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许倬云金耀基、陈之藩、罗孚、倪匡、周有光、黄苗子、郁风、杨宪益、沙博理、吴冠中、黄永玉、丁聪、沈昌文、何兆武、高莽、汤一介、乐黛云、陈乐民、资中筠”等人的访问文集。

本书重寻中国知识人的传奇人生、晚年心境、思想境界、处世之道以及他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思考。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作者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本书的三十位访谈对象，平时居于各地，许倬云在美国，金耀基、陈之藩、罗孚、倪匡在香港，李育中在广州，周有光、黄苗子、郁风、杨宪益、沙博理、吴冠中、黄永玉、丁聪、沈昌文、何兆武、高莽、汤一介、乐黛云、陈乐民、资中筠等在北京，贾植芳、钱谷融、徐中玉、何满了、方平、草婴、鲲两等在上海，辛丰年在南通，流沙河存成都。他们多经历了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既受传统文化熏染，又受欧风美雨影响，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

今日世界又快又热，而文化大家渐行渐远，访问历史尤显意义深远。重寻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他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思考，也是重温中国知识人那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学

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

罗孚：我行我素我罗孚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

李育中：泛舟书海纵横论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

杨宪益：是真名士自风流

沙博理：不辞长做中国人

吴冠中：东西艺术高处相逢

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

丁聪：笔底才情敌万夫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

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

高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

汤一介 乐黛云：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

贾植芳：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

钱谷融：漫谈中教出高徒

徐中玉：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

何满子：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

方平：搞翻译要像袭人一样一心一意

草婴：一个人的翻译一个人的遭遇

鲲西：一去不回唯少年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流沙河：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化圈

后记

初秋，在香港采访金耀基先生，我问：“同辈的学者谁最值得关注？”“余英时、许倬云。”

深秋，在南京采访许倬云先生，我问了相同的问题，先生说：“余英时、金耀基。”

这一次，许倬云只在南京逗留了几天。此前，他到西安的工地上看考古。如果身体允许，他每年会走一次十四天的考古。此后，他要去台北。他是“中央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主持学术研究。他笑道：“等于是长老。”近来每隔一段时间到南京，是应老朋友余纪忠生前之托，帮助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是中央大学校友，创办“华英基金会”，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倬云任董事。余纪忠去世后，许倬云依然不负老朋友嘱托。

这位为学术而奔波的长者手脚并不健全，行走时需靠拐杖。我颇感兴趣：“身体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他答：“当然有关系了。譬如我打键盘不能像一般人一样什么词都打，我的字写得很糟糕，也写得很慢。我不能随便想到图书馆就去，要累积一定的问题，被人推到图书馆去。但也有好处，杂务很少，只坐在房间里做事情。”

许倬云的兴趣广泛，读书博杂，他称为“乱撒网”：“我这种撒网去读书的办法实在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不过我到现在写出来的文章还是乱七八糟、无法归类。但是，如果今天要我重新走一次这样的路程，我盼望还有机会能再扩大到其他的学科之中。”我问：“在您的研究里，哪个学科是学术支撑的重点？”他说：“史学。我是跑野马跑惯了。我是李欧梵讲的‘狐狸型’的学者，他比我还狐狸。张光直是刺猬。”又对我说：“你们作的新闻是短历史，我们学的历史是长新闻。”

听许倬云谈学问，是一种享受，他会把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听他品评人物也有快意，闲谈中，我几乎问遍了视野所及的学人。对同年的余英时，他说：“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了不起的学者，会抓题目，文章做得细致，写得滴水不漏。比如他写《朱熹的历史世界》，写思想史的人从来不写的，他考证朱子的交游来往，写得那么细密严谨，这我赶不上他。”又说比他们都年长的黄仁宇经历很特别：“他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是余英时的学生。”

许倬云的太太是他在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我们不像一般谈恋爱，是心灵上的来往。”他笑道，“生活上她照顾我，没有她我不能过日子。”他们的儿子现在英国。夫妇俩喜欢昂曲，在南京 常常携手到朝天官看昆曲1930年，许倬云生于厦门鼓浪屿，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孪生弟弟许翼云则身体健全。许倬云在抗战中无法上学，靠自学和家人教导，1945年进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中前，根本没有英语、数学的基础。读到高三上学期时，许倬云离开故乡无锡。后随家人到台湾。

李怀宇：你在高中以前都没有接受正式的教育？

许倬云：没有，因为抗战逃来逃去。

李怀字我非常感兴趣在进学校之前你读书的情况。

许倬云：我家里是一个高教育的家庭。任何人都可以帮我忙，兄姐假期回家就会点拨我。我父亲的学问很好，他兴致来时可以解释古文的笔法，写文章的起承转合。无线电的战报，他会解释给我听，欧洲战争也讲给我听。

