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著的《再度觉醒》是大屠杀回忆录三部曲之一、电影《劫后余生》原著，以莱维一贯的冷静笔触回溯了奥斯维辛这座人间炼狱，以及走出奥斯维辛后的希望之旅。《再度觉醒》是普里莫·莱维继经典之作《奥斯维辛幸存者》之后最为畅销的大屠杀回忆录，被国外媒体称为“文学世界的卓越成就”。

普里莫·莱维著的《再度觉醒》介绍：一九四五年，普里莫·莱维与另一些奥斯维辛幸存者死里逃生，从集中营开始返乡之旅。在返回意大利途中，他们经历了一段奇妙而坎坷的旅程，途遇形形色色的幸存者：出生在集中营的无名幼童，精明独立的希腊人，轻快活泼的乌克兰姑娘，向意大利人寻求庇护的德国军妓……每一个劫后余生者都背负着不同的故事，要去往不同的地方，每一个人都依靠生之意志坚强地活着。

对莱维而言，这是一段绝无仅有的休战期：不仅指外部世界的休战，也是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试图重返光明、重建秩序前的过渡阶段。这本原名为“终战”的记忆之书，载满了死亡、流离与痛苦，也记录了信仰、希望与勇气。

消融

主营

希腊人

卡托维兹

塞萨尔

胜利日

梦想家

向南

向北

小母鸡老路

树林与小路

假日

剧场

从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到雅西

从雅西到美苏分界线

再度觉醒

后记：普里莫·莱维答读者问

译后记

消融

一九四五年一月初，迫于苏联红军的巨大压力，德军匆忙疏散西里西亚（Silesian）矿区。在其他地区，类似的情况下，德军会毫不犹豫地纵火或使用武器，摧毁集中营，屠杀其中的囚犯。但在奥斯维辛地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德军高层（似乎是希特勒本人）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回收每个还能干活儿的苦力。因此，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在极为可怕的条件下，前往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而病人则被扔下听天由命。凭着证据，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德军原本并不想在集中营里留下一个活口。但夜间猛烈的空袭和苏联红军的迅速推进迫使他们改变了主意，扔下未完成的任务而逃之夭夭。

在布纳－莫诺维茨（Buna－Monowitz）集中营的病区里，留下了八百名囚犯，其中大约五百人在苏军到来前死于疾病、寒冷和饥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即使得到了苏军的救助，仍有两百人陆续死亡。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午时分，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巡逻队。我和查尔斯最先看到他们——我们正把索莫奇的尸体搬往乱葬坑。他是我们死去的第一位室友。我们把担架倾覆在肮脏的积雪中，因为乱葬坑里早已堆满了死人，而附近再没有其他墓坑。查尔斯摘下他的贝雷帽，作为对活人和死人的致敬。

四名马背上的年轻士兵，沿着作为营区边界标志的道路而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冲锋枪，驻足于铁丝网边，向里张望，相互偶尔说上几句话，把陌生而尴尬的目光投向杂乱的尸体、破败的营房和我们这几个还活着的人。

在灰色的雪地与天空之间，在预示着消融的潮湿烈风之中，岿然高踞于骏马之上的士兵，在我们眼中，显得极为具体而真实。

可以说，我们就像流星，在充满死亡的虚无中游荡了十天，终于触到它那坚实的中央，一颗聚凝的核心。四个人，全副武装，却并非我们的敌人——四名和平的信使。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们粗糙而孩子气的脸。

他们不向我们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仅是同情，还有难以言表的局促，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封闭着他们的双唇，让他们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这殡葬般的场景。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每次筛选之后，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它是一种罪恶感——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是如此软弱或徒劳，他们面对这罪行却束手无策。

