费近十年之功力，试图破解迷局，从语词、叙述、文体、美学等多方面着手，穿针引线，旁征博引，宛如一位殷勤的向导带领谈者走进乔伊斯的神秘文本构造，一路上层层展现这座迷宫的非凡魅力。

都柏林纪行(代前言)

詹姆斯·乔伊斯作品引用缩写

开篇 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

词语的万花筒

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

二、混成词与独立的艺术空间

三、外来词和专有名词：谜与游戏

四、变形词和混成词：声音与文化

讲故事的快乐

一、叙述本身的浪漫主义

二、风格化的叙述者

三、饶舌的叙述

四、言说的多样性

结论：言说的自觉

迷宫中的小宇宙

一、无限的循环

二、循环中的分岔

三、离题：逻辑关系的消失

四、镶嵌交织：主导主题与结点

结论：大自然的作者

文体的游击战

一、文体的碎片与杂糅

二、文体中的反抗力量

三、文体的狂欢

迪达勒斯的自由

一、迪达勒斯的两层自由

二、过程与结果：时间层面的自由

三、本我与制约：主体层面的自由

《芬尼根的守灵》与自由美学

一、文学中的自由美学传统

二、《芬尼根的守灵》与后现代文学

三、自由的后现代文学

附录一：《芬尼根的守灵》缩写

第一书：父母之书(3－216)

第二书：子辈之书(219－399)

第三书：人民之书(403－590)

第四书：复归(593－628)

附录二：《芬尼根的守灵》创作时间表

附录三：克莱夫·哈特的《芬尼根的守灵》结构图

附录四：詹姆斯·乔伊斯年表

附录五：芬尼根的守灵夜(歌谣)

参考文献

后记

二、文体中的反抗力量

虽然《芬尼根的守灵》各章选择文体时首先考虑文体与该章的材料和主题之间的呼应，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乔伊斯并没有放弃在文体领域对传统加以颠覆。拿《芬尼根的守灵》中文体上比较特殊的第2书第2章来看，这一章模仿教科书的边注和脚注样式，把一个页面分成四个部分：中间是教科书的主体；左右分别是山姆和肖恩的注解(到此章的后半部分，兄弟二人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页脚则是妹妹伊茜的注释。教科书的主体部分描写的是山姆和肖恩在楼上房间做功课，妹妹伊茜在旁边的沙发上编织，功课的内容是数学和几何。山姆教肖恩画几何图形，画的其实是母亲的子宫。被激怒的肖恩把山姆打倒在地。在一篇研究该章中伊茜的注释的文章中，美国学者简·谢尔顿指出，在《芬尼根的守灵》的其他部分，伊茜的言行多半由那个风格化的叙述者叙述，伊茜并不直接出面，而这一点在谢尔顿看来，“成为《芬尼根的守灵》中叙述声音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成为暴力的对象，因为叙述声音肢解单独的个体，在代替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消灭他们。”然而在这一章中，伊茜却在脚注中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取得了自己的说话空间，因此是对主导叙述权威的颠覆。不过，这个空间被限制在脚注中，也即页面的边缘位置，因此是一种既被压制又有颠覆的双重位置。根据谢尔顿的这一思路可以看出，乔伊斯在第2章中使用教科书文体，实际是设计了一个既代表着权威，又对权威加以颠覆的形式。教科书这一体裁无疑是权威的代表，权威主体是那个有着支配权的外部叙述者，他在教科书的主体部分讲述着兄妹三人的故事。伊茜的脚注从注释的传统功能说，应该是对这一权威主体的注释和补充，但是在这一章，由于这个脚注的叙述者不像传统那样与主体部分的叙述者是同一个人，而是被叙述的人物，因此这个脚注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话语空间。简·谢尔顿通过分析指出，这个空间实际预言着主体中的事件，讲述着不同于主体的思想，破坏了双方的主从关系。

