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充分实现，既是政府“发展和完善权利”的过程，也是人民争取和诉求的过程，在过去的几年中，人民和政府在为基本人权的实现共同努力，它不仅体现在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中，也体现在对一起起忽视人权、侵犯人权的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在这本评论集里，上不起小学的山区儿童、被赶出城市的乞丐、死在井下的女矿工、被错关11年的佘祥林、被摘除子宫的智障女孩，需要我们“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在书中，作者对人权关注的目光显然触及到了《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政府的白皮书所倡导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各个方面。“人的生命永远只能是目的”，人也永远只能是目的，他们的命运，将不会在后人的身上重演，数年、数十年后，当我们回首往事，我们看到的是人权事业一串串进步的脚印……

对权利的渴望，是人的天然本性。关注权利，就是关注人的快乐和幸福，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就是关注设立国家与政府的终极意义。“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人民权利，既是基本的政治伦理问题，也是现实的政策机制问题。关注“我们的权利”，既是“关注天空”，也是“关心脚下”。

第一辑 生存权利和基本自由

 不能忘却的纪念——孙志刚之死两周年祭

 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人吃人是正当的吗

 乞讨者的权利

 “超女妈妈”怎么就不能是英雄

 “官煤”问题体现“治官”难于“治民”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不”的女人

 农村的精神贫困更值得关注

 不解方言之美是权力对文化的无知与傲慢

 保护证人：打击犯罪应付的代价

 刑法宽容的理由

 每个人都可能改写法治的历史

 路有冻死骨：文明社会的羞耻

 围观强奸者与英雄群体：人性的两个现代实证

 冷水江女矿工遇难是严重人权事件

第二辑 司法公正与司法人权

 美国人心中的法律神圣

 歧视公民的法院怎能服人

 律师如何才能多一些哲人气质

 枉法审判“枉法案”：“绝对无效”的审理

 应当大幅度提高司法考试的通过率

 美国法庭上的陪审团

 美国法庭上的情理交融

 司法需要什么样的智慧

 虐囚主犯被判死刑体现了法律尊严

 判处死刑何惧程序繁琐

 黄静案中的媒体与司法

 媒体狂欢下的司法公正

 中国文化天然产生法官腐败吗

 法官不宜匆忙发表庭审回忆录

 防止“媒体审判”的六种方式

 媒体监督司法的底线权利

 “性贿赂”为何不能入罪

 陪审制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公民自由

第三辑 学术公正和教育权利

 免费义务教育是政府责任

 自考生考研进北大：一个复杂的问题

 研究生招考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

 再谈研究生招生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当学术结合权力

 学术领域四种变态

 学政不分有损学术独立

 谁有责任惩治学术腐败？

 霸道的校规 遥远的宪法

第四辑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全国人大应当及时回应重大民情

 民主法治的社会才有成功的改革

 私人科学打假与言论自由

 将公民权利落到实处的宪法才有意义

 向胡耀邦同志学习如何对待冤假错案和上访人员

 反思改革需要政治道德和政治智慧

 民主社会需要更多律师的声音

 建设新农村要从落实农民的平等权开始

 谁在迫害李文娟

 从沙利文案看秦中飞诽谤案

 人大代表为何提议改革劳教制度

 和谐社会：和而不同的社会

第五辑 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

 警察的脾气为什么这么大

 “包二奶要报告”的局限与无奈

 纠正刑讯逼供何需再“试点”

 “20余天接访7万多起”说明了什么

 文章与道德的紧张关系

 腐败链是一条食物链

 危险的“干爹”政治

 没有制约的警察必然走向恐怖

 恶劣的官场文化导致副省长买凶杀妻

 公安机关何时推行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

 目前对贪污贿赂罪不能废除死刑

 美国被指控者律师帮助权的百年历程

 执法文明不应排斥必要的侦查策略

基督教的原罪说就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它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犯了“原罪”，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一出生即有深重的罪恶——“原罪”。欧洲思想家奥古斯丁、马基雅弗利、霍布斯、叔本华等，皆持人性为恶的观点。

(三)白板论

西方主张性无善恶的，首推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的白板论。认为人之初始，人心都是空如白纸的，根本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他认为，善恶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此外，后来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善绝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它仅是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事物而已，是相对的价值判断。而人性都有发展成善的可能性，只要有适当的教育，人是能养成善良的品性的。因而也是一个白板论者。

 (四)性兼善恶论

 此说认为人的本性中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因素。我国古代主张性兼善恶说的代表人物有周代的世硕，汉代的董仲舒、扬雄、王充，唐代的韩愈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董仲舒则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之说附和到人道之说，形成所谓天道人道观。他说：“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衽，与天道一也。”认为人的本性与天是一致的，有善有恶。

西方持性有善有恶观的代表人物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柏拉图认为人有欲望、意志和理性。当理性能驾驭欲望和意志时，就能获得善。反之，就是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有理性和情欲，人生的目的在于用理性节制情欲于一个合理的状态，恰到好处，以获得人生的幸福。康德则认为人有两个我，一个是“实我”，一个是“真我”。“真我”是理性主导的我，“实我”是情感主导的我，“真我”因为善性的约束而高于恶性欲望的“实我”。

上述各种观点都是一种通过假设和推理，西方思想家尽管往往从人在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的描述甚至对原始部落的考察中去探求人的本性，但是始终无法探求作为人的内心的人性，而且很多情况下，未免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比如卢梭之所以有性善论，后来学者就认为是因为他本人生活在一个富裕、幸福的家庭，由一位充满母爱的贵妇养大而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对人性的估计。所以在无法考证作为普遍的人的内心世界情况下，假定人的本性兼有善恶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也是一种相对合理的结论。

