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又亲涉实地考察体悟后完成的大作。细读全书，发现它显然不是那种应景浮泛之作，而是一部集历史地理、历史文化与现实透视为一体的“真”书：真考察，真感情，真见识。

本书集学术性、纪实性、文学性为一体，融文史哲为一身，夹叙夹议，今古比照，自成一格。让读者在阅读中既可以上溯大河上游，又可以纵览大河全境，更可以在欣赏大河万千景致的愉悦中，穿透历史烟云而领略大河五千年之变奏与演进，从而借助一个独特的视角体味华夏文明的生发与演进，领会华夏文明其所以能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自然与人文背景，从而在心底里升腾起一股感性的豪情和理性的导引。

一部华夏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部大河的演变史，黄河与长江，同时孕育了华夏文明。特别是一部黄河的演变历程，更是与历代中原王朝更迭有着不解之约。而炎黄东进、大禹治水，秦汉雄风和唐宋气象，甚或一切的盛世与末世交替，无疑都可在黄河这部流动的大书中找到诠释。故解读一部大河流变史也就是在解读华夏的文明演进史。从古到今，大河的变奏与华夏文明的变奏相辅相成，互为动因。故与大河同行，与昆仑同在，温故知新，放眼未来，既是人与大河的相守铁律，更是永恒的人文坐标。

本书将带你一同上溯大河源头，追随炎黄脚印，与历史同行，与大河同行，领略百代风云，共赏5000年大河变奏之音。

大哉“河出昆仑”与华夏文明(代序)

前言

昆仑龙脉地

华夏文明与大河同行

华夏文明顺天地之运

炎黄东进聚百代风云

大洪水下的文明再生

黄河流域的演变与王朝更迭

河首之“谜” 

河首世居民乃炎帝正宗后裔

三危地——青康藏

黄河文明荟萃古都长安

生态变化与黄河变奏

“三江源”生态移民与文化迁徙

星宿海一柏海一西海

黄土高原大出血

高山流水

黄河源一壶口瀑布一人海口

悬河的隐忧

河源祭神山

远去的羊皮筏

破冰的黄河

梯级电站与大河安澜

沙尘暴

黄河右岸登华山

再塑昆仑

炎黄东进聚百代风云

对于中国古籍中多次浓墨重彩所记述的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该作出怎样明晰的梳理与判断呢?

我们姑且先引述《史记·五帝本纪》的有关部分：“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互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薮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崩、葬桥山。”

如果仔细推敲，再参照其他古籍记载，并对地下考古遗址的对应年代及文化类型进行分析，再对当时时代的古气候、古地理变迁进行综合性对位判断，我们便可明白：所谓蚩尤，乃代表东夷三苗九黎族团。所谓炎帝，乃代表烈山氏神农族团。所谓黄帝，乃代表轩辕氏族团。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地域，既有先后时序，亦有彼此交错。应该说，蚩尤族团是最早居于中原及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族，生活方式主要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冶铁发达。而炎帝族团是沿着渭水、黄河从西向东一路迁徙而至中原的西部羌戎集团，由于在种植业园艺方面发达较早，被尊为神农氏。因其族群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族群的壮大亦是必然，故在东进中原时先与蚩尤的东夷三苗九黎族团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时段肯定相当长。因炎帝族团与后起于渭水的轩辕族团同为羌戎分支，故以兄弟相称。经炎黄联手、将蚩尤族团驱逐出中原。但胜利后的炎黄两族团又发生战争，结果是后起的轩辕族获胜，轩辕代神农而成为中原主人。后来蚩尤族团休整多年后前来复仇，却被已经融合成黄炎联盟的联军打败。于是三族团共尊轩辕氏为黄帝，始为天子。

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统一天下的过程持续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所以说，把蚩尤、炎帝、黄帝分别看做是三个具体的人肯定是说不通的，而将他们分别作为三个不同的氏族集团来看则合乎实际。从对应地下文物考古的情形来看，则蚩尤代表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而炎帝代表仰韶文化。黄帝因是后起之雄，则代表了前两类文化的融合。从相互印证的时段来看，则明确无误地表明，蚩尤在前，炎帝居中，黄帝在后。三大族团的先后角逐，争斗持续了千年之久。当然，我们现在所认定的那个葬在桥山的黄帝，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亦是一位大一统后公认的人文代表。而他的公孙氏或轩辕氏族团先代，肯定是繁衍、发展壮大了数百年之久，才最后由这个被公推为黄帝的人统一了天下。这情形有些类似于秦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的秦始皇——由于名震天下，武功赫赫，世人倒大多忘记了从他的先祖秦穆公算起，秦用了500年的奋斗，才把统一六国的桂冠戴到了秦王赢政的头上。而黄帝的最终被尊为华夏之祖，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在他的时代文治武功及德政的积大成者。

