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仪编著的《延川插队往事》是北京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插队的知青们的集体记忆。延川的北京知青群体,是一个充满传奇和故事的群体,从这里走出了一批有理想有才干有抱负的知青,至今仍续写着人生传奇。包括在梁家河迈出人生第壹步的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四十多年过去了,老知青们摆脱了当年的感性氛围,理性地回忆亲历的往事。他们用文字和老照片,记忆了那个时代属于自己的青春风貌和酸甜苦辣,展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现状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折射了城乡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弥足珍贵的图像和文字史料。为历史留下了真实资料。那些当年的生产、生活照片,是传承形态的真实记录,极其珍贵。
邢仪编著的《延川插队往事》介绍了,1969年1月,北京知青来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插队。四十多年过去了,老知青们摆脱了当年的感性氛围,理性地回忆亲历的往事。他们用文字和老照片,记忆了那个时代属于自己的青春风貌和酸甜苦辣,展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现状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折射了城乡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弥足珍贵的图像和文字史料。
初到陕北的日子
吴小荣
1969年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插队,1977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任讲师。
1969年1月17日
一路所见,延安南部以塬为主,塬就是高地平原,延安以北,包括延川县,山塬已很少,人都是住在沟里。
这里山势多变,非常耐看,远望是高大的山梁,山梁下是数千年被雨水冲刷形成的纵横的沟壑,折叠出万千变化的皱褶,时见陡峭的断崖。沟壑下是起伏的坡地,坡地下是平缓的河滩,山与山回还交错,河道也随之左右旋转,弯曲不定。如果说华北平原是一幅幅绿色的平面图案,黄土高原就是一座座千姿百态的立体雕塑,不断向我们迎面扑来。
每隔一二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窑洞一般建在河滩向上十几米高的坡坡上,一排十几眼相连,朝向多为东南。
清光绪年巡抚王斋堂巡视陕北,写下了著名的《七笔勾》。第二段勾的是陕北的窑洞,“窑洞茅屋,省去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漏,土块砌墙头,油灯壁上流,掩藏臭气马尿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王巡抚用受苦人居住的窑洞与雕梁画栋的皇宫比,有失公允,但“夏日晒难透”说出了窑洞冬暖夏凉的特点。
陕北的窑洞是一种独特的建筑。门窗分上下两部分,下半部又分左右两边。左边是两扇门,下有门槛,右边一垛一米多高的土墙。土墙上是木制窗棂,一格一格的,上面没有玻璃,糊的是一种土制的白纸,像是荣宝斋出售的写毛笔字用的宣纸,很结实,透光性也好。窑洞的上半部是拱形的,是固定的窗,中间有两扇能打开,这种设计承重性能好。
贺敬之老师的《回延安》中有“自格生生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的句子,窗花就是剪纸,过年过节用来装饰门窗,很喜兴。延川的剪纸最有名,不像别的地方把纸对叠起来剪出对称的画面,而是像绘画一般,小剪刀就是一支笔,随心所欲地在红纸上穿过来,穿过去,心之所至,游刃有余。画面的特点是夸张、变形,挤得满满的,气死毕加索。内容就神了,很多与宗教有关,三天三夜也说不清楚。
我们一行12人被分到张家河大队四小队,这是离公社最远的一个村子,在青平川底,人少地多,相对富裕一些,12人基本上都是清华附中初641班的同学,男生六人,女生六人。
走了40多里路,一路上就没见着个人,到张家河村时,两山之间的清平川已十分狭窄。天渐渐黑了,上一个坡,一眼窑里黑洞洞的,一盏小油灯照出不大的亮光。队里给我们准备了陕北的美食,叫个“扁食”,就是饺子。做饭的姓王。我正吃着,一枚二分的钢镚硌了我的牙,老王就说:“好娃哩,你可有福气。”1969年1月18日
我们四个男生被安排住进了王富的窑洞,王富是四队唯一的富农,家境比较宽裕,有四眼窑。他给我们腾出一眼,进门一张大炕,两米宽,四米长,通着灶台。炕上有羊毛毡,有点像毛毯,但比毛毯粗,用一辈子都不会破。窑里的设备很简陋,窑底是一个装玉米的大粮简,长度和窑的宽度一样,高两米,厚约一米,旁边是几个圆形的小筒子,都是柠条编的,用来装各种杂粮。粮筒旁是水缸,一米多高,缸壁挂着一个盛水的大马勺,黄铜制成的,闪着亮光,有小脸盆那么大。
