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身于三千余年前的青铜器上；汉朝、汉族得名于两千多年前刘邦所封的汉水之滨；两百多年前的清朝疆域酷似一张秋海棠叶子；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国土开始演变为雄鸡形状；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千秋兴亡，可歌可泣，可读可观。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首都？为什么西安、洛阳、南京、北京会成为历朝古都？……葛剑雄教授以历史大家的眼光向你介绍这些古都的特殊之处，让你了解中国疆域的沿革、体会首都迁移的内涵、感受迁都背后的深层内涵。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学术研究精华的总结，该书本着“面向大众，要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感兴趣”这一原则，深入浅出，用一种通俗的方式介绍中国疆域的变迁以及关于疆域的历史掌故。阅读本书，它带你了解历史上中国疆域的沿革，体会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的内涵，感受历朝历代疆域掌故的惊心动魄。作者严谨的学风，睿智的眼光，广阔视野以及生动鲜活的撰述方式，一定会带给你一个全新的中国疆域文化读本。

序言：中国的历史、疆域与历史地图

 “疆域”与“领土”

 了解历代疆域变迁与学习历史的关系

 秋海棠与雄鸡

 疆域变迁和历史地图

 历史地图的编制：裴秀、杜预、贾耽和税安礼

 清代杨守敬集古代地图研究之大成

 中国历史地图的里程碑——《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的来历和变化

 中国古代疆域的类型

1．走向统一国家的漫长历程：先秦

 从部落联盟到王朝——三皂五帝到夏

 盘庚迁殷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的疆域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弦高犒军和春秋战国诸侯兼并

2．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和稳定：秦汉时期

 第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建立

 郡县制的形成和巩固

 西汉初的困境

 汉武帝的开疆拓土

 匈奴和其他边疆政权

 东汉的疆域

 边疆诸族的内迁和扩张

3．长期的分裂与短暂的统一：三国至南北朝

 三国鼎立的形成

 乱世群雄的角逐：十六国的兴衰

 对峙中的稳定：北方的统一和再分裂

 北方的局部扩张的南方的退缩

4．从大统一到大分裂：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行政区域的扩大

 空前的开拓：唐朝前期的疆域

 强盛后的衰落：唐朝中期以后的疆域

 边疆政权的消长

 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

5．分裂的延续和结束：宋、辽、金、元时期

 “黄袍加体”不再重演

 北宋和南宋的疆域

 辽、金和其他政权的疆域

 牧业民族一统天下：元帝国的建立

6．退缩中的中原王朝：明时期

 奴尔干都司的设置和撤销

 北方和西北诸卫所的内迁

 南方和西南的退却

 对西藏主权的延续

 其他政权的疆域

7．统一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清朝时期

 东北地区的统一

 从人关到平定台湾

 击败噶尔丹，蒙古归一统

 对西藏主权的确立

 天山南北路归入版图，极盛疆域最终形成

 帝国主义入侵使疆域变形

 侵夺中国领土最多的是沙皇俄国

结语：统一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统一

 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巩固了中国疆域

 落后腐败导致国土沦丧

 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盘庚迁殷

商族的始祖是契，相传曾协助大禹治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契的十三世后裔成汤(天乙)在先后灭了葛、韦、顾、昆吾等国后灭夏朝，将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放逐到南巢(一般认为即今安徽巢湖市东北)。

根据史料记载，商人在进入黄河流域后有过频繁的迁移。据王国维的考证，商人建国前就已有过八次迁移：契由亳(今山东曹县东南)迁至蕃(今山东滕州市)，昭明迁至砥石(今地不详)，又迁至商(今河南商丘东南)，相土迁至东都(在泰山下)，又迁回商，在夏朝帝芬三十三年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夏朝孔甲九年迂回商，到成汤时又迁回亳，回到了祖宗的发祥地。

