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的又一力作，讲述了备受广大读者欣赏的民国初年故事，全新的方向，全新的风格，揭开民初袁世凯一班人真相。高阳历史小说全方位地展现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脉络都相当熟悉，配合上他积累的大量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使得他的小说非常贴近史实；而在细节上，他杂糅清代的典章制度、佚闻逸事、地方风俗、民情士风，点缀于小说之中，宛如《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包罗万象的风俗画卷。

备受广大读者欣赏的民国初年故事，全新的方向，全新的风格，揭开民初袁世凯一班人真相。本书是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的又一力作,高阳历史小说全方位地展现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脉络都相当熟悉，配合上他积累的大量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使得他的小说非常贴近史实；而在细节上，他杂糅清代的典章制度、佚闻逸事、地方风俗、民情士风，点缀于小说之中，宛如《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包罗万象的风俗画卷。

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终于发现自己被他的长子袁克定，表弟张镇芳，以及一班以“拥立”为长保富贵之计的“文臣武将”，撮弄着坐在一座热灶上，不赶紧跳下来，只怕难逃焚身之厄。

跳下“热灶”的方法，首先是下一道“罪己之诏”，撤销帝制。这道“诏书”自非大手笔不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担当这个重任。

此人名叫张一麟，字仲仁，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他由江苏巡抚保荐应试，初试一等第四，复试一等第二，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那时袁世凯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见投契，收入幕府。在袁世凯未称帝以前，他是公府的机要局长；当“洪宪六君子”策动北洋军阀，纷纷劝进时，左右心腹中惟有张一麟苦谏力争，反对帝制。袁世凯虽未听从，但知道他的本心无他；而张一麟感于袁世凯多年知遇，亦始终追随不去。

“仲仁，我很后悔，当时不听你的忠告。现在取消帝制的申令，非借重你笔下不可。”

张一麟义不容辞，亦且当仁不让；他的笔下很快，惟独这道申令，字斟句酌，花了半天的工夫，方始脱稿。以“予”自称；结论中仿照“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成例说，“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很好，很得体！”袁世凯提起笔，将“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予”字勾掉，添上“本大总统”四字。

张一麟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皇帝做不成仍旧可以做大总统；世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看样子，袁世凯的梦还没有醒。

申令在“洪宪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第二天又明令取消“洪宪”年号，仍恢复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同时又有一道命令，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这些命令，由国务卿徐世昌签署，经由“政事堂”颁行全国。

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翰林。翰林有红有黑，红黑之分在文字通不通；徐世昌是个不大通的黑翰林，从未当过考官，亦未派过“撰文”的差使，郁郁不得志好几年；自然而然想到“穷则变，变则通”那句话。恰好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需人相助，而徐袁是故交，据说徐世昌由河南进京会试的盘缠，还是袁世凯送的；有此渊源，徐世昌便以翰林身份，纡尊降贵做了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的幕僚。  到得戊戌政变，袁世凯出卖谭嗣同，向荣禄告密而有功；接着是庚子之乱，在山东巡抚任内处理拳匪得当而为中外交赞，袁世凯就此飞黄腾达，徐世昌亦随之扶摇直上，人阁拜相。不过，他对袁世凯的帮助亦很大；武昌起义，袁世凯复起，终于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得以骗得隆裕太后的一纸逊位诏书，主要就是靠徐世昌在朝中的运用。

民国肇建，徐世昌以遗老的身份，侨寓青岛；民国三年，袁世凯左右杨士琦的淮系与梁士诒的粤的公府秘书长之权。到得帝制议起，徐世昌表面沉默，暗中反对，最后辞职，隐居天津。

这一次重作冯妇，是帮老朋友的忙来收拾残局；他的想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申令一发表，各方讨袁的军事行动，没有再持续的理由；西南各省可望取消独立；而袁世凯的大总统的职位，亦就可以设法保全了。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徐世昌除了冒用北洋大将而亦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以及原是副总统而为“洪宪皇帝”封作“武义亲王”的黎元洪的名义，打电报给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等人，说“公等目的已达，请妥商善后办法”以外，又请出五个人来做调人。

这五人之中，两个是武昌起义以后，南北议和的总代表伍廷芳、唐绍仪；一个是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个是在江南具极大声望、曾经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南通状元张謇；再一个是康有为——大家都认为西南护国战争，是梁启超所策划；而梁启超是康有为的掌门弟子，蔡锷便是康有为的“小门生”，万一康有为肯管此闲事，西南的情势，即可缓和。

这自然是妄想！康有为睚眦之怨必报，何况有戊戌告密那一段超级不共戴天之仇？早在袁世凯称帝之初，他便有一通五千言的长函致“慰庭总统老弟”，嬉笑怒骂，刻薄到家；其中骂得最痛快的一段是：“常人仕宦至出将人相，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冠，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热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日：‘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白天佑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天怒人怒，不助不佑，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

这话在康有为看，是幸而言中，何肯管此闲事？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唐绍仪反唇相讥；汤化龙力劝引退；张謇则婉转陈词，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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