我们四个人并排而睡,我从小肾不好,怕凉,睡在最里边,挨着灶台,旁边是杨圣敏、解明明,程来镇在最外面,靠窗户。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睡一张床,现在大家住在一起,感觉很亲近。
王富拿来一包药,撒在土炕和窑壁的接缝处。他说山里蝎子多,这会儿虽然冬眠了,一开春就会从缝里爬出来。灶台处于窑洞的中心,台面很大,约有三平方米,上面铺着石板,中间一口黑色的大锅,直径将近一米,用来烧水,做饭。
吃饭是件大事,按照老的风俗,陕北过年先要祭祀灶王爷,“腊月里二十三,我送灶王爷上天关”,据说灶王爷是个长舌头,每年上天汇报一次,人世间的杂事,狗咬架,鸡啄米,公公长,媳妇短,逮着什么说什么,能说上三天三夜不重样,能把人心说得开了花,能把玉皇大帝说得五迷三道,一旦派上了谁家的不是,这家就该倒灶了。因此灶台两侧的窑壁上常贴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这既是对灶王爷的恭维,也是一种劝诫。
陕北方言中跟灶有关的词儿有两个,一个叫“搂灶”,另一个叫“倒灶”。搂灶是开始做饭的意思,后引申为“开始”。但灶怎么个搂法,我还没想明白,琢磨半天,可能是搂柴点灶的意思。我搂了一把柴,填在灶膛里,烟道似乎不太通畅,火苗不往里钻,我使劲地拉风箱,火慢慢大起来。
倒灶的意思是灶里的火灭了,引申为时运不济、年景不好,家有祸事,就是北京人说的“倒霉”。
侯清挑了一担柴送来,满是刺,他说这叫狼牙刺,有油,很好烧。侯清个儿不高,说话总是仰着脸,猴精猴精的。陕北人不认生,见面就是朋友。侯清忙里忙外地帮着收拾,手一刻也不闲下,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王富有三个儿子,不岭、四岭、五岭,我们叫成了不灵、四灵、五灵,我们怎么叫人家怎么是。陕北人讲话,愿咋介咋介(怎么都行)。还真是,老大不灵长得有点黑,憨乎乎的,话不多。两个弟弟白白净净,看着就机灵,也爱说话。不灵刚娶了婆姨,是二队老伍家的三闺女,长得很漂亮,村里的美人。P1-3
记忆消逝中的文明——为《延川插队往事》序
王克明
史铁生说,他想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知识青年记住了插队的日子。在他,插队的日子是“无边的黄土连着天”,“深褐色的犁迹在走”,“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铁生所记,是黄土高原、传统农业、山间窑洞、古老民歌,是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对一段往日经历的苦苦感受,对一种古老文明的深深记忆。那是走来2000年的传统农业文明。在那种文明里,知青的生活方式,或与之融洽,或形成反差,苦心劳骨,饿体乏身,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刻写了独特的时代印记。
然而,仅仅40年过去,那古老的文明就并非当年了。许许多多陕北村庄中,村民已陆续外出谋生、离乡进城。史铁生、孙立哲他们插队的关家庄,日常居住只有21%左右的村民。丁爱笛插队的张家河村,居住人口只剩约8%了。居住以老年人为主,基本不再凭借农业收入为生。几乎所有的老知青都说,他们插队的村儿,没剩多少人了。这种情况遍及陕北。那些离乡远去的后生女子,从此散居四面八方,只在记忆中保留儿时故乡。对于他们的后人,远方黄土高原的窑洞故里,将成为一个传说。
几千年来,陕北的居民一代代离去,一批批进来,但窑洞民居始终没变。中国史前最大规模的城市在陕北出现时,窑洞已是民居建筑。4000多年来,代代继承。直到1969年北京知青远来入住,红火数年。而今,知青离去并不久远,山川沟壑间的一个个村庄,却多人去窑空,棱窗少了窗纸窗花,院落多了蒿草酸刺。虽非洛殿铜驼之变,也使人感慨“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到此时,我们知道,窑洞民居这种古老的人类穴居历史,离终点不远了。
2000多年前,从未耜到牛耕的变化,确立了农业文明的形成。那“深褐色的犁迹”的“犁”,便是以前“耒耜”的合音。陕北的东汉画像石上,记载着牛耕推广早期的两牛一犋。这种方式在陕北保留了2000年,许多北京知青也曾扶犁双牛,赤脚耕山。知青在陕北农村,扛耩上山,吆牛耤地,拿粪撒种,锄草收背,并熟悉拉牛踩场、连枷脱粒、木锨扬场等古老的农业生产技术。牛耕农业的最后时代,知青们曾在这里汗滴禾下。如今,这一切也在消失远去,传统的农业,走到了尽头。
石磨、石碾同是农业文明的标志物。蒙上驴眼,推磨滚碾,代代相传的食物加工方式,也曾带给知青烦恼和快乐。那时,碾边磨旁,鸡鸣狗咬,婆姨说笑,娃娃哭叫,人语声声,天然来往。可现在,无数的石磨废置在无声的窑洞院里、荒草之间。糠麸米面,苦乐饥饱,都成了遥远记忆。那黄河畔上人迹不至的古渡关津、孤独石碾,已成为农业文明消逝的典型象征。
随着村落的荒疏,人群的离去,陕北民歌“吹散开在高原上”的情景,也难再遇。踩场歌,那种听不清唱些什么的民歌,已经随着牛踩场的消失,永无声息了。而几千首陕北民歌,被传唱的实际上寥寥无几,山中更难听到了。陕北乡间的传统秧歌场图,有旋转的原始河图,有八角的变形洛书,它们源自人与天地的虔心交流。闹过秧歌的北京知青,都终生难忘那种人人参与、全村红火的愉悦和忘我。近年,陕北秧歌开始了表演化转型,传统场图因受冷遇。那河图那洛书,那形形色色一二百个传统秧歌场子,都有消失的可能。