简·谢尔顿的最终目的是想指出，《芬尼根的守灵》中暗含着女性声音对男性话语的颠覆。伊茜在脚注里通过从女性的视角看待父亲对女儿的乱伦，建立起一种“颠覆性的、反叙述的声音”。不过，他在论述中其实有意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这一章中，为教科书主体做注释的不仅有伊茜，也有她的两个哥哥山姆和肖恩，虽然山姆和肖恩用的是边注而不是脚注，但仍然是一种边缘空间。山姆和肖恩位置平行，话语特征却并不一样。肖恩的注释基本可以视为正文的标题和概要，是正文内容的一种抽象化、概念化和规范化的表述；相反，山姆的叙述则带有私人化的特征。比如正文中描写HCE与ALP的结合，HCE走入ALP的城堡。这一段肖恩的右边注是“理念现实之历史的可能开端”(FW，262)，概括了这样一个场景的本体论意义；山姆的左边注则是“当我看到她把茶倒进罐子时，近处的景色从我眼前消失了”(FW，262)。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描写这是一所饮食之屋，比如《<芬尼根的守灵>的万能钥匙》就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正文里出现的安娜的名字在梵文里就是“食物”的意思；但是也可以理解为山姆在看自己的妹妹倒茶，“近处的景色从我眼前消失了”表示妹妹离他们比较远。再如第266页描写山姆和肖恩在学习中世纪野蛮时期的历史，这个时期充满了战争和对女性的占有，对此肖恩的右边注是：“史前男性以及他对整个历史时期的女性的追逐”(FW，266)，而山姆的左边注则是“我和你赌5便士的反面，赌炼狱并不存在，敢不敢赌?”(FW，266)《<芬尼根的守灵)的万能钥匙》认为这句话是山姆这个无神论男孩向弟弟肖恩提的建议，这个建议显然是对历史话语的挑战。不管是描写自己的活动，还是注解书中的内容，山姆描述的都是事件的私人化一面。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山姆和肖恩虽然都处于边注的位置，但是他们的话语风格决定了两个人与正文，或者说与权威的不同关系。肖恩是对正文的补充、强化，他通过归纳、概括、抽象等话语手段，使正文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真理”、教条；山姆则正相反，他强调正文事件的个人性，即便描述正文中的主人公HCE，他关心的也是HCE的“多毛的宽脸膛”(FW，260)，认为是这一点使他成为爱尔兰的耻辱。这样，教条化的历史被颠覆为了个人行为和个人特征，丧失了对其他人的约束力。至于266页山姆打赌的内容，更明确显示了山姆对权威的挑战。用私人化的语言来消解宏大叙述，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颠覆方式。  P142-144

都柏林纪行

一

2004年6月12日至19日，我飞赴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参加在这里举办的“第19届国际詹姆斯·乔伊斯学术研讨会”。在《尤利西斯》中，詹姆斯·乔伊斯用他细致人微的笔触刻画了190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主人公广告推销商布卢姆漫游在既虚构又真实的都柏林城，度过了文学史上最漫长的一天，这一天也因此成为乔伊斯纪念中的重要节日——“布卢姆日”。今年恰逢“布卢姆日”一百周年，当年拒绝出版《尤利西斯》的爱尔兰政府这次决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开展乔伊斯的庆祝活动，比如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就与爱尔兰文化部、爱尔兰驻上海领事馆以及上海市作家协会等联合举办了“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展，爱尔兰有专人赴上海参加。而在爱尔兰本土，庆祝活动从4月1日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日，内容丰富多彩：有系列讲座和演讲，有乔伊斯作品朗诵会，有《尤利西斯》的戏剧表演和电影播放，有乔伊斯图片展，有景点游览，有书展、音乐会，有万人露天免费早餐，有大型广场游艺表演。仅发给我们的说明书上就有62项内容，而且一些仅限与会代表的活动还没有列在上面，比如参加帕特·迪格纳姆的守灵夜、参加市政厅的招待会等。“第19届国际詹姆斯·乔伊斯学术研讨会”只是整个庆典活动的一部分。

