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记述作者的童年生活和青年求学历程，追忆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记录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历程，生动描绘清末生活画面，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之作。在生命的长河里，露曦与朝暮更替交织，在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拾起脚下路边的野花，装进思想的背篓。

《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所作的回忆散文集，共10篇。最初在《莽原》杂志发表时总题目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辑成书，改为现名。鲁迅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正受着北洋军阀当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1925年他因支持学生运动，受到“正人君子”们各种“流言”的攻击和诽谤。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枪杀进步学生，鲁迅受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受守旧势力的排挤。在这样的处境中，鲁迅曾说：“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

《朝花夕拾》中的10篇作品，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虽然是回忆文章，但都反映着当时社会斗争的痕迹。

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注意本文选取典型事例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法和欲扬先抑的写法。

文章围绕长妈妈选择了五个方面的事情，又以感情变化为线索来组织文章，使长妈妈的品格风貌表现得非常突出。开头的第1、2段，作者以深厚的感情和简练的笔法介绍了长妈妈的身份、地位及名字的来历，旨在说明她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甚至连真实姓名也不为人们所知的平凡劳动妇女。接着第3—5段，从“我不大佩服”的感情角度，写了长妈妈喜欢“切切察察”和夏天在床间摆成一个“大”字的睡态，刻画了她质朴而唠叨、略带粗野的性格。第6—12段，着重从“我”的“不耐烦”去写长妈妈懂得许多规矩，如说人死为“老掉了”，不能进死了人和生了孩子的屋子等，文章述说这些“琐碎之至”的规矩，意在说明长妈妈有着跟千百万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普通劳动者一样的特点：质朴的品质和迷信的缺点。第13—18段，随着感情的变化，作者又从“我”对长妈妈产生的“空前的敬意”，来写长妈妈讲“长毛”的故事，从而揭示了她愚昧的一面。第19—29段，文笔一转，写了“我”对长妈妈产生“新的敬意”的原因，是长妈妈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给“我”买回了“我”渴望已久的带画的《山海经》，展示了她的“伟大的神力”一一“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从而突出了她对“我”的关心，体现了她热情、仁慈、乐于助人的品质。而长妈妈高洁的灵魂也就在这“剥笋”式描写里，在由表及里、由浅而深的认识过程中得以完整而清晰地展现：她是沾染封建迷信而又质朴、善良、慈爱的劳动妇女。作者在充分展现了长妈妈的品格风貌之后，在文章结尾处以深厚的感情抒发了自己对她的怀念之情。

全文线索清晰，结构上绝不平铺直叙，是经过精心构思的。作者欲扬先抑，写知道阿长谋害了“我”的隐鼠时，感情上是“憎恶”她；对于阿长的平常举动，“我实在不大佩服她”；对于阿长所懂得的许多规矩，“我”也是“不耐烦的”；尽管在阿长给“我”讲长毛的故事时，“我”也曾“发生过空前的敬意”，但那后来也“逐渐淡薄”了；是因为阿长给“我”买《山海经》，才真正“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甚至连“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文章最后以“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结束，表达了作者对阿长的深切怀念之情。这种“层层剥笋”的方式，使长妈妈的形象在先抑后扬、对比映衬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写法探微

善于抓住细节描写人物。写人物最怕把人物的鲜明性格淹没在一般性的叙述之中，俗话说，“于细微处见精神”，鲁迅就是善抓细节的高手，他善于抓住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个性。例如，文中写长妈妈时，有这样几个生动的细节：她在“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的时候，还要“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表现了长妈妈的饶舌多事，爱说闲话；长妈妈夜间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经旁人提醒以后，依然如故，“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这似乎是涉笔成趣，其实表现了长妈妈的粗俗和不拘小节；描写吃福橘，“我”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当“我”忽而记得了隔夜长妈妈的提醒喊“阿妈，恭喜”时，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写出长妈妈的朴实和善良以及对“我”的关心和祝福；写她买来《山海经》时，“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里，不仅看到一个衣着朴素、满脸笑容的劳动妇女的外貌，而且听到她那亲切自然的言语，感受到她为孩子办成一件事后内心的无比喜悦。长妈妈饶舌多事、不拘小节、朴实、善良以及仁慈的性格在这些细节中刻画得淋漓尽致，收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P18-20