李怀宇：你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

许倬云：我父亲在武昌起义时是一个小炮艇的副艇长，艇长是一个清朝军官，他们就筹集了一笔钱，送给艇长作路费，请他回家。我父亲带头，好几只炮艇成为中华民国海军第一支部队。

李怀字你的兄弟姐妹总共有八个？

许倬云：是的。我孪生兄弟学化工。我们在沙市，他就上小学，流亡学校是放在庙里。我出生两三年，我父亲就调到湖北沙市。沙市受日本人的攻击，我们就后退一点，日本退了，我们就进一点。  李怀宇：抗战改变了中国百年的历史。

许倬云：对。我认为抗战是中国重要的转变。一方面是中国苦得要死，很多的改变到了无可避免的局面。要不是抗战，国民党不一定会输。假如没有抗战，全国民心不会那么凝聚。即使是195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工作，假如没有那么强烈的凝聚的民族主义，也不容易做到。

李怀宇：有学者认为，从北伐胜利到1957年抗战，中国有良好发展的势头。

许倬云：好是很好，那十年是“黄金十年”。但是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的长久意义。国民党在各省都建立大学教育，而且现代的大学在主要的城市建立起来。一些民间工业都在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的策划之下普遍地建立，研究单位成立，也做了一些事情。那时候的缺陷就是比较偏枯，而且整体刚开始，规模、人数都很小，大学规模比现在小很多。偏枯的情形跟今天的偏枯有类似。沿海跟内陆距离很大，农村跟城市距离很大。再一个，那时候许多军阀并没有结束他们的权力。蒋介石要到抗战以后，才真正可以说军阀无可作为了；之前蒋介石号令所及，大概只有长江流域沿海地区。

李怀宇：抗战胜利时你才回到无锡老家，读的是辅仁中学？

许倬云：对。旁边是东林书院。无锡今天不如以前，衰败下去了。当年出了很多学术界人物。吴稚晖很有名，钱锺书是到了后来才出名。

李怀宇：你跟钱穆先生有没有渊源？

许倬云：他搬到台湾去，我常跟他来往。凡是回台湾，我一定会去跟他谈话，语言相通。他第一次到美国去，他的讲演是我翻译的，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讲国语有很重的口音，他老家在苏州和无锡交界的地方，一般人真听不懂。

李怀宇：在无锡辅仁中学怎么把课补上来呢？

许倬云：辅仁中学是了不起的，我进去以后，学校就派我到小班，我最差，让我跟最好的学生在一起，他们帮我忙，哪个学校有这种考虑？我们这个小班是没有下课的，人家回家，我们留到六七点，彼此教数学、英文、国文、化学、物理，我们走的速度比班上一般的课快。要不是这个班把我拉上来，我上来不那么容易。

李怀字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之前有没有英文、数学的基础？

许倬云：几乎是没有。辅仁的英文老师、数学老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李怀宇：后来你考台湾大学时数学考了满分？

许倬云： 一百分。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

李怀宇：在辅仁中学有没有读完高中？

许倬云：没有，读到高三上，然后到台湾读了高三下。

李怀宇：什么时候从上海到台湾？

许倬云：先到上海，1948年年底从上海到台湾。我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律师，奉调到台湾，二姐和二姐夫就带了我和小弟弟到台湾去了。以流亡学生的身份，编到台南二中，在那读了一个学期。

李怀宇：你的父母呢？

许倬云：父母当时还在上海没走，到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才去台湾。P3-6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

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

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

回忆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

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这些文章从2005年8月开始采写，随后在《南方都市报》副刊“大家访谈”栏目近乎每周刊登一篇。庆幸有这个大气的平台，方能自由驰骋，在此感谢同仁们的鼓励和交流。

我心中充满幸福感，所受之教无以言表，感谢所有接受我访问的前辈。篇幅所限，本书所选的只是我所访人物的一部分。他日如机缘巧合，再成书公诸同好。

我时时感念师友们的热情引见和时相讨论。感谢广州的袁伟时先生、杨小彦先生、谭庭浩先生、刘小磊兄，北京的李辉先生、陈四益先生、陈履生先生、郑勇先生、詹那达先生、韩雨亭兄、李晓阳兄、萧三郎兄、陈远兄，上海的吴中杰先生、陈子善先生、陆灏先生、严锋先生，香港的潘耀明先生、杨锦麟先生、马家辉先生、梁文道先生，南京的董宁文先生、雷淑容女士、成都的冉云飞先生，南通的严晓星兄。本书的许多思想火花，从愉快的聊天中得来。

感谢郭延冰先生、彭辉先生、林津鹭先生、卢申先生、刘忠先生、王敏小姐、程永强先生的精彩摄影。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诚出版。同时，对阅读本书的朋友，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