商朝建立后，它的都城也有过多次迁移。中(仲)丁由亳迁至嚣隞，今河南荥阳市北)，河直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县东南)，祖乙迁于邢(耿，今河北邢台市)，又迁于庇(今山东郓城县东北)，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市)。但自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此后273年(一说253年、275年)间没有再迁，直到商亡。其间仅帝乙时有过迁移，但估计不久又回到了殷。帝乙及其子帝辛(纣)经常居于牧(朝歌，今河南淇县东北)，但正式的都城还是在殷。

如果再往前追溯，商以前的夏朝也有频繁迁都的记录。据《竹书纪年》记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告城)、斟鄩(今河南巩义市西南，近年考古学者认为即发现于偃师二里头的遗址)、帝丘(今河南濮阳县西)、原(今河南济源市西北)、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南)、西河(今河南内黄县东南)都作为夏朝的都城。见于其他比较可靠史籍的夏都还有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斟灌(今河南清丰县东南)等地。

可见在盘庚迁殷以前，一个政权的主体和主要人口的迁移是一种常态，一个都城往往延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可是在迁入殷以后，商朝的都城基本固定了。而且从此以后，从西周、东周直到明、清，都城固定成为常态，迁都却成了特殊情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重大的变化呢？

对商人频繁迁移的原因，以往的学者已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商人并未脱离游牧民族的特点，迁移是游牧的需要。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生产主要利用土地的天然肥力，实行休耕和轮作，过若干年后就要放弃耕作过的土地，到异地重新开垦。另一种观点是“去奢行俭”——都城固定在一个地方，会导致统治阶层生活的奢侈，所以有必要迁至异地重建，以便恢复比较节俭的生活。更多的人相信，商人的迁移是为了躲避黄河下游河道的频繁泛滥和改道。商人历次迁移的范围都不超过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且集中在三省交界地区，而这一带正是当时黄河下游河道不时决溢改道的影响区。

看来，盘庚以前的迁移不能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应该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加以综合分析。

就自然条件而言，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黄河下游的河道两旁才普遍筑堤，在此前，黄河的泛滥和改道是经常发生的。在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固守都城抵挡洪水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以迁移避害不失为明智简便的办法。但每次泛滥或改道后留下的淤积区又是最适宜的农业区，对农耕民族必然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不会离黄河及其主要支流太远。

与此前的其他都城相比，殷(安阳)虽然也处于平原，但离太行山脉较近，而离黄河河道较远，不会再受洪水泛滥的影响。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偏高，这一带气候温暖，降水充足，植被茂密，野生动物众多，既适合农业生产，也能满足放牧和狩猎的需要。甲骨文中就有不少有关狩猎的记载，包括商王一次捕获七头大象。殷的自然条件的确比其他都城优越，更适宜长期建都。

尽管在周灭商后，殷被夷为废墟，但到公元前7世纪时，齐桓公就在殷墟东北四十里处(今河北临漳县界)建邺城，以后成为战国初魏文侯的都城，两汉时是魏郡的治所，从东汉末至北朝期间经常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其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战略优势是重要原因，这也证明盘庚的选择是高明的。

从社会因素来说，早期的商人还摆脱不了游牧或迁移性农业的影响，养成了以迁移对付自然灾害、克服生产或生活上的困难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习惯。但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疆域的扩展和统治手段的加强，这样的迁移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只是沿用了一种长期形成的习俗。到盘庚决心加以改变，就水到渠成。我们可以推断，在殷以前的夏都、商都，由于统治者没有长期打算，并未着意经营，建置比较简陋，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再适用，可以轻易放弃。而在盘庚迁殷后，决心改变这种经常迁移的习惯，大兴土木，建造都城，这从殷墟考古发掘的成果所显示的巨大规模和丰富的器物可以得到正明。从《尚书·盘庚》的内容可以肯定，在迁都后不久，贵族臣民曾有过激烈的反对。如果盘庚迁都的直接原因是黄河水患、农业生产退化或其他天灾人祸，或者盘庚在迁都后一仍旧章，没有什么新的举措，照理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从《盘庚》中“王”(盘庚本人)对贵族臣民们训话的内容看，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理由，只是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表明了自己推行既定政策的决心不可能动摇。正是由于盘庚审时度势，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坚持建设永久性的都城，才奠定了二百多年的商都，也开了中国历代建国定都的先例，殷(安阳)也以其最早的长期都城成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自汤至盘庚，商朝几经盛衰，至盘庚的侄儿武丁在位时国力鼎盛，北伐鬼方、羌方，南征荆蛮，势力达到长江流域，今湖北、湖南、江西都有这一时期的遗址和遗物出土。至武乙在位吋，东夷逐渐强大，迁至淮河流域，进而向中原扩展，帝乙和其子纣在位时屡次征伐夷人，虽取得胜利，国力也因此而虚耗。西方的周族兴起，至文王吋已受到大多数诸侯的拥戴，至其子武王时在盟津(今河南孟州市西南黄河边)与八百诸侯和各族首领结盟，联合伐纣，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卫辉市北)一战奠定了灭商的胜局。