德国诗人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等于和一位高尚的人对话。”多读书、读好书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成长中的青少年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正因为如此，本世纪初教育部即将一些中外名著推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与此同时，相关省份也把经典名著阅读纳入了中考和高考命题的范围。然而，当今多数中学生承受着繁重的课业负担，阅读时间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准确掌握经典名著的精深内涵呢？苏州大学出版社精心策划、出版本套《经典名著深度导读丛书》，其目的就在于帮助广大青少年读者融会贯通，获得一条领略古今中外名篇精髓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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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日：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王比，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毗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部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今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原书有注云：“卅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这部《百孝图》的起源有点特别，是因为见了“粤东颜子”的《百美新咏》而作的。人重色而己重孝，卫道之盛心可谓至矣。虽然是“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与不佞有同乡之谊，——但我还只得老实说：不大高明。例如木兰从军的出典，他注云：“隋史”。这样名目的书，现今是没有的；倘是《隋书》，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

而中华民国九年(1920)，上海的书店却偏偏将它用石印翻印了，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百孝图全传》。第一叶上还有一行小字道：家庭教育的好模范。又加了一篇“吴下大错王鼎谨识”的序，开首先发同治年间“纪常郑绩”先生一流的感慨：

“慨自欧化东渐，海内承学之士，嚣嚣然侈谈自由平等之说，致道德日就沦胥，人心日益浇漓，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侥幸行险，人思幸进，求所谓砥砺廉隅，束身自爱者，世不多睹焉。……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几全如陈叔宝之无心肝。长此滔滔，伊何底止？……”其实陈叔宝模胡到好像“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这是有几个人以评“郭巨埋儿”和“李娥投炉”的事的。

至于人心，有几点确也似乎正在浇漓起来。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现在是连“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这大概为因不满于《百美新咏》而教孝的“会稽俞葆真兰浦”先生所不及料的罢。

从说“百行之先”的孝而忽然拉到“男女”上去，仿佛也近乎不庄重，——浇漓。但我总还想趁便说几句，——自然竭力来减省。

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行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太平无事，闲人很多，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加以绵密的研究。曹娥的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很有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一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

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

“……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

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

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卅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但吴友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1892)却正是两尸一同浮出的这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如第一图的上方。我想，他大约也知道我所听到的那故事的。还有《后二十四孝图说》，也是吴友如画，也有曹娥，则画作正在投江的情状，如第一图下。

就我现今所见的教孝的图说而言，古今颇有许多遇盗，遇虎，遇火，遇风的孝子，那应付的方法，十之九是“哭”和“拜”。

中国的哭和拜，什么时候才完呢？

至于画法，我以为最简古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僭本，这本子早已印人《点石斋丛画》里，变成国货，很容易人手的了。吴友如画的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宜的；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耳濡目染，最擅长的倒在作“恶鸨虐妓”，“流氓拆梢”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但影响殊不佳，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画中，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样，一切孩童都画得像一个小流氓，大半就因为太看了他的画本的缘故。

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较地更难画，因为总是惨苦的多。譬如“郭巨埋儿”，无论如何总难以画到引得孩子眉飞色舞，自愿躺到坑里去。还有“尝粪心忧”，也不容易引人人胜。还有老莱子的“戏彩娱亲”，题诗上虽说“喜色满庭帏”，而图画上却绝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气息。

我现在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标本，合成第二图。上方的是《百孝图》中的一部分，“陈村何云梯”画的，画的是“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这一段。也带出“双亲开口笑”来。中间的一小块是我从“直北李锡彤”画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上描下来的，画的是“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这一段；手里捏着“摇咕咚”，就是“婴儿戏”这三个字的点题。但大约李先生觉得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这样的把戏究竟不像样，将他的身子竭力收缩，画成一个有胡子的小孩子了。然而仍然无趣。至于线的错误和缺少，那是不能怪作者的，也不能埋怨我，只能去骂刻工。查这刻工当前清同治十二年(1873)时，是在“山东省布政司街南首路西鸿文堂刻字处”。下方的是“民国壬戌”(1922)慎独山房刻本，无画人姓名，但是双料画法，一面“诈跌卧地”，一面“为婴儿戏”，将两件事合起来，而将“斑斓之衣”忘却了。吴友如画的一本，也合两事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一些，且绾着双丫髻，——不过还是无趣味。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老莱子的作态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

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关于老莱子的，《百孝图》上还有这样的一段：

“……菜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尝弄雏于双亲之侧，欲亲之喜。”(原注：《高士传》。)

