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迅命名的鲁迅文学奖，是为鼓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鼓励优秀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设立，是具较高荣誉的文学奖项。《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理论评论卷》包括南帆的《五种形象》、张炯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赵园的《想象与叙述》、高楠与王纯菲的《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及谭旭东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这些作品大多面向现实人生，面向写作者和文学创作的当下及未来。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理论评论卷》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理论评论卷》共包括五部获奖作品：南帆的《五种形象》、张炯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赵园的《想象与叙述》、高楠与王纯菲的《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及谭旭东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

这些作品大多面向现实人生，面向写作者和文学创作的当下及未来。

南帆《五种形象》围绕着“典型”、“现代主义”、“底层”、“小资产阶级”、“无厘头”这五个关键词展开，为考察文学发展流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张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探讨了这种影响甚广的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的新问题、严峻考验及挑战。

赵园《想象与叙述》由现代文学上推深入明清文学，着重研究“历史生活图景”中的人的存在，特别是明清之际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富于创见及新意。

高楠、王纯菲《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和思考文学在世纪交替前后的格局、困境、生发与可能，是一次及时梳理传统、直面当下和未来的文学研讨。

谭旭东《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聚焦电子媒介对人们生存和思维方式包括文学创作的撞击和裂变，探讨了儿童文学在儿童生活空间中的位置以及积极应对新媒介时代、嬗变和重建的可能。

做好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代前言)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获奖作品篇目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终评委员会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初评委员会

获奖者南帆

南帆小传

《五种形象》

获奖感言

获奖者张炯

张炯小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

获奖感言

获奖者赵园

赵园小传

《想像与叙述》

获奖感言

获奖者高楠、王纯菲

高楠小传、王纯菲小传

《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

获奖感言

获奖者谭旭东

谭旭东小传

《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

获奖感言

附录：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终评备选篇目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获奖作品名单

“雅俗共赏”是许多批评家津津乐道的理想，又是另一些批评家不愿意相信的幻想。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共同承认存在“雅”与“俗”两个美学体系。前者活跃在职业文人、知识分子、学院、博物馆、画廊和音乐厅之间，后者的领地是街头、广场、乡村戏台和村夫野老的闲聊场所。无论是诗、词、曲还是话本小说，文学史上的许多例子表明：两个美学体系之间时常发生转换。职业文人或者知识分子时常从通俗文化之中吸取活力，提炼新的表意形式，另一方面，某些通俗文化类型在加工和去芜存菁之后纳入“高雅”的美学体系，甚至成为不朽的经典。《诗经》之中的“国风”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尽管如此，两个美学体系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仍然十分明显，以至于许多批评家常常不得不郑重其事地表明自己的归属。不少人觉得，底层经验的表述肯定诉诸通俗文化，这甚至是他们否弃高雅文化的主要理由。所以，两个美学体系之争不仅涉及文学，而且涉及底层、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他们置身的社会性质。在哪一个层面给予理论描述往往意味了在何种历史图景之中构思文学、底层与知识分子的联系。首先必须提到，现今的许多批评家已经习惯地将两个美学体系的对立纳入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

在多数批评家那里，现代主义通常被视为精英主义的美学标志。现代主义作品晦涩，深奥，富于象征意味，热衷于探索内心的无意识颤动，或者隐喻某种形而上学寓意。现代主义认为，生活是荒诞的，无意义的。一方面，作家对于这个物质日益丰盛的社会充满了惊悚和怀疑；另一方面，底层大众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现代主义古怪、疏离的艺术风格如同决绝的声明——这往往象征了他们背对社会转身而去。某些现代主义作品包含了强烈的激愤或者夸张的亵渎，这是对于资产阶级文化趣味的放肆挑战；另一些现代主义作品专注地从事激进的语言实验，作家试图越过日常语言的地平线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乌托邦。许多时候，现代主义神情倨傲，落落寡合；这可能令人某种程度地联想到浪漫主义的高傲。不同的是，现代主义不可能具有那种狂飙般的呼啸一现代主义的基调是阴郁、无奈和沮丧。总之，现代主义表明了精英阶层对于这个世界的彻底失望，尽管作品之中的许多主人公可能仅仅是普通人。