如果我们来观照一下当时时代的古气象、古地理变迁，就会更加明白当时世事沧桑巨变的大背景原因了。

在距今7000年左右，黄河下游山东半岛至连云港一线因海平面上升而变为大洋中孤岛。这是由于气温上升上游冰川融化以及月亮对地球的引力综合作用所引起的状况。当时居于今华北及东部沿海一线的东夷太昊一少昊族团因各部落被洪水湖泊分割，自然形成了九夷部落。待随后的数百年间海水退去后，九夷部落遂又逐渐发展联合成为三苗九黎族团。很显然，这个东夷族团当时已创造了相当高的文明，他们在渔猎、造舟、营建城池以及冶金术方面均有建树。并且，他们对天文星象的观察也颇具成就。现在连云港郊区的巨石山上，有东夷人留下的既像太阳又像人脸的岩画，其意义非比寻常，是当时图腾崇拜的经典表述。更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竞能在硕大光滑的巨石上，雕刻排列出北斗七星的图案，表明当时他们族团设有专门的天象研究机构，且对天文知识的运用也达到相当程度。而按照《山海经》的记载说少昊国在东方大海中，可以明确印证今连云港一线朝北包括山东半岛俱被孤悬在大海之中的事实。而这个东夷太昊、少昊部落的后裔，即就是后来大海退去以后联东夷九黎部落而起的蚩尤。很显然，蚩尤族团在炎帝族团由西向东发展的期间，曾雄踞于现今的中原华北及东部沿海一线，并且创造了史前灿烂的东夷文明或称鸟夷文明。

那么，此时的炎帝族群呢，他们正从渭水、黄河两岸一步步东进，种植五谷、繁衍扩大族群、制彩陶、营房屋、驯化牲畜、传播农耕。一直到族群扩大进入中原后，便与此地的蚩尤族团发生了冲突。这个被称为炎帝神农氏以及后起的轩辕氏所代表的农业文明，遍布黄河上中下游各地，其文明当属地下考古挖掘出的仰韶文化。从文化的覆盖范围来看，炎黄两族团的人口及农业生产力水平当居蚩尤族团之上。而蚩尤族团因为冶金术领先，其所制造的红铜戈矛曾给炎黄以重大打击。而炎黄联手，加之又以各诸侯征师以助，炎黄联盟终于打败了蚩尤族团，占据了中原。

一个必须引起深思的问题是：炎黄族团先后由西向东，沿黄河东进，他们代表着居高临下开拓进取的锐气，更代表着从相对差的环境向相对好的大环境转移前进的进取力量，其动力当是势在必夺、舍我其谁?这也可以看出炎黄文明沿黄河东进的历史必然性，因为，更广阔的东部平原自是垦殖农业更大的用武之地。而农业文明相较于渔猎文明，其先进生产力的力量自是不可阻挡的。

至此，我们应着重探讨一下炎黄文明脱胎于羌戎文明的脉络及演变过程。明白了这个过程，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华夏文明主要是由西向东，沿黄河两岸发展起来的大缘由。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青藏高原进行普查时，足迹涉至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头沱沱河沿岸，在可可西里的三个地点采集到10余件打制石器，分别有精致尖锐的石核，锋刃的石片等旧石器时代的工具。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黄河上游的共和县曲沟地区，又采集到一大批与可可西里发现的石器相类似的原始人遗物。1982年7月，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考察队，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找到了一批上百件的旧石器。198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和古人类研究所在同一地点的古湖滨沙砾层中找到了与古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并相继找到了各类石器112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有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累计41件。据碳14测定和地层对比测算，其存在年代大约距今3万年。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在距今3万年前，甚至可以上溯到八九万年以前，青藏高原是适合于古人类生存的地区。当时的狩猎活动广泛而普遍，草原与灌木丛林中栖息奔跑着数量众多的羚羊、羚牛、野驴、野马、野狐、兔子、鹿群等大量野生动物，这为原始人提供了丰富的食源。而遍布高原上星罗棋布的众多淡水湖，河流小溪等，则为原始人提供着丰富的食用水。就海拔而言，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当在两千米左右，植被丰茂，气候湿润，且视野开阔，特别适合于古人类的生息繁衍。我们可以设想，这些活动于两三万年到10万年前的高原古人类，大约是从岷山、横断山脉一带的原始森林区逐渐向西迁徙到达青藏腹地的，因为大森林中的蛇类、毒蜴类爬行动物及以毒障之气对古人类的威胁，以及古人类对宽广的视野的需求必然导致古人类的大迁徙。而青藏高原的坦荡开阔与生物多样性则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如此，古人类的足迹必然要光顾这一片高大陆了。因为，生存需求导致生活区域的扩大与开拓，这是铁定的法则。

