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之称，他是明确把中国新文化运动比附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人，并参照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变革的成功经验用以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而在人的觉醒，文化的复兴与创造等方面体现了文艺复兴之精神。本书为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博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的一部力著，作者以五四运动前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俯瞰1917－1937年20年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总体态势；通过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杰出代表人物胡适的理论及思想活动的分析，论证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本书为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博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的一部力著。作者以五四运动前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俯瞰1917－1937年20年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总体态势；通过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杰出代表人物胡适的理论及思想活动的分析，论证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本书通过胡适的人格悲剧揭示出这样一个真谛：中国的启蒙者和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人格及情感上同封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他们的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序言

第一部分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

 第一章 早年生活(1891～1910)

 第二章 在美国的经历(1910～1917)

第二部分 中国的文艺复兴

 第三章 文学革命

 第四章 新的人民与新的社会

 第五章 中国与西方

第三部分 自由主义

 第六章 北京(1917～1926)

 第七章 上海(1927～1930)

 第八章 再返北平(1931～1937)

第四部分 尾声与评价

 第九章 晚年

 第十章 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革命

附录

 附录A 胡适生活中的妇女

 附录B 出席第八届世界学生联合会大会的中国代表团，1913(略)

 附录C 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批判

19世纪9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由两个世界组成的城市。一边是那座古老的中国城，照旧是用城墙和城门围圈起来的，在狭窄与弯曲蜿蜒的拥挤弄堂之中，是孔庙和该地县官与道台的衙门，这两样东西正是儒家正统和皇朝权威的象征。另一边是在这座旧城城外的东部和南部流淌着的黄浦江，沿江连绵分布的是标志着上海商业显赫地位的各个码头和栈房，以及数量日渐增多的工厂企业。在中国城的北部和西部是法国租界与公共租界区，保护着半个多世纪以前来到这里并大大改变了上海特点和中国命运的那些外国人的家庭和企业。

1891年12月17日，胡适在介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位于中国城东城门外的一所宅院中出生了。但他自己却总是说这两个世界都不是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中国，但却是一个这样的中国，其城墙正在不断坍塌，狭窄的街衢正让位给宽阔的马路，一支散乱的军队驻扎在孔庙中，而对达官贵人在衙门庭院中的悠然漫步只成为一种记忆。他的世界也是西方世界，但却不是那个划界围圈并小心隔离开、的上海外国人居留地的西方世界，而是那个位于大洋彼岸、视不可及的西方世界，黄浦江那浑浊的江水就是流入这个大洋的。

胡适是胡传(字铁花，1841～1895)最小的儿子。胡传是清朝的一个小官吏，当他的儿子出生时，他正任淞沪厘卡稽查员，即上海地区交通运输税的收税员。胡家祖籍是临近浙江省界的安徽东南山区徽州府绩溪县上庄村。徽州出了不少著名的商人，这是由于那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极为贫瘠，养活不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贫穷使他们挣得了这个商人的名声。许多徽州家庭都是靠其父辈、兄长、儿辈寄回家来的钱财为生的，这些人在其他地区做生意，经营那些本地区的出名产品——墨、墨汁以及久负盛名的茶叶。上庄胡氏家族几辈人都是做茶叶买卖的。

徽州尽管很穷，却不乏它的优秀子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世纪的学者和哲学家戴震(1724～1777)。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最伟大的汉，学考释家，是意在把已被宋、明时代的思想家弄模糊了的周、汉经文原意挖掘出来的儒学改革运动的拥护者。虽然戴震是徽州以南不远的休宁人，但18世纪40年代他是在徽州求学的，而且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影响仍会让人们感觉到。在他的门徒中有“绩溪三胡”，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都是对汉学有杰出贡献的人。在后来的岁月中，当胡适本人成了绩溪最大的名人之后，他的名字有时就与三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但实际上他自己的宗族却是从别的世系中繁衍下来的——据说胡氏宗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唐朝的皇室——而且他在理智上的继承性不是由汉学，而是由他父亲对宋代哲学家的喜爱所塑造而成的。

胡传是在痛苦的时代中长大成人的。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得到的只是在乡村冒险经商的行旅中所能得到的那种教育。有时他还要远到与上海隔河相对的川沙县去经商，在川沙胡家有一爿茶庄。19世纪60年代早期，当胡传20多岁的时候，一群群当地的土匪加入到起义的太平军中，不断地骚扰绩溪县周围的地区。有好几年，胡传和他的家庭一直是处于没完没了的危难之中。1864年他的第一个妻子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名誉”而死去的。在一次太平军突然袭击劫掠胡家在绩溪县南山中的避难地时，胡传本人几乎也未能幸免。