此次会议的规模宏大，据大会组织者说，有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900名乔伊斯研究者和爱好者参加。会议的主体部分是在爱尔兰国立大学(National college of Ireland)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因为与会代表很多，所以除了第一天在爱尔兰国家音乐厅(National Concert Hall)举行开幕式外，接下来的所有学术会议都采用分组讨论的形式。一天往往安排五六个时段，除了中午“《芬尼根的守灵》阅读小组”外，每个时段都是l小时15分钟，中间有半个小时休息。如果每个时段都参加，连午餐的时间都没有。但那些爱好《芬尼根的守灵》的代表们非常投入，有的就带了点心边吃边讨论。每个时段往往有六七个分组会议同时召开，各小组的主题各不相同，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文本细读、作家研究、史料搜寻到各种当代理论的运用，都有众多报告者和爱好者。比如14日下午各组会议的议题就有“乔伊斯与普通读者”、“乔伊斯与音乐”、“《尤利西斯》的潜文本”、“后殖民的乔伊斯之后”、“乔伊斯的城市”、“电影中的乔伊斯”、“《尤利西斯》手稿新探”、“女性在乔伊斯的男权体系中的位置”、“乔伊斯与剧院”、“乔伊斯、医学与现代主义”、“乔伊斯的译介”、“乔伊斯、犹太问题与现代性”、“跨文化的乔伊斯”、“乔伊斯与艺术”、“《流亡者》”、“乔伊斯创作中的客体问题”等等。不过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一些由著名乔学家主持的圆桌会议，他们谈论的话题反而非常个人化，比如“我是如何开始乔伊斯研究的”、“我对《尤利西斯》某一章的阅读感受”等等，相比之下，那些专题小组讨论的学术性更强。

二

这次大会与整个乔伊斯庆典交叉在一起，除了学术讨论，还安排了其他许多节目。节目安排得非常紧凑，有时晚上10点还有活动，而且在不同的地点，让人目不暇接，但也非常辛苦。

在这些活动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爱尔兰国家图书馆的“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展”和爱尔兰皇家学院的“乔伊斯艺术展”。“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展”的规模不大，只在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底层开出几个连通的房间，收集了历史上各种《尤利西斯》的英文版本、乔伊斯的生平资料、用具、乔伊斯生活时代的物品报章等。有一间房间复原了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期间的卧室，看后深切感受到乔伊斯为创作付出的代价。整个房间狭小凌乱，最显眼的是随处可见的卡片，贴在墙上、排列在匣子里、摆放在桌子上。床上堆着被子，上面放着一只皮箱，《尤利西斯》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只皮箱上面完成的。

此次展览的核心部分是爱尔兰国家图书馆收购不久的乔伊斯手稿，分别陈列在中央几个玻璃展柜之中。其中显示都柏林人工作之细、技术之精的是各章的电子版本，采用屏幕触摸的方式呈现于几个立式电子屏中，读者可以任意前后一页页翻阅。每页手稿边上都可以弹出正式出版版本中的对应页，还可以弹出一个窗口，对该页手稿与正式文本之间的差别详加分析，其细致便利令人叹为观止。展览还有一个部分也让人大开眼界。在一个半开放的小房间中，两面墙壁贴满了20世纪20年代都柏林的报纸、海报、宣传画。第三面墙边则是一台触摸式电子屏，屏幕上是《尤利西斯》中“塞壬”一章人物的位置图，人物的位置会自动根据“塞壬”中的描写而移动。“塞壬”描写的是下午4点布卢姆在奥斯蒙德酒吧用餐，恰逢斯蒂芬的父亲西蒙·迪达勒斯与男高音歌唱家本·多拉德在此引吭高歌。该章犹如《尤利西斯》中的交响乐章，各种音响贯穿其中，是文学史上文字与音乐交融的典范。墙边的这台电子屏上，用手点击一幅树形图上任何一种声响的标题，整个房间就会响起相应的声音：悠扬的乐曲、高亢的咏唱、马蹄声、叹息声、弹吊袜带声、手指敲打桌面的声音……满室回响的声音与两边墙上20世纪初期的招贴画交织在一起，声形并茂，恍然回到了那个时代的声色世界。