所以，即使当自由的钟声庄严而沉闷地敲响时，我们的心中也不只是喜悦，还充满了痛苦的羞耻。这痛苦如此深切，竟使我们妄想洗去记忆与意识中的污秽。这痛苦如此强烈，因为我们感到这罪行原本永不该发生。但现在，哪怕最美好的善良，最纯洁的心灵也无法抹掉我们的过去。这伤疤、这暴行，将永存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永存于目睹暴行之人的记忆里，永存于暴行发生的地方，永存于我们对这暴行的控诉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犹太民族的可怕特权，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罪行，了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场蔓延的瘟疫，无法治愈。以为人类的正义能够荡涤这罪行是愚蠢的。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恶之泉；它摧毁躯体，也摧毁躯体中的灵魂——它扼杀人们的良知，让人们变得卑鄙无耻；它是报应在压迫者头上的耻辱；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它有一千张面孔，或为复仇的渴望，或为道德的妥协，或为对信仰的背弃，或为对人生的厌倦，或为对权利的抛弃，麇集于众人之间，而全然不顾人类追求正义的意愿。

在那昏昏沉沉的岁月，在我们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余，大多数人感到，这痛苦与羞耻不过是致命的疲劳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击。因此，很少有人去欢迎我们的拯救者，很少有人去感谢上帝。当一些人开始拆除铁丝网的时候，我和查尔斯仍然站在堆满一层层苍白尸体的墓坑边。随后，我们拖着空担架，回去向我们的狱友报告这个消息。

那天没发生任何其他事。这倒不让我们惊讶，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日子。在我们的牢房里，老泰尔马上占据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铺，这让我的两个法国狱友厌恶不已。据我所知，泰尔，是一个“红三角”，一名德国政治犯，这集中营里的“老资格”。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了集中营里的一名贵族。他不用干活儿（至少在最后一年里），可以收到从家里寄来的食物和衣服。出于这些原因，在病房中很少能够看见德国“政治犯”。不过，他们在病房里倒享有各种特权：最重要的是不用参加筛选。解放时，泰尔是病房中唯一的政治犯，逃走的党卫军任命他为第二十区的头子。在这个区里，除了我们这个住满高传染性疾病病人的病房，还有肺结核和痢疾病房。P1－4

普里莫·莱维答读者问

很久以前，有人写道，书籍和人一样，有着它们的命运：不可预料，与人们的期望和预期背道而驰。这两本书的第一本也有着一个奇怪的命运。它的出生证明是遥远的：它写于“我写下我永远不敢告诉任何人的事情”的地方。在集中营里，我是那么强烈地希望讲述这些故事，从而在那里开始描述我的经历，当场记录，在那个充满刺骨的寒冷、战争和警惕的眼睛的德军实验室中。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无法保存这些随意而潦草写就的笔记，而且我必须立刻扔掉它们，因为如果它们被发现，会被当作一种间谍活动，让我送命。

尽管如此，那些记忆如此强烈地烙印在我的心上，让我一回到意大利就迫切地感到要把它们写下来，而在几个月内，我完成了《活在奥斯维辛》（Survival in Auschwitz）。很多重要的出版商都拒绝出版我的手稿。一九四七年，一个小出版商终于答应将本书付诸印刷，但只印刷了两千五百册就停止了。于是我的第一本书在多年中一直被人们遗忘。也许，这也是因为那些年对所有的欧洲人来说都是悲恸和重建的艰难时光，而公众们不想回到刚刚结束的战争那令人痛苦的回忆之中。直到一九五八年，它才焕发了新生，被埃诺迪出版社（Einaudi）出版。而从那时起，公众们对它的兴趣再也没有衰退。在意大利，这本书卖出了超过五十万本，并被翻译成八种语言，搬上了电台和舞台。这迟到的成功鼓励我撰写了《再度觉醒》（TheReawakening），它的兄长的自然续篇。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它马上受到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们的热烈欢迎。

在这些年中，人们上百次请求我对这两本书做出评价，在各种各样的观众面前：少年或成年人、大老粗或知识分子、在意大利的或在国外的。在这些场合，我不得不回答许多问题：天真的、尖锐的、富于情感的、肤浅的，有时甚至是带有挑衅意味的。我很快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反复出现。事实上，一直被人们追问。因此，它们一定来自经过缜密思考的求知欲，而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正文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因此，我提议在这里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1．在这些书里，没有表现出你对德国人的仇恨，没有对复仇的渴望。你已经原谅他们了吗？

