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弗雷恩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发表剧作有《我俩》、《字母顺序》、《云》、《驴的岁月》、《立与破》、《幕后的喧闹》、《施主》、《哥本哈根》等。本书为其戏剧集，内中具体收录了：《哥本哈根》、《民主》两部作品。

本书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是迈克·弗雷恩的剧作集，内中收录了：《哥本哈根》、《民主》两部作品。从《哥本哈根》的不确定性和科学家的困境到《民主》的政治社会与人的复杂性，弗雷恩在其戏剧中提出的哲理命题总是那么沉重，那么苍凉，可我们从他作品的深处读到了人类的良知、人类的追求和人类的希望。

译者前言

哥本哈根

 后记

 后记补遗

 科学与历史背景简图

 附文

《哥本哈根》剧中人物传记

量子力学与哥本哈根阐释

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哥本哈根》

民主

 后记

 附文

我和我的影子

弗雷恩谈《民主》

附录

 弗雷恩访谈录

对于一部涉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人们想了解作品中的内容多少为虚构，多少为史实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我将尽可能清晰地对此剧作一交代。

剧中的中心事件是一件历史事实。1941年海森伯的确去了哥本哈根，也确实与玻尔见了面，当时，我笔下的人物们正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海森伯几乎肯定是去玻尔家用了晚餐，为了避免被监听的可能，两人几乎肯定是外出散步过，尽管连这些基本的细节人们也不无争议。至于两人究竟说了些什么则有着更多的争议，而剧中事件的含混之处也是由于当事人回忆 的含混所致。对于海森伯对此次会面所抱的希望，人们有着更多的推测。本剧所提供的所有非此即彼或可以共存的解释，也许除最后一种外，都曾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多次地表述过。

最渴望确定此次会面的某种公认说法的，就是海森伯自己。他确实于1947年在他的英国监管人罗纳德·弗雷泽(RonaldFraser)陪同下重返哥本哈根，并试图与玻尔找到解释这一事件的某种共同的立场。结果表明，由于事情过于微妙复杂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于是(不管怎样，根据海森伯在他回忆录中所说)“我们终于感到最好不再去搅扰昔日的魂灵”。这就是我的剧作的历史记录的出发处，设想在若干年后，当所有的当事人都成了昔日的魂灵，让他们继续争辩昔日的疑问，以求得对当年的事件更多的理解，就像他们在世时，曾经就原子内核运动的错综复杂达成了那么多的理解和一致。

正如许多传记和自传的资料所显示，无论如何，对于1920年代那一个或二个重大课题的早期讨论以及讨论中的那种激情，我深知我的文本过于简约。马克斯·玻恩把当年真实的故事描绘成“不像一架笔直向上的楼梯，而更像扭结成一团的小径”。我发现我无法从任何细节中追寻那些小径(尽管我开始理解它们)。特别是，我曾经极大地忽视了哥廷根的玻恩本人和他的学生帕斯夸尔·约尔丹(Pascual Jordan)在量子力学表述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玻恩提供了海森伯所缺少的矩阵理解以及薛定谔波函数的统计阐释)以及汉堡的沃尔夫冈·泡利的重要作用——他的不相容原理填补了难题中的一个关键空白。

但是，关于德国和美国原子弹研究计划和这两位科学家的参与情况均来自史料的记载，包括丹麦犹太人的命运、海森伯战前和战时在德国的经历、他在战后的被拘留以及随后几年困扰他生活的萧条。我补充了一些细节，但总体上出自他对个人经历的叙述。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尾、在黑尔戈兰岛和费莱德公园的夜间漫步、柏林的空袭、他的被拘留、他的单车横越德国之行，以及路上险些被处决的遭遇，这些几乎完全依据他生前的叙述。

我的剧中人所说的实际话语当然也完全属于他们自己，如果这需要证实那我只能诉诸海森伯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话占着重要部分，他说这是因为他希望“表明科学植根于对话之中”。然而，正如他所解释的，交谈，即使是真实的交谈，也无法在几十年后逐词逐句地重现。因而他未受约束地再现了它们，并引用了修昔底德的观点。(海森伯父亲是古典学教授，而他自己除了其他众多才华之外还精通古典学。)修昔底德在他《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一书的序言中解释道，尽管他回避所有的“杜撰”(storytelling)，但碰到对话时，“我发现记住他们确切的词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让每位发言者说出我认为在当时他该说的话，但我尽可能贴近他当时说话时的思路。”修昔底德试图追述当时的原话，许多话他也曾亲耳所闻。我剧中的某些对话代表了某些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说过的话，也代表了某些肯定从未说过的话。然而我希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修昔底德原则的尊重，而且剧中的对话(实际的动作)都尽可能地符合人物原型的意念过程。

