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颇有温州特色的长篇小说。

想在温州更好地生活，他和妻子在市场开了一个店，赚一份“外快”。他讨好妻子，看妻子睑色行事；为生意不好而苦恼，为讨债而焦虑。在没有自我的时候，他也

工人王洗好不容易经过奋斗进入机关供职，为了改变自己的“事业”身份，他努力工作，迁就同事，巴结领导，为能够“行政”而“含辛茹苦”。想在温州更好地生活，他和妻子在市场开了一个店，赚一份“外快”。他讨好妻子，看妻子睑色行事；为生意不好而苦恼，为讨债而焦虑。在没有自我的时候，他也想躲到情人怀里忘掉一切，但最终，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妻子身边……

1998年，我忽然就完成了人生计划中的一件大事，我买了房子。房子不大，只有六十多平方米，应该说，它不是我理想中的房子，意义也大相径庭，本来不值得张扬，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好友——乌钢、白汤、阿卡。他们都替我高兴，说我是四个人中率先行动起来的。乌钢还鼓励说，你应该一步到位，搞得大一点。白汤要求不高，说，已经不错了，我们都还没动静呢。阿卡有些狐疑，说，你哪来那么多钱?我只是笑笑。钱，我是七拼八凑借的，但虚荣心指使我没有说出来。

我原来住在四平里，我在那儿住了三十年。听我母亲说，这还是我们的第三处住所，我们最早住在道前头，后来搬到道后头，再后来才是四平里。对于道前头，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道后头我倒是常常想起来，想起来我就哑然失笑。

道后头是一个不小的院子，但住户只有我们一家，其余的房子，驻扎了街道派出所。我对派出所是有印象的，大盖帽像灯笼一样进进出出。称呼也很别致，不叫名字，叫同志，比如林同志、陈同志，听起来有点早年苏维埃电影的味道。

派出所的故事很多。许多故事就像二月的鹞子、翻飞了一下，就无影无踪了。特别突出的只有一件，就是林同志那天抓了两个“破鞋”。是一对姐妹，传说爱搞花样，一个吹箫一个捺孔。那时候，人们对性事的想象很有限，所以，一听说两姐妹的本事，就像得了宝似的，伸了舌头感叹。林同志更是独具匠心，提审她们时尤其强调细节，哪儿羞涩往哪儿打，说，我见识见识，怎么个做法?姐姐老练一点。做了个姿势，说，这样这样这样。林同志强忍住笑，说，亏你想得出。那么她呢?林同志指了指妹妹。妹妹害羞一点，也勉强表示了一下，低着声说，那样那样那样。林同志低头品味，笑着摇摇头，似乎佩服，又提醒说，还有呢，两人怎么个一起搞?两姐妹面面相觑，然后，一起去把窗帘遮了，使出能耐把林同志夹击了。林同志因为这件事换了一顶帽子，不再戴大盖帽，戴了顶地富反坏右的“坏”帽子。

四平里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它让我记住的就是马桶。马桶陈放在我的房间里，像长年累月炖着的醇汤，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每天都有乘五等舱统铺的感觉。倒马桶尤其叫人难忘。这个光荣的任务一般都落在我的身上。隔天的清晨，当门口的粪车轰隆隆地响起，我都要极不情愿地从被窝里钻出来，要知道，那正是李惠珍枕着我睡得最香的时候。我像端古董一样小心地把它端出去，又像接力跑一样缩着肩跑回来。要是碰上院子里哪位我比较在乎的女人，真是狼狈至极，尴尬至极。

四平里的房子现在腾退给房东了，腾退区别于归还，归还是无条件的，腾退则有点拨乱反正的意思，就像右派改正后补发工资，我们可以优惠买一处新房。也就是说，我其实是被人家赶出来的，现在买的新房也是打胖作壮。

房子对于工薪阶层来说，都是世纪难题。我也一样。我的经济条件相当有限，但我非常清楚这座房子对我的意义。那就借钱买吧。四平里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旧城老区，这里的卫生设施、交通条件、四世同堂，以及邻里间的鸡零狗碎，都意味着愚昧和落后，我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欠点债怕什么，只要假以时日，想办法赚点钱，总会还清的。

美中不足的是新房稍稍远了一点，位于风荷小区，新名词叫“安居房”。这不是一个好地段，放在几年前，这里就叫乡下。但这里有宽阔的道路，有功能齐全的停车场，房子里有客厅、卫生间，这些都洋溢着文明的气息，代表着一个阶层，我把这套房子看做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起点，激励自己的一个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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