我本人的性格并不倾向于仇恨。我认为仇恨是野蛮而粗鲁的，而恰恰相反的是，我情愿我的行为和想法，应该尽可能是理性的产物。因此，我从未在我的思想中孕育仇恨，无论是对复仇的渴望，还是对我真实或假想的敌人施加痛苦的意愿，或者个人的深仇大恨。我更不能接受将仇恨指向整个民族群体，比如，所有的德国人。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感到我在遵循着纳粹主义的教条。而纳粹主义正是建立于国家和民族仇恨的基础之上的。  我必须承认，要是让我直接面对那些岁月中的某个迫害者，面对一张熟悉的面孔，面对一些古老的谎言，我会受到仇恨和暴力的诱惑。但正因为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党徒，所以我会抵制这样的诱惑。我相信理性和讨论是最重要的进步手段，而因此我甚至约束自身的仇恨：我更拥护法律制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怒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

无论如何，我并不愿意将我避免轻率判决的做法与不加区别的原谅混为一谈。不，我没有原谅这些罪犯，我也不愿意原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除非他证明（通过事实，而不是言辞，而且不要太迟）他发自真心地意识到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与错误，并决定谴责它们，把它们彻底消灭。只有这样，我，一个非天主教徒，才准备依从犹太教和天主教原谅敌人的教义，因为一个发现自身错误的敌人不再是敌人。

然而，我可以提出某些特定的断言：如果我没有在奥斯维辛生活过，我很可能永远不会写出任何东西。我不会具有写作的动机和激励。我原本是意大利的一名平庸的学生，历史成绩很糟，最感兴趣的是物理和化学。我已经选择将化学家作为我的职业。这个职业与写作世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正是集中营和漫长的回家之路的经历迫使我去写作。我并不需要和懒惰做斗争，写作风格的问题在我看来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是，我甚至不用从我每天的职业工作中抽出一个小时，就已经找到了足够的写作时间。似乎这些书就在我的脑子里，我只要把它们倾倒在纸张之上。

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最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经历过许多机缘，像一种人为的记忆，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横亘在我极为正常的现在与富有戏剧性的过去之间，宛如一道防御性的壁垒。我这样说是不无犹豫的，因为我不想被当作玩世不恭——如今，当我回忆起集中营的时候，我不再感到任何强烈或感伤的情绪。恰恰相反，在我作为一个被流放者那短暂而悲惨的经历之上，覆叠着我作为一个作家和见证者那漫长而复杂得多的经历。这种覆叠显然是正面的：总体来说，这个过去让我更充实、更坚定。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被关押于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集中营的女营犯。她说集中营是她的大学。我想我也能这样说，也就是说，通过经历以及之后书写和思考这些事情，我已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但我必须立刻补充一点：这种积极的结果只是极少数人才能够得到的一种好运气。比如，在被投入集中营的意大利囚犯之中，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人能够回国，而其中很多幸存者失去了他们的亲人、朋友、财产、健康、心理平衡和青春。在我看来，我能够幸存并安然无恙地回来，主要是由于我的运气不坏。先前已经存在的因素也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我作为一名登山运动员而接受的训练，以及我作为一名化学家的职业，这些在我身处集中营的最后几个月中为我赢得了一些特权。也许，我那从未凋萎的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还有不仅要活下来（很多人有着相同的意志），而且要向人们倾述我们所见证和忍受的事实的意志，也有助于我的幸存。而最后，我的决心，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坚定地保持着的决心，坚持把我的同伴和我自己视为人，而不是物品，从而避免了导致很多人精神崩溃的全然的羞辱和消沉。

以二十世纪文学巨擘的精神毅力和镇静头脑，这位瘦弱的、恭顺的、谦卑的化学家系统地回忆了德国的人间炼狱。他稳步细致地推进，之后用明晰、朴素的散文语言，让那段经历为世人所了解。

菲利普·罗斯

普里莫·莱维是那种罕见的人物。……随着他的叙述，历史的真相仿佛展现在我们眼前。

《旧金山纪事报》

不能读懂这部作品就好比任由人类经验的长河流向遗忘。

《芝加哥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