直到太平天国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的1865年，胡传才能亲自参加府试。在这次考试中，尽管他以前的教育是杂乱、盲目的，但他还是成功了，从此有了从官府领取学者津贴的资格。尽管他做了多次努力，却终未能通过可能会为他的仕途生涯打开进身之阶的省级考试。在后来的15年中，他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绩溪附近的各种各样的重建工作上了，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这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重建祠堂的工作是在他监督下进行的，这是一项用去他十多年时间的工作。此外，他还是主管重建县学的地方乡绅领导人中的一员。1866年，他再次娶妻。在他第二个妻子于1879年死去之前，她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19世纪60年代后期，虽然他的公众事务和家庭事务很多，胡传还是挤出一段短暂的时间在上海的龙门书院学习，这是1364年由丁日昌建立的一所学校，是政府鉴于太平天国起义的灾难后果而试图恢复孔学制度的一部分。正是在这里，胡传接触到了他后来传授给他小儿子的宋学传统。也是在这里，他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又导致他在1881年，当家庭责任稍有减轻时，自愿到了东北的边疆省份。在满洲，他引起了吴大潋(1835—1902)的注意，吴是负责吉林防务机构的清朝官员，胡传给他带去一封介绍信。通过吴的举荐，胡传终于开始了低级文官职务的生涯。

从1882年他第一次得到正式任命，到他1895年去世，胡传在各种各样的岗位上为清帝国尽守职责。他有时搞垦荒、赈济，有时从事户口调查、绘制地图和国际边界的勘测。他作过学监，作过军营和军事防御工事的巡查，也作过监务局的职员。他在民事和军事部门都做过事，他在吉林、江苏，最后是台湾的地方和省级行政管理部门尽过责。他的传记人写道，无论他在哪里任职，那里的人们都会聚集在他的身旁，而且他所树立的慷慨大方的榜样甚至使那些“互相竞夺”的富人“也会慷慨解囊的”。当他过路时，拦路强盗也会滚鞍下马给他磕头叩首；甚至只要他在一个地方一出现，就能赶跑那里的土匪和强盗。尽管上述情况未必真实，但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胡传是个具有过人精力和足智多谋的人。

1880年(原文如此，据胡适《我的信仰》，其母结婚时为1889年——译者)，在他监督河南郑州地区堤堰修补工作的短暂告假期间，他第三次结婚了。他的新娘(中国人称为“填房”)娘家姓冯，本人叫冯顺弟，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姑娘，比她的丈夫小32岁。他的这位伴侣，强健得足以比他活得长久。尽管他们的年龄和经历的差异很大，但他们那真诚的感情和敬爱显然使他们的短暂婚姻获得了幸福。胡适便是这次结合的惟一的孩子。生他的时候，他的母亲18岁，父亲50岁。

1892年初，胡传应邵友濂之请从上海调到台湾，邵是这个新建省的总督。一年以后，胡的妻子和儿子与他在台湾相聚。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胡适的母亲带着他返回到绩溪祖籍故里之前，他们一家在台湾是一直团聚在一起的。此后，胡传继续留在台湾岛东岸的台东。他在那里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和当地驻军指挥官，直到1895年6月底，即把台湾让给日本人统辖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的两个月。由于他患有严重的脚气病，他又到了西岸的安平。在安平，他的离台事宜又一再被刘永福所耽搁，刘是一个自己统领一支庞大私家军队的有钱的中国军人，他宣布自任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总统，希望以此抢先于日本人一步。尽管胡的病情严重，已呈现出瘫痪的迹象，刘仍然企图在这项谋划中征得他的支持。直到8月中旬，胡才获准乘船到厦门。在厦门，他已虚弱得不能再赶路了。1895年8月22日，他溘然长逝，终年54岁。

讲述到父亲的死，胡适把他称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介牺牲者”。然而，这似乎是一个颇不恰当的评价。更为恰当的是，胡传应当是作为一名在其精力和完善性上都表现出儒家官僚理想的中国绅士。在为清王朝的服务中，他总是奔赴到清帝国的最前线，从北方的满洲到南方的海南岛，最终又到了台湾。稍稍浏览一下我们对胡传生平和思想的叙述就会看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说明，他的见识比儒家世界的眼界更广，或者他预见到了以后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他的最为适当的墓志铭是他那年轻的遗孀在日常程序式的训诫中对胡适所说的那句话，胡适的父亲是“我一生只知有此一个完全的人”。这个评价在情感上要远比其子给予他的评价传统得多。

胡传逝世后，胡适那23岁的母亲就成了名义上的一家之主，除了她的儿子外，这个家庭当时还有她丈夫第二次婚姻中所生的几个孩子。长子洪骏比他的继母长两岁，带着一个妻子和自己的儿子。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浪荡哥儿，一个其索要总是超出他在这个家庭日渐衰竭的资财中的应得份额的大烟鬼和赌棍。因而，自然就要靠次子洪骓(1878年出生的那对双胞胎中的哥哥)来接管经营胡家赖以为生的设在上海和汉口的小买卖。这样胡适的母亲为了自己和她的孩子的生活，不得不完全仰仗她的继子。除了某种人格的力量以外，她对于这种困难的局面几乎无能为力。正如胡适后来回忆的那样，这种人格综合了所有中国妇女的美德：谦恭、诚实、容忍，以及对由于胡传的死她已不能与之有协调关系的那些子女的强烈责任感。胡适在绩溪的童年不是在贫困中，而是在长期紧张的家庭关系和经济焦虑的气氛中度过的。很久以后，他还回忆到那些年中的这样一种场景：即每年新年前夕的一场危机，根据古老的和不能破坏的规矩，每到这时，所有的欠债都必须还清。

每年除夕我家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只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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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适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