商朝周边的方国和戎狄很多，有人方、淮夷、虎方、群舒、有熊氏、越戏氏、祭方、犬方、邢方、基方、余无戎、燕京戎、翳徒戎、西落鬼戎、龙方、辔方、占方、犬戎、羌方、熏育、土方、危方、鬼方等。较远的还有在今东北和境外的肃慎，西北的氐、羌，长江中游的濮，四川盆地的巴、蜀，浙东的越等族。P47-51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主要将介绍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那为什么要以“中国的历史、疆域与历史地图”为本书开篇呢？这是想提醒各位，疆域的变迁对中国历史来说是如此的重要，讲疆域的变迁必然涉及引起那些变化的原因，而疆域的变迁也必然影响历史的进程。要了解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当然离不开当时留下的各种史料，但由于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相当发达，统治者和学者又非常重视地图，疆域的变迁往往见诸地图的描绘，这类地图中有一部分保留至今，成为我们了解当时疆域的重要依据。历史地图的编绘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至清末的杨守敬而集其大成，至《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问世而臻于高峰。显示错综复杂的疆域变迁，历史地图无疑是最直观的显示手段，一张地图往往抵得上数千文字，并能显示文字难以确切表达的内容。所以我会充分利用这些成果，历史地图将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疆域”与“领土”

本书所讲述的是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疆”的本意是界线、极限，如以前祝皇帝“万寿无疆”，就表示祝他的寿命长得没有尽头。疆用在表示政治地理就表示一个政权或政治实体的边界，表示政权间的界线。“域”的本义是一定的范围、区域，用之于政权，就是该政权的管辖或行使权力的范围，指一个政权所拥有的空间范围。所谓“疆域”，用现在的话讲，大致相当于领土，相当于英语中的territory。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领土这个现代的名词，非要沿用疆域呢？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领土。两者的区别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今天讲的领土，是一个国际法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管辖的范围。领土是以明确的主权为根据的，但疆域所指的境界就不一定有非常完全的主权归属，例如历史上的中原王朝除了拥有主权很明确的正式行政区以外，往往还有不少属国、藩国、羁縻单位等各种附属的、接受监护的或自治的区域。王朝在这些区域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千差万别，有的能拥有完全的主权，与正式的政区相同；有的只能部分控制，或者不能稳定地控制；还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归属，与外国并无二致；要根据完全的主权标准来确定疆域的范围就很不容易。

领土不仅是指陆地，还包括领空、领海。在陆地，除了地面之外，还包括底土。在海洋，包括领海下面的底床。也就是说，在边界、国境线垂直向上、向下的全部空间和实际存在都是这个国家的领土，领土涵盖了从空中到地F的一个整体。但是古时候，受到人们实际能力的局限，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领空和领海的概念。试想，在飞行器和远程武器发明之前，领空能有什么意义呢？一方面根本用不到担心自己的天空会受到别国的侵犯或影响，另一方面，想要侵犯或影响别国的天空也办不到。在冷兵器时代，弓箭的射程很短，所谓“一箭之遥”，即使是在对方的边界发箭，能到达的距离也是很短的。就是早期的火炮，射程也不大。海洋也是如此，早期的海战都是船与船之间的近距离作战，最多加上弓箭和拋石器一类冷兵器的帮助，而在岸上的防守范围极其有限，即使规定了本国领海的范围也没有办法防卫。就是有了领海的概念，多数国家也只规定为3海里，因为当时的火炮还打不到3海里远，保卫不了3海里以外的海洋，确定为领海也没有实际意义。

