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四十载》以作者（贾云江）多年所写日记为基础，用“年记”方式编写。客观记录一个人及家庭的历史变迁。记载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是正在被人们迅速忘记的刚刚过去不久的真人真事。一年一年怎么走过来的，都遇到些什么事。好事自不必说了，办过哪些蠢事、错事、糊涂事，可能早就不记得了，但日记里面有记载。像我这样一个沐浴着党的春光，成长还算比较顺利的人，也处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历经无数坎坷和磨难，最终过上幸福的生活。

贾云江编著的《似水流年四十载》是一本励志的小册子，以编年体方式真实记录作者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感情变化。我们四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在红旗下长大，但也经受了不少风雨和摔打锤炼。《似水流年四十载》以多年日记为素材，提供许多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实时实地实录，既有平淡琐碎的生活细节描述，也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思考，还有政治风暴来袭时的困惑与迷茫。随着时代波涛跌宕起伏，显示不同政治生态下人的思想心路变化。作者从自己少年、青年、成年时期的不同视角和认知能力出发，观察和印证了大变革漩涡中自己精神世界及日常生活的变化，进而反映历史嬗变中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

匍匐在羽翼下无忧无虑的日子

1943年出生

战祸加天灾，“俺孩儿不该这个时候来到世上”。／3

1944～1948年儿时(五岁以前)

直到三岁我才会叫“娘”，可两岁就有文章见诸报端。／11

1949年六岁

娘带着我和弟弟坐着驴拉板车不知走了多久，才走出大山。／13

1950年七岁

因说话“土”，许多规矩和礼数也不懂，一开口就招人笑。／17

1951年八岁

一场恶作剧在老师的引导下变成了有意义的课外活动。／20

并不情愿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

1952年九岁

因为学习苏联经验，我转学时被降了一级。／25

1953年十岁

冬季寒冷而漫长，课间打雪仗常常玩得满头大汗。／30

1954年十一岁

铁路图书馆成了我们假期的精神乐园。／34

1955年十二岁

学习写周记，养成记录活动的习惯。／38

1956年十三岁

担任儿童铁路小员工，受到国际友人的称赞。／42

1957年十四岁

跟老师学习一笔画出中国地图轮廓的“绝活”。／48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舍我其谁

1958年十五岁。

宁可十天不睡觉也要炼出铁来。／55

1959年十六岁

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喜讯让人亢奋，一向积极的妈妈却在“共产”问题上落伍了。／60

