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难以忘记张闻天?通过回顾长征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毛洛合作”，同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关系太大了!“毛洛合作”，同长征的胜利，关系实在太大了!本书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分析，来回答“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这一问题。希望对读者了解长征的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所裨益。

让我们从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踏上长征路说起吧。

历史著作应以史料翔实、分析透辟取胜。写成这样的信史是作者的追求。本书所用材料，均一一注明出处，杜绝虚构。全书采取夹叙夹议的写法，力求文质兼备，可读、耐读。期望此书能够成为了解长征历史的有益读物，能够成为学习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参考读物，能够对党员干部，学习研究历史，提高水平、增强执政能力有所帮助。

引言

一 同上长征路

二 长征路上的争论

三 遵义会议

四 从遵义到扎西

五 毛泽东军事领导的确立

六 会理会议前后

七 一、四方面军会师

八 同张国焘的团结和斗争

九 找到落脚点

十 初到陕北

十一 瓦窑堡会议前后

十二 打开新局面

十三 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十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结束语

附录一：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附录二：杨尚昆谈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附录三：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附录四：长征的胜利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博古在解释为什么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地保卫苏区时，虽然也说到了一些主观上的指挥上的错误，也不曾明显地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过分强调了客观的困难。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博古的分析，实际是用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

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没有把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进行回顾、总结。

洛甫的反报告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洛甫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

洛甫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洛、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的观点为主导、由洛执笔写成的。此刻由洛甫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洛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有四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洛甫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洛甫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P39-40

1935年10月15日，苏联首都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号共产国际总部的会议室里，不久前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正在开会。会议由共产国际总书记、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主持。会议桌旁围坐着书记处的书记和候补书记们。他们大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有：著名的理论家、联共的曼努伊尔斯基，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德国的威廉·皮克和弗洛林，捷克的哥特瓦尔德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也出席会议，他俩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新当选的候补书记。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书记们正倾听一位名叫史平的中国同志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因为是向西撤退，称为西征。

史平这样开始他的报告：“同志们!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史平从为何决定西征讲起，分三个阶段叙述了西征的过程，讲到红军征途中遇到的艰难险阻，取得的重大胜利和主要的失误，讲到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史平进而叙述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军事指挥下，红军灵活机动地作战，接连取得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胜利，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报告的这个史平，不是别人，正是陈云。

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长征中，他还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党代表、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5月31日泸定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他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在上海，陈云同先期到达的潘汉年会合。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潘汉年和陈云先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潘汉年参加了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陈云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当时在上海的陈潭秋、曾山、杨之华等苏区干部随他同行。

陈云是最早向国外传播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军事史上艰苦卓绝伟大壮举的第一人，也是系统总结长征经验的第一人。他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报告中，不仅叙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而且还总结了红军长征的经验。陈云指出：“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遵义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

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总结的长征胜利的首要原因是完全正确的。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史上，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就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不可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功绩，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确立。遵义会议撤换了错误领导，推选洛甫(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习称党的总书记)，毛泽东进人中央常委，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洛合作”，团结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领导全党全军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谈到长征胜利及其经验时，特别着重指出遵义会议确立正确领导的关键作用。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没有忘记张闻天的功劳，多次评说“毛洛合作”与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1950年1月18日，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与正在赴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通电话，商定派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随后，毛泽东即电告在北京的刘少奇，指示“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第二天新华社发表的《张闻天简历》特别讲到：“1931年以后，参加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在1934年冬至1935年冬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举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张闻天是这一长征的领导组织中的一员。”

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上提议要选举张闻天当九届中央委员，他说：张闻天、王稼祥，遵义会议是靠在我们一边的，同我们合作的。那时候我们很困难。以后也是好事做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这一次张闻天、王稼祥是否选上，值得考虑。

毛泽东为什么难以忘记张闻天?通过回顾长征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毛洛合作”，同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关系太大了!“毛洛合作”，同长征的胜利，关系实在太大了!本书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分析，来回答“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这一问题。希望对读者了解长征的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所裨益。

让我们从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踏上长征路说起吧。

在1970年代末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我有幸参加《张闻天文集》的编辑工作，随后又接受了《张闻天传》的编写任务。从那时开始，红军长征就成为我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长征是张闻天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高峰：他和毛泽东都是促成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主角，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红军长征取得胜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为了完成写作任务，我查阅了大量档案，包括现存长征中的中央会议记录和电报、文件，采访了一些老同志，同张闻天夫人刘英进行了好多次长谈。同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先后发表了《毛泽东张闻天的合作与遵义会议的胜利》、《(遵义会议决议)简论》、《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长征的胜利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等论述张闻天在长征中历史贡献的论文，并记录整理了刘英的长征回忆录《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在报刊上发表。《张闻天传》1993年出版，全书用约七分之一(130多页)的篇幅叙述张闻天在长征中的业绩和贡献。至此，因历史原因本来湮没无闻的张闻天在长征中的巨大作用和重要地位，逐渐彰显。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在一些重要的著作中，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张闻天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展示。诚如杨尚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的，在张闻天的问题上还要拨乱反正。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责任。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正是完成老一辈革命家嘱托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在《张闻天传》修订出第三版的同时，写一本《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的书，着重叙述张闻天与毛泽东配合合作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历程。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家们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意义，列入他们的年度计划，促成我把这本书及时写出来。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写红军长征的书林林总总，各有特点。本书是一部从高层领导着笔的长征史。主要围绕红军长征中军事路线、战略方针以至具体策略、战法的矛盾、斗争，叙述长征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一)长征出发至遵义会议，毛洛合作战胜李(德)博(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历程；(二)遵义会议至一、四方面军会合，毛洛合作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领导全党全军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指挥中央红军跳出敌人围追堵截的历程；(三)一、四方面军会合至山城堡战斗胜利，毛洛合作领导全党全军战胜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反党分裂活动，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历程。从长征的历史进程中，系统评述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在着重展现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时又力求反映全面。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陈云、博古、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张浩、刘少奇、徐海东、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和性格特点，都有扼要的叙述与评论；不单全面叙述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对各路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十五军团长征的历程也都作了概括的述评。把此书写成一部独具特色的长征史是作者努力的目标。希望此书有助于丰富、充实、加深对长征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学习长征经验。

历史著作应以史料翔实、分析透辟取胜。写成这样的信史是作者的追求。本书所用材料，均一一注明出处，杜绝虚构。全书采取夹叙夹议的写法，力求文质兼备，可读、耐读。期望此书能够成为了解长征历史的有益读物，能够成为学习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参考读物，能够对党员干部，学习研究历史，提高水平、增强执政能力有所帮助。

本书引用了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材料和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书中存在的差错和不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程中原

             2006年7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