谁做的《高士传》呢？嵇康的，还是皇甫谧的？也还是手头没有书，无从查考。只在新近因为白得了一个月的薪水，这才发狠买来的《太平御览》上查了一通，到底查不着，倘不是我粗心，那就是出于别的唐宋人的类书里的了。但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我所觉得特别的，是文中的那“雏”字。

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Hina，写作“雏”。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所以英语的Doll，即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古人就称“雏”，后来中绝，便只残存于日本了。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这弄雏的事，似乎也还没有人画过图。

我所搜集的另一批，是内有“无常”的画像的书籍。一日《玉历钞传警世》(或无下二字)，一日《玉历至宝钞》(或作编)。其实是两种都差不多的。关于搜集的事，我首先仍要感谢常维钧兄，他寄给我北京龙光斋本，又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又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庄本。其次是章矛尘兄，给我杭州玛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最近石印本。又其次是我自己，得到广州宝经阁本，又翰元楼本。

这些《玉历》，有繁简两种，是和我的前言相符的。但我调查了一切无常的画像之后，却恐慌起来了。因为书上的“活无常”是花袍，纱帽，背后插刀；而拿算盘，戴高帽子的却是“死有分”！虽然面貌有凶恶和和善之别，脚下有草鞋和布(？)鞋之殊，也不过画工偶然的随便，而最关紧要的题字，则全体一致，日：“死有分”。呜呼，这明明是专在和我为难。

然而我还不能心服。一者因为这些书都不是我幼小时候所见的那一部，二者因为我还确信我的记忆并没有错。不过撕下一叶来做插画的企图，却被无声无臭地打得粉碎了。只得选取标本各一——南京本的死有分和广州本的活无常——之外，还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来塞责，如第三图上方。好在我并非画家，虽然太不高明，读者也许不至于嗔责罢。先前想不到后来，曾经对于吴友如先生辈颇说过几句蹊跷话，不料曾几何时，即须自己出丑了，现在就预先辩解几句在这里存案。但是，如果无效，那也只好直抄徐(印世昌)大总统的哲学：听其自然。

还有不能心服的事，是我觉得虽是宣传《玉历》的诸公，于阴间的事情其实也不大了然。例如一个人初死时的情状，那图像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只来一位手执钢叉的鬼卒，叫作“勾魂使者”，此外什么都没有；一派是一个马面，两个无常——阳无常和阴无常——而并非活无常和死有分。倘说，那两个就是活无常和死有分罢，则和单个的画像又不一致。如第四图版上的A，阳无常何尝是花袍纱帽？只有阴无常却和单画的死有分颇相像的，但也放下算盘拿了扇。这还可以说大约因为其时是夏天，然而怎么又长了那么长的络腮胡子了呢？难道夏天时疫多，他竞忙得连修刮的工夫都没有了么？这图的来源是天津思过斋的本子，合并声明；还有北京和广州本上的，也相差无几。

B是从南京的李光明庄刻本上取来的，图画和A相同，而题字则正相反了：天津本指为阴无常者，它却道是阳无常。但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那么，倘有一个素衣高帽的东西，不问他胡子之有无，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只管去称为阴无常或死有分，我和南京人则叫他活无常，各随自己的便罢。“名者，实之宾也”，不关什么紧要的。

不过我还要添上一点C图，是绍兴许广记刻本中的一部分，上面并无题字，不知宣传者于意云何。我幼小时常常走过许广记的门前，也闲看他们刻图画，是专爱用弧线和直线，不大肯作曲线的，所以无常先生的真相，在这里也难以判然。只是他身边另有一个小高帽，却还能分明看出，为别的本子上所无。这就是我所说过的在赛会时候出现的阿领。他连办公时间也带着儿子(？)走，我想，大概是在叫他跟随学习，预备长大之后，可以“无改于父之道”的。

除勾摄人魂外，十殿阎罗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案桌旁边，也什九站着一个高帽脚色。如D图，1取自天津的思过斋本，模样颇漂亮；2是南京本，舌头拖出来了，不知何故；3是广州的宝经阁本，扇子破了；4是北京龙光斋本，无扇，下巴之下一条黑，我看不透它是胡子还是舌头；5是天津石印局本，也颇漂亮，然而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边去了：这是很特别的。

又，老虎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的脚色，拿着纸扇子暗地里在指挥。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伥鬼”？但我乡戏文上的伥鬼都不戴高帽子。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

《玉历》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入冥，帮办公事的脚色。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又以其本是生魂也，则别之日“阳”，但从此便和“活无常”隐然相混了。如第四图版之A，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有了生魂人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

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从此也更传讹下去。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如何？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