到了现代，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本国领土内的资源利用也从地面及地表以下较浅的层次延伸到深层底土和海洋的底床，并且要保障它们不被别国占有。像中国与日本之间对东海油气旧的争端，除了在划分归属范围上的分歧外，还涉及海底资源。中国在东海开发的油气田在日本主张的“中心线”中国一侧，就是说，连日本也承认中国的开发权。但日本以中国的开发具有“吸管效应”(海底的油气田有可能连成一片，中国先开采时可能将日本一侧的油气吸走)为由，要求中国提供相关的地质资料。这类争端，在工业化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今天所说的领土和边界，是得到本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法的承认和保障的。对领上的拥有者而言，它具有非常明确的主权意识和观念，疆域的拥有者却未必有这样一种主权意识，而往往根据各自的标准来决定哪里属于自己的疆域。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和信奉儒家学说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文明的中心，中国的皇帝就是君临天下、拥有一切的最高主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王朝的疆域范围不在于实际上应该在哪里，而是皇帝接受到哪里，或者是哪里的人有资格做皇帝的臣民。被称为“夷”、“狄”、“戎”、“蛮”的人是所谓“天子不臣”的对象，是没有资格做皇帝臣民的，所以其聚居区不能算“中国”的疆域，只能是“化外”。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明明当时的朝廷已经控制了这些政权，或者管辖了这些地区，统治者却偏要说它们“不通中国”、“非我朝所有”，在列举自己疆域范围时不把它们算在内。

领土一般有明确的界线，即使是一些未定的和有争议的地段，争议双方总有各自的界线。而彊域的界线却往往很不明确，即使当时也是如此。由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生产手段落后，或者处于游牧、迁徙状态等原因，一个政权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境界究竟在哪里，相邻的政权之间也没有意识到有划分界线的必要。还有些政权的边境是高山、丛林、冻土等无人区，与其他政权完全隔绝，这些边境的界线在哪里就很难判断。比如说，古时候提到疆域的界线，就常说“西尽流沙”。也就是说，西面的疆界到沙漠为止。那么，沙漠本身是不是疆域的一部分呢，沙漠之外又是什么呢？十分含糊和笼统。同样，对于东方的说法是“东尽于海”——东面到海。那么，海上的岛屿是不是自己疆域的一部分？海洋本身算不算疆域，海那边是谁？都不是很明白。再比如说长城，成为中国疆域一条相对明确的界线，但事实上也不是很明确。某个朝代势力强的时候可以扩展到长城以北；某个朝代边防吃紧，就退到了长城以南。

还有的人用文化标准来判断疆域的范围，认为只有接受了汉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地区才能算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否则就不能算，这就完全混淆了概念。历史上的朝鲜、越南由于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与汉文化区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西藏却由于本地民族一直聚居，外来文化不易传人，与汉文化区差异很大，因此在旧时代，的确有些人念念不忘朝鲜、越南曾经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的历史，却把西藏当作外国，称为“西蕃”。但事实是，朝鲜、越南早已成为独立国家，而西藏从13世纪以来始终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像日本，连历代中国朝代的藩属也没有做过，完全属于外国，但到今天， 日本还在使用中国早就不再使用的年号，还可以找到不少在中国本土几乎绝迹的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在唐朝以降一段时期内，日本与中原王朝在文化上的相同之处，远比中国境内某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相同之处为多，但从疆域的归属来说，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日本却从来不是。所以我们对当时人的言论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照搬，更不能认为连当时人都不承认的地方就肯定不是这个政权的疆域。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我国古代疆域的概念与当今领土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通常讲历史的时候，还是沿用疆域这个概念，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