“乔伊斯艺术展”则展出了一批爱尔兰艺术家以乔伊斯为灵感创作的各种现代艺术作品。比如有两面墙上贴满了各种颜色的笔记，记录了此位艺术家创作这一艺术品的笔记，据说这一笔记也历时数年，就如同乔伊斯曾用各色彩笔一年年地记下创作所需的笔记，并在上面涂涂改改一样。还有一部作品用《尤利西斯》中的词语在一张大方桌上拼成一个盘旋的圈，由大及小，回旋曲折如迷宫一般。还有一部作品是一台电视，画面上只见两只脚，一脚着男鞋，一脚着高跟女鞋，在海滩上行走，看说明才知道创作者同时着男鞋和女鞋环绕乔伊斯当年常走的都柏林海滩一圈，象征着乔伊斯作品的男女同体及无限循环。还有一只水槽，水龙头中不断流出泛着泡沫的黄色液体，据说这些液体是取自都柏林海湾的海水，经过加工，变得既像尿液又像啤酒，估计也是对乔伊斯作品的粗俗与高雅并存、排泄与畅饮同步所做的隐喻。艺术展中还有一件由杰弗里·肖(Jeffrey Shaw)设计的题为《可读的城市》(The Legible City，1988)的艺术品，既有趣又深刻。该作品是一个挂着幕布的房间，中央有一辆自行车，迎面的幕布上如同电脑游戏一般映出一片片砖墙耸立的迷宫。随着房中央骑自行车者的速度与方向的改变，幕布上的视野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参观者一开始骑的时候不会觉得困难，但是越骑道路会越逼仄，转弯越多，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撞到墙上。等到参观者撞得烦了，硬向墙上撞去，墙却出乎预料地轻松倒下，前面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但是，如果完全不顾及墙壁随意乱骑，把墙壁当成幻影，骑车的乐趣却也会因障碍的消失而消失。我感到这件艺术品准确把握住了《芬尼根的守灵》、的深意：墙壁代表着乔伊斯在文本中设置的迷宫，骑车的过程也是读者解读的过程。阅读乔伊斯后期迷宫般的作品，如果一味匍匐在乔伊斯的脚下揣摩他的意图，阅读的空问也会越来越狭窄，相反，有时把他设置的障碍视为幻影，发挥读者解读的自由，倒反能别有发现。但是，阅读的快乐其实正存在于遇谜与解谜之间，毫无障碍的自由反而会使自由变得索然寡味。

我国媒体已经报道过“布卢姆日”的万人免费早餐，其实其中最有趣的还不是早餐，而是早餐中穿插的许多表演。表演者扮成侍者、酒品推销员、20世纪初的绅士淑女、街头卖艺人等，来往于就餐的人群之间，随意寻找着自己的交谈对象。街头卖艺者的表演不时穿插着与乔伊斯有关的节目，比如一个人骑在三四米高的独轮自行车上，声称可以一口气读完《尤利西斯》最后一章莫莉冗长而没有标点的独白——当然实际只读了其中一段；还有一对表演者，男表演者手持一本绑着牛皮筋的硬皮书，据说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牛皮筋的另一端衔在女表演者的口中，牛皮筋不断拉长，男表演者宣称他将突然松手，让硬皮书砸烂象征着读者的女表演者的脸，就如同乔伊斯当年用他那晦涩难懂的作品无情地砸向读者一样。

三

乔伊斯使都柏林闻名，都柏林人也以乔伊斯为荣。在都柏林可以深切感受到，就如我国的鲁迅一样，乔伊斯其人其书在都柏林已是家喻户晓。一次我随便截住一个路人，询问《芬尼根的守灵》中提到过的“亚当与夏娃教堂”的所在，对方说了个名字，在我否定后对方说虽然他不知道这座教堂在哪里，不过如果我沿着利菲河再向前走上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死者》中众人聚宴的楼房。后来我不但依言找到了这所不起眼的三层建筑，而且也找到了“亚当和夏娃教堂”。这座教堂，当地人更愿意称它为“方济各会教堂”，依稀便是路人说的那个名字。

还有一次我斜跨市区到另一个会场参加一个艺术展，穿过十字路口时，忽然发现对面药店的橱窗里摆着乔伊斯的照片、作品和一些纪念物。药店正在营业，墙上并无任何政府性标志说明这里是旅游点或纪念地。看了橱窗里的说明，才知道此店便是《尤利西斯》中布卢姆为妻子莫莉配化妆水的药店。看来老板对这一点非常得意。