1993年，考古人员在格尔木市以南130公里处的东昆仑山中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烧土层及四层炭屑，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经人工加工的贝壳装饰物和一批细石器，在同一剖面的炭屑层中，还发现了鹿科动物的牙齿化石。据测定，这些遗物距今约1万年。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黄河上游的龙羊峡地区发现了六处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任何文化类型的遗存，在其中一处出土文物1489件，其中细石器1480件，骨器7件，装饰品2件。石器中最具价值的是一套用于加工谷物的研磨器，略成长方形椭圆状，凹槽平滑，与用于实施研磨的石块成对应关系——这表明当时的采集农业已经出现，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发展到狩猎与农业并重的时代。此处遗存当在5000年左右，恰是传说中的西王母时代，亦是炎黄两族团东进的时代。此时代在青海的柳湾地区，“彩陶流成了河”，是一大观无与伦比的辉煌。

齐家文化类型的代表性发现，是在黄河上游的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出土的青铜镜，其制作精良，光可鉴人，是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铜镜，距今3000年。其出土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很显然，铜镜的使用表明了贵族的产生与阶级的分化，也表明了古人审美的深化与提升，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而在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发掘出铜制的刀、斧、钺、镞和木制的车毂以及毛布，其工艺相当成熟——这些产生于2700年前的遗物，据专家考定，属古羌人的遗存，其与当时正雄踞于关中平原的周王朝的青铜文明可以比美。这说明，从石器时代一直到青铜时代，发祥并衍生于青藏腹地的西部羌戎文明一直处于华夏文明的领先地位。而炎黄二族团的血缘与文化，以及他们由西往东的发展历程，无疑都会证明，炎黄文明是脱胎于羌戎文明，并发挥壮大更新了羌戎文明、其本源都出自从远古走来的昆仑文化。大昆仑为古代先民提供了最早的高大陆以躲避洪水，更为他们提供了狩猎与采集农业的生存环境。后来，随着高原的逐渐升高，文明的脚步便渐次向东转移，古羌人的一大部分随着炎黄二族团沿黄河一线走向中原，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炎黄文明。而留居于高原古大陆的羌戎族，无疑成了现今藏族人的前身——这个历史脉络清晰而明确，有大量的考古学成果和文化人类学以及民族民俗学的成果可以佐证。

P22-29

大哉“河出昆仑”与华夏文明

(代序)

金元浦

大哉昆仑，又见壮采，洋洋长河，再睹风神。今日顶礼，却在晓伟书中。

《与大河同行 与昆仑同在》是晓伟多年潜心研究又亲涉实地考察体悟后完成的大作。细读全书，发现它显然不是那种应景浮泛之作，而是一部集历史地理、历史文化与现实透视为一体的“真”书：真考察，真感情，真见识。

晓伟将其新著定名为《与大河同行 与昆仑同在》当然有其深意在握，因为历史地理与地质气象史的知识告诉我们：中国版图的西部因大昆仑横空出世，才造就了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从而相继形成了黄土高原与华北大平原，也形成了长江三角洲。而华夏文明、炎黄文明的脚步恰恰是沿着两条大河由西向东，渐次繁衍壮大起来的；遍布大河上下的宗日文化，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遗存，证明了华夏史前文明由西向东逐步辐射扩散的事实，这当然可以与炎黄二族团在五六千年前分梯次由西向东发展壮大的事实互为表里，相互印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夏文明的大树枝干笼罩着九州大地，而其深密的根系却是在中国的西部，在大昆仑山脉，在黄河长江的源头。如此来观照一下“与大河同行 与昆仑同在”这句话时，读者的领会就可能穿越文字表层，而直逼历史与时空的真谛了。作者将大河文明与昆仑文化融为一体、将地理地质史的演变与华夏文明的演进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表述，从而得出“华夏文明适天地之运，华夏文明与大河同行”的结论，并认定了华夏民族从古到今的昆仑崇拜思想，应该说，作者的逻辑推理是有理有据的，也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