……

中国古代疆域的类型

第一类是正式行政区。  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地区性的、边疆的政权，这都是它们疆域的主要的、基本的部分，一般设置于农业区或半农半牧区，有正式的、分层级的行政机构加于管理。这些机构都是固定的或经常性的驻地和明确的管辖区，以地区内的民众登记户籍，征集赋役或税收，执行法律。由中央政府(朝廷)或上一级政府指派的行政长官拥有行政管辖权。

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划，一级政区是省，中央直辖市，民族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分別是市(盟、州)和县(县级市、旗等)。从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以来，历代设置过的一级政区(含监察区)有郡、州、道、路、行省(布政使司、省)等，二级或二级以下的政区有县、郡、州、府、道、厅等。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都是正式行政区。

第二类是特殊行政区。

在边远地区、新控制或占领的地区、非汉族(或非本民崩的聚居区所设置的行政区，统治者会给予一定的优待，实行比较松散的管理，如减收或免除全部赋役，不进行经常性的户籍统计等。有时出于特殊的需要，也会设置一些临时性的政区，也有这类性质。

这些单位的名称与正式行政区相同，长官也由中央或上一级政府任命，这种单位往往是一种过渡形式，等条件成熟后就会改为正式行政区。如西汉时在西南和南方新占领地区设置的“初郡”，历代在边远地区新设置的行政单位等。

第三类是军事驻防、屯垦区。

在边疆地区设置军事机构，用以控制、监护、管理当地的政权或一部分行政事务的区域，如汉以后的西域都护府，明代缘边的卫、所，清代的将军。这些单位都固定或经常性驻扎军队，实行屯垦，有明确的防区或辖区，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但对辖境内的行政和民事部分行使权力的方式就很不同：有的还保留当地的自治政权，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有的完全不负行政责任，而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另一套行政系统来管理；有的同时兼管民政，因而与上述特殊行政区并没有什么区别。

第四类是民族或地方自治地区。

在少数民族、非汉族聚居区或新控制的地方政权范围内设置的行政区域，有的就保持了原有的机构和名称，有的作了一些改变。这些区域的共同点是：长官实行世袭，或者按照当地原有习惯产生，但必须得到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批准或确认；长官可以保留原来的称号，但必须承认臣属的地位；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对外的军事行动必须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准，或者接受上级政府的调遣。它们对内部有自治权，但自治的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完全保持原有的民政系统，实行原来的行政制度，对中央不承担赋税和劳役，中央不派驻官员，或者只派起顾问和监护作用的官员；有的就必须接受上级政府的派员担任副职，并承担一定的赋役和劳役；有的只能管辖境内的本民族人口，或者只能保持本民族的习惯治理，而对非本族人口和新实施的法令就不能干预。至于那些只保留了原来的首领名义和经济特权，而不再给予任何行政权力的单位，或者仅仅接受了中央政府的名义，而实际完全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单位，就不属于这一类型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区域的情况相当复杂，又经常发生变化，同一个区域的不同地方，不同时期都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型，因此必须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第五类是实际统治区。

一个政权或政治实体实际上控制的、得到相邻政权实际承认或没有受到干预的区域。由于特殊的生产方式、经济落后或范围有限，这类区域内部一般没有行政区划或机构，治理的手段也很原始、简单。有的还有很大的流动性，没有固定的界限，如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南方的部族统治区，边远地区的民族政权等。  确定一个地方是不是属于某一政权地疆域，不能只看名义，而应该看实质。不能从封建的正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出发，而应该站在今天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对历史上的“称臣纳贡”，一般不能作为归属的根据，不能说在中国史料中有“称臣纳贡”记录的国家和地区就是中国的疆域。