后现代主义迄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术语，一大批超级理论家正在围绕这个术语争执不休。尽管他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许多细节人言言殊，但是，这个观点大约不存在异议：后现代主义对于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不以为然。伊格尔顿指出：“从文化上说，人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现代主义本身的精英文化的一种反应，它远比现代主义更加愿意接受流行的、商业的、民主的和大众消费的市场。……某些该运动的倡导者把它看做是一种受欢迎的艺术的民主化；其他人则把它斥责为艺术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犬儒主义和商品化的全面投降。”后现代主义坦然认为，没有必要将自己供奉在圣殿之上，故作悲观；他们宁可返回日常生活，与民同乐，从斑驳的世俗景象之中体验快感。显然，雷蒙·威廉斯将文化视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观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精雕细琢不是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后现代主义往往是浮华的，随意的，七拼八凑和玩世不恭的。相对地说，后现代主义作品通俗浅显，按照弗·杰姆逊的著名观点，后现代主义放弃了“深度”而快乐地滑行在生活的表面。后现代主义拒绝所谓的微言大义，拒绝所谓的象征或者神话，后现代主义显示的各种景象如此凡俗简单，甚至没有给批评家提供解读的空间。如果说，精英主义仅仅是一种孤芳自赏，那么，后现代主义更多地转向了民粹主义。

当然，后现代主义周围从来不乏严厉的批评。最为常见的批评是，艺术堕落了。作家或者艺术家竭力向大众献出嬉皮笑脸，或者异想天开地胡编滥造。总之，那些低俗无聊的玩意儿令高雅文化蒙羞。后现代主义的反驳通常是，所谓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分类。这种分类毋宁说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霸权。从反复颁布的经典名单到森严壁垒的学院体制，资本主义文化正在形成愈来愈严密的控制。对于文学或者艺术说来，杰出人物统治论是最为常见的症候。少数人物拥有特殊的天赋，品味高超，见识不凡。他们不仅掌握了作品的解释权，甚至负责指示历史的动态。现代主义显然是杰出人物统治论的重要例证。那一批著名的悲观主义者远离尘嚣，栖身在某一个角落里发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浩叹。的确，现代主义曾经向正统的资本主义文化摆出了不驯的姿态，对于安分守己的懦夫或者利欲熏心的市侩主义不屑一顾。然而，当今的现代主义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再度收买了它们。现代主义的不驯姿态已经增补为经典体系之中的最新项目。于是，这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论：如今，挑战资本主义文化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后现代主义身上。

必须意识到，上述的争辩基本上发生于资本主义文化语境之中——弗·杰姆逊即是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文化不同段落的产物。这意味了一个事实：众多批评家所谈论的通俗文化源于商品生产极为发达的历史环境。很大程度上，这些通俗文化本身也是商品。只有完全无视剧烈的历史运动，人们才会继续将通俗文化想象为回荡在荒郊野岭的民歌，或者流传在村闾陋巷的奇闻逸事。从冗长的电视肥皂剧到家喻户晓的畅销书，从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到风靡世界的动漫，通俗文化的生产者和接受者无不置身于商业网络内部，按照生产与消费的游戏规则行事。这显然是法兰克福学派攻击通俗文化的首要原因。批评家认为，商品生产模式——他们不屑地称之为“文化工业”——只能造就千篇一律的作品，艺术与个性之间再也不存在任何联系。显然，艺术与商业共谋的时候，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文化效劳的时候。商品的流通不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吗？由于这种生产关系的压抑，底层怎么可能有出头之日？

然而，另一些批评家做出了辩解——这里仍然隐含了底层的反抗。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可以剥离。前者依据的是交换价值及其巨额利润，后者的运动终点是意义与快乐。资本主义必须吞噬剩余价值维持自己的机体，但是，大众却在文化经济之中得到了自己的收获。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内部存在种种矛盾——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之间可能产生对立。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复杂的状况：只要利润存在，某些资本家不惮于生产出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产品。因此，大众完全有可能从通俗文化之中解读出反抗的意义，如同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甚至设置了一套自己的解码系统，例如将“国家利益”解读为“资产阶级利益”，或者将警察的“勇猛”解读为“凶残”。换言之，尽管通俗文化的生产不可能摆脱商业机制的操纵，但是，大众拥有自己的消费方式。大众从事的反抗犹如文化领域的“符号游击战”。或许存在某些攻击资本主义的激进措施，或许某些伟大的战斗已经在其他地方打响，然而，并不能因此将大众对于通俗文化的喜悦形容为苟且偷安——这是另一种象征性的反抗。这些批评家反复提到的论点的确具有民粹主义的渊源。没有理由将大众想象为愚蠢的乌合之众，麻木不仁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也许，这个分歧的焦点深刻地涉及底层的评价：—个清醒的、摆脱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蛊惑的大众整体存在吗？