1960年十七岁

我成为“教育大跃进”和拔苗助长试验的牺牲品。／66

1961年十八岁

科技校苦撑到8月末被迫下马，我回高中成了插班生。／73

1962年十九岁

实施俄语“追赶”、“缩距”战略，连晚上睡觉说梦话都在背单词。／80

1963年二十岁

俄语高考我只得了二十几分，最后被录取到黑龙江商学院。／85

1964年二十一岁

我的初恋不是浪漫的，而是压抑的、“地下式”的。／94

1965年二十二岁

下乡参加“四清”，经受锻炼和考验，光荣入党。／103

狂热与厄运降临，体味人间冷暖

1966年二十三岁

组织长征队从北京徒步南下，目标是韶山。／113

1967年二十四岁

我成了班里“最大走资派”，党票被烧，私人日记和信件被肆意摘抄印成小册子并组织批判。／128

1968年二十五岁

父亲关进“牛棚”，只给生活费，家也被逐出哈尔滨。／145

1969年二十六岁

我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解放军按政策办事，同意我按期转正。／1 57

1970年二十七岁

庚戌年春节是我家“文革”以来的头一次团圆，五口人挤在四五平方米的小屋子里。／167

边疆草根岁月给我温暖和营养

1971年二十八岁

踏上火车已是除夕夜，饺子是在餐车上与乘务员们一起吃的。／177

1972年二十九岁

收到父亲“文革”以来的第一封信。信很短，只说家已搬回哈市，一切尚好，勿念。／186

1973年三十岁

我和小周刚开始恋爱，就传来大学招生消息，她毅然“弃沪报哈”，如此深明大义和通情达理令人感动。／200

1974年三十一岁

玲珍赴哈读书，约定半月一信，把“别恨三年”当做“鸿雁传书”式的恋爱。／207

1975年三十二岁

蹲点一年，深为理论和实践以及政策上的矛盾所困惑。／214

1976年三十三岁

特殊时期的“革命化婚礼”，第一项：为毛主席逝世默哀。／224

1977年三十四岁

上苍这么快就给了我们一个女儿，我俩喜出望外又手足无措。／234

1978年三十五岁

告别北大荒，走上大学讲坛。／245

1979年三十六岁

我在紧张和兴奋中上了第一堂课，玲珍又给我生了一个儿子。／255

1980年三十七岁

父亲因“文革”，之祸而得“福”：“老反革命”变成“老红军”。／262

1981年三十八岁

萨蒙教授上课，在市场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269

1982年三十九岁

拥挤热闹的走廊：“筒子间”里的苦与乐。／273

1983年 四十岁

系里组成新班子，提拔我任党总支副书记。／281

1984年四十一岁

我被抽调到院党办，参与领导班子整风工作。／286

1985年四十二岁

哈尔滨实施新政，我有幸被选中，荣任社科所副所长、党组书记。责任大，担子重。／295

1943年出生

战祸加天灾，“俺孩儿不该这个时候来到世上＂。

1943年8月25日，我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原名辽县）桐峪村一个农民家庭。

按理说，一个孩子呱呱坠地，特别是家里添了一个男丁，应当是件高兴的事。然而我父母却在犯愁怎么处理我这个“小东西”。他们认为当时战祸加天灾，活人难保，哪能再添一个孩子。母亲一再叹息：“俺孩儿不该这个时候来到世上。”

1942年，日本鬼子进犯黄崖洞兵工厂，偷袭了桐峪、麻田八路军总部。村里青壮年大多参加了八路，或是作为民兵上山打游击，我母亲怀抱三岁多的我姐姐，我奶奶拉扯着我哥哥，两个小脚女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跟随逃难的人群，跑了一整夜山路才大概到了黎城县一带深山。原以为已经远离战区，不料却误入了鬼子的包围圈。正遇上鬼子搜山，老弱妇孺二十多人慌不择路地躲进一个山洞，但还是被发现了。母亲说，那一天正是九月二十五，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狼吃日本的”（指日本鬼子）找不到八路而气急败坏，先是对着毫无反抗能力的老百姓一阵机枪扫射，接着又扔下几颗手榴弹，然后扬长而去。我奶奶等八九人当场死亡，其余多数人都挂了彩。其中，我的至亲有五人当场死亡，他们是：奶奶皇甫美金、二爷爷贾春德、二奶奶即贾春德媳妇、堂兄之母赵氏、大爷的亲闺女即我叔伯姐姐玉香（当时年仅12岁）。凶残的日本鬼子夺走了我的骨肉至亲，在祭奠先人、告慰亡灵的同时，这也让我永志不忘国恨家仇。

据母亲回忆，奶奶在中弹瞬间，本能地扑向她的大孙子，也就是我的哥哥玉江。被压在奶奶身子下的哥哥玉江左肩膀也被子弹击中，血流不止。待众人把哥哥抱到八路军总医院，人已昏死过去。因为弹片正打在左胳膊和肩膀之间，伤势特别严重，依当时的医疗条件，只有截肢才可能保全性命。哥哥后来说，就要手术那天，医院一位姓向的院长查看伤员时得知了情况，认为孩子这样小很可怜，就找到一位日本医官商量。那位日本医官说，孩子年纪小，如果护理得好，完全有可能挽救这支胳膊。母亲和哥哥听说由日本人做手术，说什么也不同意。向院长解释说：“日本医官是我们这里医术最高明的，由他手术你们就放心吧。”那时也没有麻药和消毒用品，只能把身子和左胳膊捆在长凳上，嘴里塞个毛巾，然后稍微把伤口清洗一下，就活生生地把弹片和碎骨头一点一点挑出来，疼得让人昏死过去，最后再把伤口包扎好。

当时八路军总医院设在东隘口村，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在西隘口村，中间只隔一条小河。为了就近治疗，哥哥住到了东隘口村的姑姑家。很快跟医院混熟了，求医问诊比较方便，那时的医院，不管是官兵还是老百姓，大夫只要能腾出手就尽量给处置。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钱忠信、向院长以及那位日本医官，都多次给换过药。包扎伤口用的绷带由表姐彩凤每天到河边清洗，反复使用。按要求应该加强营养和定期换药，但当时正闹饥荒，加上敌人封锁根据地，缺医少药，伤口只能主要靠盐水消毒，如能弄到点白酒便是很奢侈的事。结果伤口经常化脓，后来竟长了蛆，烂肉一股恶臭，森森白骨都能看见，直到第二年生下我的时候，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多年后哥哥回忆起这段经历还跟我说过：“现在治这样的枪伤根本算不得什么，可那时环境太艰苦了，像我这样能保住胳膊存活下来的并不太多。”我姐姐当时只有三岁，由母亲抱在怀里，在鬼子的疯狂扫射下也未能幸免，一只手指被弹皮擦伤。一家人就这样死的死，伤的伤；村上也是遍地起新坟，处处立纸帆。战乱中哪还顾得上一个新牛儿的出生。

再加上华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见山西左权《桐峪村志》大事记第23页）。老百姓剥树皮，吃树叶、野菜、草根，每顿饭能掺一把玉米面的就是好人家了。母亲说，当时太行边区经济上也处于严重困难时期，驻扎在村上的八路军129师的官兵也是以树叶、野菜为主，加一点玉米面。当时家里被鬼子反复劫掠，早已家徒四壁，只剩一铺土炕，上面连张席子也没有。眼看要分娩了，母亲自己找来一些麦秸、玉米秸铺在炕上。