乔伊斯在都柏林不但有名，而且有用。我过爱尔兰海关时，海关对非欧共体的人盘问得非常仔细。我告诉海关的人我是来参加乔伊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他就让我讲讲《尤利西斯》。我略微讲了之后，他显得非常开心，很快让我过去，并祝我在都柏林过得愉快。

此次的都柏林之行让我深切感受到乔伊斯研究不只是坐在冷板凳上皓首穷经，它可以非常生动有趣，同时我也深切感受到了乔学者们陶醉其中的快乐。

首先感谢“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2003年中国博士后基金”对本书的支持。

10年前我根本想不到有一天我会把《芬尼根的守灵》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记得第一次接触《芬尼根的守灵》时我还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纯粹出于慕名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这本书，认真地坐在教室里，雄心勃勃地看了3页就彻底放弃了。恰好不久余斌老师在课上提到这本书，我说这本书根本没法读，也完全想象不出别人怎么会去读它。不过对詹姆斯·乔伊斯我仍然由衷地喜爱和仰慕，所以博士论文还是选择了乔伊斯作为自己的课题，而且得到了导师杨正润教授的支持。于是开始强迫自己天天到南大图书馆把字典和辅导资料摆在一边，把《芬尼根的守灵》的复印本摆在另一边，对照着花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原本认为根本不可能读的天书。第一次读下来并没有完全记住这本书的内容，许多细节搅在一起，读了后一章前一章就模糊了。但是神奇的是，虽然记不住细节和情节，读完后却有一种震惊和狂喜，用乔伊斯自己书中的话说，好像“在眩晕中进入某个新的世界，像深海一样奇异、幽暗、变幻莫测，一些朦胧的形状和东西往来穿梭”(P，157)。当时与一位师姐争论乔伊斯哪部作品最优秀，我说当推《芬尼根的守灵》，因为《芬尼根的守灵》会在人的心中打开一个广袤宏大的世界。惭愧的是，动笔写博士论文时才发现自己在《芬尼根的守灵》上准备得远远不够，《芬尼根的守灵》部分也写得勉勉强强，自己很不满意。答辩时南京大学英文系的王守仁教授对我说，哪怕能把《(芬尼根的守灵>的万能钥匙》翻译出来也是功德一件，但我同样没有勇气动笔。幸运的是，我获得了到复旦大学作为博士后深造的机会，有了难得的科研条件和时间；更幸运的是，导师陈思和教授大力支持我把乔伊斯的研究深入下去。正是陈老师睿智的建议和支持，让我鼓起勇气选择了这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课题，终于不必再留有遗憾。

选择这个课题需要勇气，完成这个课题更需要毅力和耐心。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陈思和教授对我的鼎力支持，以及在研究方法上对我的指点。虽然我与陈老师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相同，陈老师却毫不介意地鼓励我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科研思路和方法上都对我有莫大的启迪和帮助。

其次我要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章培恒教授、朱立元教授和龚群虎教授，他们在博士后开题、中期考核和出站报告期间对我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感谢林涧教授在乔伊斯研究方面给我提供了很多国外的信息和资料。

我还要感谢社科院的盛宁主编和石海军编辑，认真阅读我的稿件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感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邹小伟博士为我在国外复印资料；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郭艳娟师妹在北京为我收集、复印资料。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杨正润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的余斌教授、唐建清教授、王守仁教授、余一中教授、张冲教授、董晓老师、北京大学的刘意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晋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汪介之教授。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指导我的博士后研究，但在我博士期间从事乔伊斯研究时，在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到很大启发。

最后我还要感谢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倪为国主编和吴雅凌编辑，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他们对学术的支持，以及倪主编睿智的学术眼光都让人敬佩和感动。

当然，在所有人中，我最要感谢的还是我的先生和我的父母。我的先生顾建多年来始终毫无怨言地支持我的工作，忍受着长年的分离和寂寞；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了保证我能够安心研究，默默忍受着自身的病痛，在生活上不遗余力地支持和照顾我。有了他们的陪伴，我才能在这漫漫的学术长路上走得坚定而踏实。

《芬尼根的守灵》的研究终于告一段落，但我知道这个课题还远未结束。乔伊斯已经在我的学术生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将带着他的影响，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继续探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