但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把握他们的思想过程呢？这正是我将已经确认的历史记录(任何可能的历史记录)作为我的起点之处的原因。作家和史学家同样面对的巨大挑战就是要进入人们的脑中，要站在他们曾经站立的地方并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世界，要对他们的动机和意向做出合理的估量——而这恰恰是已有记载和将有记载的历史所不能企及的。即使当所有外在的实据已被掌握，进入角色们头脑之中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想像。这确实属于戏剧的本质。

对于海森伯的科学与生活间的平行相似处，我不能声称自己是发现此现象的第一人。这些平行相似处为戴维。卡西迪(David cassidy)提供了他那本优秀传记的标题(《不确定性》)。卡西迪在序言中说：“尤为困难并争议不休的就是对海森伯在第三帝国期间的经历作历史评价，特别是他在二战期间的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出现了许多极为不同的评介与观点，观点来自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热情、有的激越。对某些人而言，那次战争和纳粹体制难言的恐怖所激起的强烈情感似乎与海森伯的生活和行为中许多模糊性、二重性和妥协性合为了一体，这使得海森伯自身也受到了一种不确定性原则的制约……”托马斯·鲍尔斯的那本非凡而广博的著作《海森伯的战争》最早引起了我对哥本哈根之行的兴趣，他在书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海森伯后来对他在德国原子弹研究失败中的作用保持缄默“引入了一个无法消减的不确定性的因素”。

卡西迪没有进一步追溯这种平行相似性。鲍尔斯甚至在他的评论上加了一个脚注：“请原谅我。”在我看来他无需道歉。无疑，不确定性概念如今已成为普通的科学新名词之一，已被广义化到失落了它多半的原意。海森伯在量子力学中所引入的这个概念则是清晰而专业的。它并不意味关于粒子运行的一切都是不可知的，或模糊的。它所限制的是“正则共轭变量”的同时量测，就如方位与动量或能量与时间。就是说，你一个变量测得越准确，你测的相关变量就越不；隹确：而这一比例，即测不准关系，自身可以准确表述。P86-89

2002年暑期，我在上海译完了迈克·弗雷思的《哥本哈根》的最后一句台词，舒了口气。译得很沉重，译得很难，可我很快乐。2004年又是暑期，我在上海译完了他的新作《民主》的最后一句台词，译得很投入，译得很累，可我依然很快乐。从《哥本哈根》的不确定性和科学家的困境到《民主》的政治社会与人的复杂性，弗雷思提出的哲理命题总是那么沉重，那么苍凉，可我们从他作品的深处读到了人类的良知、人类的追求和人类的希望；这是最令人快乐的。更不必说他的戏剧作品所体现的质朴的形式、新颖的结构和富于诗意的语言。

今年4月30日，国家话剧院《哥本哈根》在北大纪念堂举行了它的百场演出；明年，《民主》一剧又将出现于北京的舞台。《哥本哈根》与《民主》曾先后发表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艺术》，其中《哥本哈根》还曾由中国剧协的《剧本》月刊重发。今天由这两部剧作结集的《迈克·弗雷恩戏剧集》出版了，可见，严肃戏剧还未被我们的社会遗忘。在此，谨向严搏非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

的确，人们通常很少意识到自身的特性，就是人存在着一个盲点：无法了解自身。我们自信满满向外部世界公告的这个“我”实际上是一个想像——一个七拼八凑的容器承载着分裂和困惑着我们的变幻不定的无意识的组成。弗雷恩的《民主》一剧就是围绕着这个复杂的命题展开的。“我们每一个人自身都潜存着所有不同的可能性，”弗雷恩说，“把这些可能性凝聚起来，将每个人内在的所有可能的自我聚合成某种可实施的行动同外部世界的民主政治一样的艰难。”如果说(《哥本哈根》强调了历史事件中人物动机是何等的难以确定，《民主》则揭示了人类的社会行为特别是人的个体内在的复杂性。就像剧中的纪尧姆，他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实施着他东德间谍的使命，另一方面则忠心耿耿为勃兰特和社会民主党的事业奋斗。而特别不同凡响的是，这些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并未使他内心失衡。事实上，纵观中外历史乃至现实生活，纪尧姆式的这类人物并不少见，关键是今天人们如何来面对他们。因而“民主”在弗雷恩的笔下是对人的外在世界——政治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的内在世界——性格心理的复杂性的一种隐喻。《民主》一剧中现代德国政治场景及政治人物的舞台呈现都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哲理：人与社会的复杂性——巴别通天塔既在人们的身外又在人们的心中。

胡开奇

2007年7月于纽约

作家和史学家同样面对的巨大挑战就是要进入人们的脑中，要站在他们曾经站立的地方并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世界，要对他们的动机和意向做出合理的估量——而这恰恰是已有记载和将有记载的历史所不能企及的。即使当所有外在的实据已被掌握，进入角色们头脑之中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想像。这确实属于戏剧的本质。

——迈克·弗雷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