父亲听说又要生孩子，急忙从区里赶回来。孩子生产倒挺顺利，但生下来怎么办呢？当时正是边区抗战最为严峻的危急时刻，又遇到灾年，经济上这么困难，恐怕留下也养不活。送人又送不出去，这年头谁家都怕添人进口。父亲说：“俺不是封建脑袋，也不能怨俺狠心，只能怨这孩儿来的不是时候。听说有的人家把不愿要的孩子按在尿桶里溺死……”

可我母亲舍不得：第一，我是一个男孩；第二，三年前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那是1940年鬼子“年关大扫荡”，老百姓逃命进入李家山，那一带山高林密。母亲本已身怀六甲，加上一双小脚，逃命自然落在最后。跑着跑着，半路上突然肚子剧痛，只觉得裤裆里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落地。母亲自知这是孩子早产了，天黑又找不到人帮忙，一头钻进树丛。当时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自己一手用牙咬断脐带，掏出孩子嘴里的黏液；一手轰赶汪汪直叫的野狗，害怕引来凶恶的鬼子。慌乱中用几块石块把孩子简单地垒在里面，只听得后面枪声已近，提起裤子就跑进山里躲了起来。当时活人性命难保，根本顾不上呱呱坠地的婴儿。后来，母亲每每提及这件事就十分伤心。她说当时又慌又怕，孩子是男是女都没顾上看；还说这孩子实在太可怜，连口奶都没有吃上就活活地饿死了。所以，妈妈觉得如今这个孩子说什么也要留下来。现在吃粮困难，宁可大人少吃几口也要喂养孩子。至于孩子能不能活下来，那就看他的造化了。父亲没办法，只好脱下自己那件公家配发的内衣把我裹住。P3－5

人生苦短，岁月如梭，人们无奈于光阴瞬逝，千方百计想抓住点东西。重读自己五十余年间形成的日记，发现在平淡的生活碎片里，多少还是有些有意义的瞬间。许多逝去的人与事，或许早被人们忘记了，模糊了，但依然存在于日记的文字里。日记作为一种亲身经历的现场实录，多是耳闻目睹、原汁原味的东西，它是在不经意间记述普罗大众、个人琐事家事过程中形成的浩繁文字，从中淘得一些值得纪念或记忆的东西，相对来说，比事后回忆或其他记载的可信度要高，因而更显弥足珍贵。

现在人们意识到并常常惋惜许多被拆迁的荡然无存的历史遗迹，却很少关注同样也在飞速消失的民众生活、内心体验、个人在不同政治生态下的思想心路变化。本书以多年日记为基础，逐年记述个人成长变化。一年一年是怎么走过来的，遇到些什么事，好事不多说了，办过哪些蠢事、错事、荒唐事，可能早就不记得了，但在日记文字里面可以找到。况且与我这一辈子相生相伴的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这也使我不可避免地经历跌宕起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既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历经了坎坷磨难，而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十分宝贵的。

当然，我的日记囿于个人视野范围、思想认识上的片面、局限，不同成长阶段的文化积淀和阅历不同，对人生世态、生活看法本身存有不同偏好和追求，其中少不了肤浅和缺憾。好在依据日记所记录的生活，尽可能地保存了当初那种鲜活的样子，具有时代印记，文字虽然粗糙些，一般也不便改动，其他问题就不苛求了。

回想我写日记原本是朦朦胧胧、无意识的，如同孩子涂鸦，甚至只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最初从写“周记”开始，后来写“活动日记”，一步步演变成写日记，并渐成习惯。未想一下就是半个多世纪，而且时间越长越舍不得放下，即便在“文革”那样的极端形势下也不肯停笔。  闹“文革”时我还是个在读的大三学生。运动初起，我也曾盲目地造这个人的反，给那个人贴大字报，自以为很革命。后很快就因所谓站错队，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家被抄，日记作为“反动罪证”，被肆意摘抄，无限上纲，甚至不惜工本油印成册到处散发，组织批判，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何方神圣会享受如此“待遇”。日记本来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东西，被折腾出来煞有介事地批判，甚至准备像批刘那样搞成系列。这是我的日记第一次“面世”，为的是“口诛笔伐”。如今写“年记”，借用了日记的大量材料，勾勒出随着岁月流逝和生活经历，个人的思想脉络，剖析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

本书之所以以“年记”方式编排，是受到日记大师、出版界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皇甫束玉老先生的启发和指教。皇甫老先生还在他95岁高龄时挥毫为本书题写书名，令晚辈感激涕零。我曾长期任职的哈尔滨社会科学院鲍海春院长对本书酝酿、写作特别关注，给予许多指导和帮助。

我今年也已70岁，生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有幸目睹并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如今又看到了13亿中国人为实现民族振兴所开启的逐梦征程。我想通过自己几十年的实地实时记述，以一个人在少年、青年、成年时期的不同视角和认知能力，观察和印证大变革漩涡中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反映历史脉动中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并在叙事之余给学界提供可资研究的个案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