传统农业社会以宗族家庭为本位,用分别亲疏尊卑的礼去稳定继承秩序,其核心在于葬礼制度。虽然革命颠覆了社会传统,剥夺了继承权利,但陕北葬礼没被驱散。很多知青在陕北参加过乡间白事,接触了传统核心。陕北维系家族的标志,是至少三代的坟地,爷爷墓穴下方,有长子长孙墓穴正对其中,谓“抱穴口”。有陕北友人说,他以后还会给他的爷爷“抱穴口”,但他的儿孙,就“愿哪去了,不会回来了”。支撑着一个古老的精神世界、维系了一个几千年农业文明的敬祖文化,或许也到此为止了。
几千年间,经历了反复的毁灭和重生,农业社会逐渐成熟。无论怎样的天灾或人祸,农村总是农村。知青去插队时,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些窑洞村落依旧存在,农耕经济仍然继续。
未曾料想,知青离开后短短几十年间,那里发生了一个千古未有的变化。再走黄河,再走陕北,我们能看到,在城镇化的进步中,传统农业文明走到了终点。曾经遍布农户的黄土高原,村人在减少,村廓已萧条,农耕逐渐退去,农村开始解体。这一次变化,不是曾经的古代战争、民族仇杀、人口迁徙,而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渐渐消逝、古老文明的默默终结。
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在自然经济的封闭文明中,经历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认识了传统乡间的聚落形态,感知了传统文化的古老多样。青春一度付出,损益一言难尽。之所以刻骨铭心,无法忘怀,是因为,那种上山下乡,是落后的农业文明才可能发生的故事。知青不过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部分而已。今天所回顾眷顾的生存经历、乡俗文化,都是那种文明的点点滴滴。
去陕北的这代知青,所经所历反差巨大。“少年不识愁滋味”时远离城市,在传统文明消逝的前夜,入乡随俗,适应农业社会生存方式,与贫困农民平等相知,接受朴实的关爱情谊,也竭力为乡亲排忧解困。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初识人间苦难,改变观察视角,认知真实中国,因而造就了对时代的深刻反思,也建立起对乡村的深刻情感。而当晚年将至,那些他们曾经生活的村落,却日渐冷落。青年时代的熟识老友,或亡故或远走;地畔炕头的当年红火,已云散已烟消。往日村庄的可能消失,往岁农业的即将消亡,往昔文明的必将消逝,会成为他们一生情感的重大失落。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的农民一定会走向远方,不复回归;多样的文化无奈地叹息而去,消于无形。在传统文化无法和平长入现代文明时,记忆的价值强烈地凸显出来。而一代知青,正是农业文明消逝的亲历者、见证人。虽然插队的时间只有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但知青是用一生的时间,结识了最后的传统农民,经历了最后的传统农业,了解了最后的传统农村。然后,目送它们消逝远去。知青的记忆里,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生牵缠。
在这样巨大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中,真实记录生存情境的历史图像,亲身经历多样文化的文字记述,其最大价值所在,是记忆消逝中的文明。这是知青插队照片、回忆文本等等的人文价值所在。知青对农村的观察判断比较敏感,不被旧日那些与乡村现实距离很大的政治语境所困惑,因而叙述极近真实。对自己群体的价值判断,乃至对个体插队价值的判断,有些难以摆脱旧时被构建的政治逻辑,难以相对超脱地回望今生,这成为部分知青文本的历史局限。但其中对于文明状态的记述,仍可以通过未来的过滤,沉淀出来,成为史料。一切激荡风云散尽之后,留下的只是文化。因此,记忆消逝中的文明,是为人类文化留下遗产。而知青人生经历的价值,就在于亲历农业文明,感知农业文明,记述农业文明。
《延川插队往事》一书,记述了农业文明时代许多个人的农村经历。曾在陕北延川县插队的老知青作者们,更多地摆脱了当年的感性氛围,理性地叙述亲历往事。他们用文字和老照片,记述了传统农业文明的落后生产和封闭文化,记录了城市知青迁居农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记忆了那个落后时代的青春风貌和酸甜苦辣,为历史留下了真实资料。那些当年的生产、生活照片,是古代传承形态的真实记录,极其珍贵。因为农业文明2000年,没有图像史料反映古代面貌。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今天,面对一村一村的空空窑洞,一副一副的寂寂磨盘,陕北老知青正在亲历一次文明的终结。聚散无情时,他们最终留恋的,将是那往日的人文情感、质朴的真诚友谊。那是从此以后很难再找到的人间珍品。
插队的社会实践,从另一个意义让知青一代脚落实地,学会了辨别虚夸和谎言。经过那几年的社会实践的再教育,培育了我们与老百姓的情感,塑造了我们的人格,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拥抱新思想、新世界做了准备。——陶海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