三、如何对人性去恶扬善

我国学者有的人则完全在承认人有善恶两性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制度上作不同的假设。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秩序追求与制度安排，法治始终是基于真实的人的本性之上的。法治在人性立场上首先承认所有的人在人性上都有善与恶两种属性；同时，在现实的人的私人生活领域，法治以人性之善大于人性之恶为基本预设，在现实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法治则以人性之恶甚于人性之善为基本预设，法治的规范设计与制度安排都是立足于这种人性立场的。(姚建宗：《法治的人性立场》，http://www.jcrb.com/zyw/n6/ca12320.htm，2003年1月16日)人性的预设是宪政的基础，即从人性恶的基础上产生了宪政；宪政的终极关怀是为了人性，即为了人性的自我完善，为了人性的真正自由。从人性的双重性来考虑和分析宪政——以人性恶的预设来对待执政者，以人性善的视角来关怀民众，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宪政都是必要的。(杨明伟：《人性：宪政的基础与终极关怀——西方国家宪政分析》，http://www.xslx.com/htm/mzfz/xzyj/2004-12-28-18020.htm，2004-12-28，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我国还有学者主张在善恶结合论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去假设。如刘军宁认为善恶与生俱来，社会应当通过改造入境去抑恶扬善。从总体上看，道德上的善与恶来自于人性的同一个渊源，站在人性与人境的结合部上，为了追求至善而对人性进行改造只能导致人性扭曲，却不能消灭人性。任何消灭人性的努力(窒息情欲、泯灭理性、剥夺自由、取消竞争等)只能以人性的扭曲而告终。善和恶与生俱来，所以，尽管人性与人境的互动使恶源源不断，恶在人类事务中永远不会占压倒性的地位，否则整个人类将早已被完全献给撒旦的祭坛上了，因为善的力量也在人性中不断产生。人在本质上既是行善者，又是作恶者。既是善的永恒追求者，又是恶的永恒征服者。恶在不断地产生，也在不断地被克服，人类的文明史正是无休止的恶的出现与征服的循环。(刘军宁：《论恶与人性》，http://www.yuandao.com/zazhi/liji/leyrx.html)

在刘军宁先生的论述里提出了“入境”这一特殊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下，人的善恶是不相同的。“人在本质上既是行善者，又是作恶者”，这当然可以在大的语境下作为对政治、法律人的评价。但是在这样两起具体的事例中，到底是什么促使人在有的时候善占了上风，而有的时候却是恶占了上风；有的时候成了行善者，有的时候却成了事实上的作恶者呢？这确实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在围观强奸案中，闻声而来的十多名“好事者”竟然没有一人出手制止，直到从此路过的一位市民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暴行才被制止。人们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谴责那些冷漠、麻木的看客。问题是，这些“义愤填膺”的人们如果在场未必就不是看客，因为这十多名围观者其实就是“我们”中随机选择的代表。这与指责贪官污吏是不同的，因为贪官污吏不是普通人中随机产生的，是一种拥有了权力以后，“没有制约必然走向腐败”的特殊群体，这就是历经千古探求出来的普通人的人性，那是属于普通人之外的另一群人的特殊规律。那么，回到本文开头的事例，这两个事例中一定是事例本身的情况不同导致了人性显露出来时的差异，也就是“人境”上的差异。

我个人认为，两案中的情况差异在于，前者主要在于人们对于犯罪的恐惧和对于法制环境没有信心。一是歹徒手持凶器，他既然可以当众强奸，当然也可以当众杀人，如果去制止，则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根本的威胁；二是担心当时虽然能够制止强奸，但是事后可能会遭到报复。现在有些地方的黑社会组织和其他犯罪集团，横行霸道多年甚至于十几年，兰州的李捷团伙、沈阳的刘涌黑社会组织存在的时间都达多年，但是没有能够得到及时有力的打击。有人可能会说，在呼和浩特群体救人事件中同样有生命的危险，在围观强奸案中也只不过就是生命危险，为什么人的表现却相反？对此，我是这么看的：在呼和浩特救人行动中。每一个去救人的人有一种自信，那就是这里没有外在的其他人的因素介入，唯一要考虑的是自己有没有救人的能力，也就是有没有自己能够救人的信心，而去救人的人，对自己至少有这样一种信心：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不会是白白送死，救人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明知只有舍己才能救人或者舍己也不能救人，这些救人者未必会去冒这个风险。

这样一来，两个事例的相同点和差别是：虽然人都有善的一面，都有救人的愿望，但是救落水者的人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信心；而围观强奸者，对于自己是否能制伏罪犯没有信心，对制伏了罪犯以后，国家司法机关是不是会严惩罪犯，解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没有信心。于是这特殊的人境使围观者放弃了善，张扬了恶。

那么，有人又会问，为什么围观者不及时拨打110呢？显然，人们对于110是否及时赶到也是没有信心的。因为太多的经验让他们对110失望。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另一个行人打了110，及时赶到的警察制止了正在发生的暴行。

我的结论是：一、人的本性是善恶兼而有之，不要因为一次群体性英雄事迹而无限夸大人性之善，也不要因为一次冷漠而对人性彻底失望。除了个别的人有特别的善与特别的恶之外，作为平均人的善恶都是相同的。二、社会应当用制度去建设适合发挥人性之善的环境，使人抑恶扬善，让人性的光辉得到闪现。现在大部分人对我们的法制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我们应当建设一个更好的法制环境，让人觉得，我们的社会始终是善有善报、恶有恶终，才能使社会达到抑恶扬善的目的。(P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