所谓“称臣纳贡”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

如明、清时的朝鲜，多数年代都是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在形式上连新君登位也要向中国皇帝报告以便得到认可。但实际上朝鲜有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它的内政不受中国干涉。它对中国称臣主要是出于对大国的敬畏和文化上的传统习惯，是为了获得安全的保证和合法的延续性。在经济上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于中国的统治者对藩属国都实行“薄来厚往”的原则，进贡与赏赐往往是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至少也是相等的。有的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后完全服从朝廷的旨意，自愿处于从属地位。但中原王朝出于国防安全、经济利益或文化差异的考虑，宁可保持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而不愿接纳为自己的疆域。如西汉后期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名义上是单于称臣归降，实际上是双方建立了基本平等的关系。至于有的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后完全失去了主权，成了王朝统治下的自治地区，那就是另一种性质了。

第二种是以称臣纳贡为手段的通商贸易，也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朝贡贸易”。

长期以来，中国依靠本地生产的粮食足以供养全部人口，手工业生产也能满足国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既不依赖进口，也不主动出口，并没有对外贸易的需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统治者还以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历史上不少游牧民族和外国商人，为了获得必需的物资或增加贸易量，往往会以进贡为手段，换取中原王朝的赏赐、免税特权或进出口的特许，这是由于正常的贸易经常被禁止，或者得不到合法的保护，而以进贡的形式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白大心理，而且有厚利可图。并不是这些“进贡”都代表了进贡者所在的国家，更不说明这些国家都成了中原王朝的属国。

第三种则纯粹是中国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份派来的外交使节或贸易代表，中原王朝却非要称之为朝贡。这只能证明专制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

鸦片战争之前来中国的西方使节几乎没有不被称为“进贡”、“朝贡”、“请封”的，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的葡萄牙、英国、意大利等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羁縻政区，情况也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面要“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这是中原王朝在新征服地区和非汉族聚居区设置的特殊政区，虽然也用正式政区一样的名称，但一般不派遣行政官员，而由当地民族的首领世袭，也不征收赋税徭役。由于羁縻程度、时间、周围形势和历史背景等都不相同，所以有些羁縻政区实际上已成为民族自治地区或特殊行政区，有的则仅仅处于称臣纳贡的阶段，有的甚至只是偶然发生过联系，不能作为疆域的一部分。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中国及其疆域在世界史上却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比中国更悠久。在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之前，也就是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埃及人在公元前4241年就有了历法，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公元前3500-前3299年形成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3000年在幼发拉底河人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2870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立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2780-前2680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2550年前后。我们说的“五千年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5000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今天的埃及人也不是当年法老的后代。从公元前1680年开始，喜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等等，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已成为消亡的语言。不仅埃及，就是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已经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诸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18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解体前的苏联拥有2240万平方公里领土，是今天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迁的历史与中国相比，就不同于面积的比较了。10世纪后半期，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罗斯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及其子弗拉基米尔扩大了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2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1223年又被蒙古军队占领，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俄罗斯王公虽还被保留，但只是汗国的下属。14世纪以后，相当于中国的元末明初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漸强大起来，伊凡三世(公元1462-1505年在位)吞并了所有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16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才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吞并东乌克兰和基辅的事实到1667年才为波兰所承认。俄国于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年夺取克里米亚。17世纪后期扩张到亚洲，18世纪进入远东和中亚，19世纪从中国夺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通过与德国的交易占据了波罗的海三国，到二战结束才形成了苏联最大的领土范围。但不到半个世纪苏联就解体了。

领土面积略大于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型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四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也找不到类似的例子。

中国能够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广阔的疆域，中国的疆域能够稳定地延续下来，统一的中国疆域最终出现在18世纪中叶并且由清朝实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需要各方面的很多条件。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各族人民为祖国的统一而进行了长期的共同努力；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大力开发经济，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清朝前期的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同样，近代中国大片国土的沦丧，固然有其外部原因，但国力的衰落和政府腐败是决定因素。

……

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到目前为此，通过平等友好的谈判，中国已和除印度以外的全部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与印度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同时也以强大的国防粉碎了敌对势力的入侵和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香港与澳门已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我国政府多次声明：南海诸岛和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都是中国领土，绝不允许他人侵犯。中国人民为维护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而共同奋斗，一定能够完成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