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最重要的人物都已离去，民国彻底走入了历史，他们的去世，带走了诸多一言难尽的恩怨，也打开了民国大门的一丝缝隙，那些被封存的日记，被上锁的档案，被噤声的人物，渐次开了口……

由唐建光主编的《解封民国》为大家呈现！

2008年，海峡那边，“去蒋化”正进入高潮，数百座铜像被拆除甚而切割，“中正纪念堂”改名“台湾民主纪念馆”，“大中至正”牌匾拆换成“自由广场”，已成台湾一景的“两蒋”陵寝哨兵也被撤掉。台当局官员宣称，蒋介石将不再是民众崇拜的“民族救星”，而是有功也有过的政治人物。那段时间，两岸的学者奔赴大洋彼岸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取经”，这里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日记，人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蒋介石。恐怕很少有人如蒋介石那样得到那么多互相矛盾的“头衔”：“民族救星”“伟大领袖”“独夫民贼”“刽子手”“卖国贼”等。如今，对民国的书写以及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心态徐徐展开，《解封民国》让蒋介石及陆续的众多民国人物从也在纷争中“复活”……

《解封民国》由唐建光主编。

乌托邦时代

 福建：陈炯明打造“安那琪世界” 文/丁三

 湖南：枪杆子下出宪法 文/杜兴

 山东：新儒家的乡村“复辟” 文/李远江

 广西：“新斯巴达”的强兵之路 文/白伟志

 江西：蒋经国“赤化新赣南” 文/孙展

1937耽误中国多少事

 宋子文：党国金融家 文/老舒

 王宠惠：苦撑危局 文/杜兴

 胡适：三个愿望 文/徐路加

 《大公报》：泪与血中的奋进 文/丁三

解封民国

 孙中山：理想主义者的治国困局 文/杨东晓

 蒋介石：一生未完的民主课 文/凡歌

 民国：一段尘封历史的多重脸谱 文/王刚

 《民国史》：一部史书的年曲折 文/王刚

 杨天石：民国史研究者的怕与不怕 文/李杨

 民国史的底稿：四亿字的来龙去脉 文/福琪

 抢救“民国史”：唐德刚的一人敌一国 文/傅国涌

 “民国热”：民间推手掀起的“骇浪” 文/丁三

1911年5月，在流亡香港期间，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

所谓“安那琪”，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它以“三无”“二各”为特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依，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没有战争、掠夺、压迫和剥削，四海恍若一家。它是类似《礼记·大同书》的美好人间……

这么一个天地，让陈炯明向往不已。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社会理想。

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他设立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义仓，并创办《海丰自治报》，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该报)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对于财产公有，他自有探究兴趣。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他发起“禁绝赌博案”“停止就地正法案”“裁撤警保总局案”“设立游民教养院案”……所有这些，不仅是他后来的漳州新政、广东新政的伏笔，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

如果说，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的“均产”追求，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都不过是零散的、自发的，那么，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结合舶来已久、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它不仅是可能的，也似乎是“科学”的、必将抵达的。

问题在于，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安那琪的入口在哪里呢？

刘师复没有答案。在宣扬主义之外，他“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做军警”；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坐人力车舆”“不用仆役”“不茹荤”……他甚至拒绝婚姻，以此实践“无家庭”的追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影响并改造社会。而对此，陈炯明表示：“罪恶的包袱，丢掉固难，肯背起它更难；师复教人丢，让我背上一辈子吧！”后来，他的密友、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冰弦《解放别录》)

他果真背上那个“罪恶的包袱”了。当年冬天，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出任广东省副都督；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无疑更加客观：“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他的本国支持者说，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

但，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入口。直到几年以后，他才以“联省自治”“联邦自治”为纽带，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安那琪”的入口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构想，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

1913年7月18日，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宣布“广东独立”；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让他大吃一惊：钟鼎基、张我权出走香港；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苏慎初、谭镏钦也态度消极…一随着一伙伙骨干的离去，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与此同时，在广东省议会厅，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次日，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宣称“急盼中央派兵痛剿”……P007-008

序：一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首期临时总统，誓日：“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

这誓言，距今已然百年。也正是由此，民国开启了它命运多舛的历程。

总统的誓言，不应当仅仅看做是一种个人承诺，更应该是看做他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对国民的承诺。

由孙文开端，历任民国总统无不给国民许下了庄严的承诺。袁世凯在誓言中，要“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黎元洪在誓言中，要“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冯国璋在誓言中，要“府院一体，内外同心……但求利国，不计其他”；徐世昌在誓言中，要“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曹锟在誓言中，要“以法治为根基，以守法为要义”；蒋介石在誓言中，要“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而李宗仁，这位生不逢时的“代总统”也同样做出了“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的承诺。

强国、和平、统一、共和、民主、法治……这些至今仍熠熠生辉的名词，装饰着总统们华丽的誓词，也装饰着民国与国民的梦境。

然而，誓言历历在耳，承诺却屡屡成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是时人对时局的悲讽之议。屡屡成为空头支票的誓言，最后变成民国动荡的政治现实。

“我不否认我们中国是忧患重重，我更不否认我们建国前途，是十分艰巨，民主的基础条件，还是薄弱。但是时代的力量，已使我们向民主宪政前途里程碑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横在面前的还有汹涌的波涛，而我们必须迈步前进，则是任何困难所不能阻挠的。”

这是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就任总统时的誓词。而此时，他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时代已在弃他而去。那些华丽的誓言，在现实中已成镜花水月，它们的主人，在历史中也只是过往一客，但这个国家，仍将继续向前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