晓伟长期生活工作在大昆仑地区，又缘于职业的关系，其足迹曾踏遍青藏高原，更延伸至大河上下，故对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沿革以及民族民俗均有亲如肌肤般的触摸。再加之其熟读古籍，而反观现实时又喜欢深究探微，这就造成了他在为文破旨时常常会有一些独特甚或独到的见解。近十年来他潜心研究昆仑文化，从历史地理探秘、现实地理印证人手，结合地下考古文物、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的全方位视角，力图解读出昆仑文化的要义与真髓，其努力是值得赞赏的。迄今为止，他已出版各类著作九部，尤以研究昆仑文化的作品而受到关注，《新华每日电讯》曾报道过他的《探寻西王母古国》《昆仑殇》等著作的消息及研究成果，曾引起过大的反响，并为全国40余家报纸转载。这当视为他多年来孤苦耕耘的收获。

青海位于黄河长江的上游，其地下考古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铜石并用到青铜时代，其文化链条的连接非常完整——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近代人认为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蛮荒之地的错误说法，也为史前文明的追根溯源、问祖昆仑开辟了学术研究通道。李晓伟的研究从《山海经》《禹贡》等古籍人手，从“河出昆仑”“河出昆仑东北隅……入禹所导积石之山”人手，又多次亲临黄河源头实地考察，证明了古籍中所记述的昆仑范围与河源出处完全吻合，这说明了中国古籍对黄河与昆仑记述的准确，也说明了《山海经》是一部质明有信的历史地理著作，而并非虚妄的神话。而就昆仑一词的原意来看，两字皆从山，显然与大山有关，绝非虚幻的所在。再从昆仑一词的发音求证，其源自阿尔泰语系，意为浑黑，若比照今昆仑山脉一带的大山多呈黑色这一点来看，则昆仑一词的本义已完全明确了。《禹贡》所言“河出昆仑”绝非杜撰，而是有根有据，这一点晓伟在论著中有详尽表述，我这里不再赘言。

晓伟在书中还提出了“河源世居民乃炎帝正宗后裔”的观点，从古籍记述来看，炎帝出于氐羌，而羌则是吐蕃以及藏族的祖先，从民族生发演变的逻辑来看，华夏民族当是融合了西羌东夷等民族后的共同体。若求根溯源，炎帝、包括黄帝均出自西羌，这大约可以说明，炎帝与黄帝当为华夏诸民族的共同祖先。而今藏族作为远古羌人的后裔，其根系当然可以上溯到出自氐羌的炎帝那里。

就文本而言，《与大河同行与昆仑同在》可以说是集学术性、纪实性、文学性为一体，融文史哲为一身，夹叙夹议，今古比照，自成一格。这当然强化了文章的可读性，但又不是那种即情即景的纯文学性散文，这就大大强化了文本的人文观照与历史纵深感，让读者在阅读中既可以上溯大河上游，又可以纵览大河全境，更可以在欣赏大河万千景致的愉悦中，穿透历史烟云而领略大河五千年之变奏与演进，从而借助一个独特的视角体味华夏文明的生发与演进，领会华夏文明其所以能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自然与人文背景，从而在心底里升腾起一股感性的豪情和理性的导引。从一定的意义讲，文化或历史性质的散文，只有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支撑，才具有了文化或人文坐标的性质，也才具有让读者阅有所得的价值。

我和晓伟是30多年前就熟识的诗友，那时他是西部军营诗人，我是西部工厂歌者，常常相会于文学与诗歌的各种聚会。晓伟当年便诗情洋溢，多有好诗吟诵，今日得睹新著，再闻当年诗韵。我也翻检旧箧，只见片词断句，零落而下：

我以父性的刚强

渴饮母亲河……

这是古大陆与时间的交媾，

亿万斯年，浑黄切割着浑黄

涌金的浪波把无数世纪拍在崖岸，

孑遗一片古史的苍苔。

……就这样永恒着晶蓝的追索

以父性日神般的睿智深邃的思之光

惊涛般的勇毅，

浩荡于天地之间

‘理性的长风淋漓于生之蜿蜒

然后，一段历史，站起来

昂扬如旗，威猛如山，大气

磅礴于永无涯际的时空之域……

——《饮之大河》

期待晓伟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2005.11.16

于北京海淀罗庄三灯阁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