尽管批评家之间的唇枪舌剑仍在持续，尽管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或者葛兰西的思想均构成了著名的理论漩涡，人们必须意识到，上述论辩通常回响在西方的话语场域。在他们那里，革命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历史，并未真正进入批评家的视域。然而，在另一个国度，革命曾经构成了真实的舞台，雅俗之争始终是舞台上的重要一幕。这无疑是理论史的另一条线索。虽然这些情节多半发生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然而记忆之中恍如昨日。P5-9

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文学界具有最高荣誉的奖项之一。搞好鲁迅文学奖评选工作，是推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繁荣的重要举措。作家乃至全社会对鲁迅文学奖历来都非常重视，对今年的评选又特别关注，评奖消息刚发布，便在作家中和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诸位是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编辑家，或是文学组织工作者。很多同志曾多次担任中国作协各种文学大奖的评委，有着丰富的经验。鲁迅文学奖评选的过程和结果，系于诸位。在这里，我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和书记处感谢大家即将付出的艰苦劳动，也拜托诸位以对中国文学负责的精神把评选的各项工作做好，既求一个好的过程，也求一个好的结果。

第一，坚持评奖的正确导向和评选标准

关于指导思想和评选标准，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都已经明确。那几段文字是原则的，而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和评选标准去衡量、评价、遴选作品便是再具体不过的了。诸位是有文学“慧眼”的，有能力在众多的参评作品中把那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评选出来。文学评奖是一种导向，体现着对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具体倡导，体现着对那些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的张扬。我们一定要坚持标准，好中选优，优中选优。如不中意，宁缺毋滥。

第二，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是我们向社会的承诺，也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为了使评奖公开、公平、公正，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每届评委更新二分之一以上，评委在同一奖项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各项评委不交叉，京外评委应占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规定是针对历年来社会及文学界的反映而制定的，至于是否完全合适，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国外一些有影响的文化产品评奖的机制，从它们的规则中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希望这届评选结束后，听到各位专家的建言献策。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文化精品来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最终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李长春同志也多次强调，各级各类评奖机制要进一步改革，改变一些地方和部门评奖过多过滥和文化产品只面向评委而不面向群众的弊端，把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作为评价作品的最终标准。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精神。今年的评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决心要扩大社会参与度。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参评作品和备选作品两次公示，广泛听取社会意见。接受对其中不符合参评条件、有抄袭剽窃之嫌等作品的举报。二是备选作品确定后，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每人一票发表推荐意见，推荐意见供评委参考。三是中国作家网、新浪网、ToM网通过网络和手机举办竞猜活动，了解网民的评价和反映，供评委参考。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要专家意见和群众意见相结合，在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专家行使投票权。我们希望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四大文学奖的评选越来越规范，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贴近读者和广大群众。

第三，遵守评奖纪律

大庆的“四严”是宝贵经验，干任何工作都要有“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鲁迅文学奖评选也不例外。

评奖条例中明确规定“确保评奖的严肃性与公正性。杜绝行贿受贿等违法乱纪行为和人情请托等不正之风。评委会及评奖办公室成员，不得有任何可能影响评选结果的不正当行为。一旦发现此种行为，有关评委或工作人员的资格将被取消，有关参评作品的资格也将取消”；还规定“实行回避制度。有作品参评的，或参评作品的责任编辑、参评作者的亲属、参评作品推荐单位的负责人等一切有可能影响评奖公正的人员，均不得担任初评委和终评委，实行回避制度。若发现有隐瞒者，取消评委资格，并不得再参与今后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这些规定表达得很清楚，也很坚决。这不是新要求，过去的评奖条例就是这样规定的。我们要一如既往地遵守这些评奖纪律。

第四，加强纪律监督

过去的几次评奖都有纪律监督人员参与。这次评奖设了纪律监督组，对评奖全过程进行监督。

评奖的纪律监督组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杨承志任组长，监督组的成员除了中国作协机关负责纪检的同志，还聘请六个省作协的同志参加。每个评选组有一个监督员全程参与，全程监督。

监督组的职能是：监督评奖是否符合评奖条例的规定，是否有贿选行为，是否有未经允许泄露不该泄露的评奖信息的情况，受理举报、投诉，对违反纪律的人和事提出处理意见。

这次评奖增加了网络文学、旧体诗词、小小说等，这给各位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我们相信各位评委有能力、有智慧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工作搞好，向社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本文系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