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北京（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经历）》是一本详述外国留学生在老北京生活的点滴的书，让我们了解中国人在“文革”中经历的痛苦生活时，体味外国留学生在中国所受的“悲喜交加”的待遇。

同时，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在“文革”末期，依旧政治环境动荡，作者吴芳思通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用细腻、鲜活的笔触，生动记录了中国那一段独特的历史；以真实、具体的人物及事件，再现了特定年代中不同地域的社会情状

《留学北京（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经历）》讲述1975年，作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和十名赴英学习的中国学生的交流项目，吴芳思和另外八名英国学生到北京学习了一年。中国学生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学习英语，以便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

吴芳思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或者在农田里，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在泥水里，学习如何插秧……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每个星期六上午，有两个小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必修课。此外体育课也是必修的，包括练太极剑、推铅球和扔手榴弹。……

但她还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文革”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以及1976年清明悼念周恩来活动等一系列事件……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

第二章 典型的革命生活

第三章 第一本汉语教材

第四章 交通规则

第五章 起士林餐厅

第六章 决心书

第七章 冰冷的床单

第八章 第一次向遗体告别

第九章 两首诗和又一次葬礼

第十章 严寒

第十一章 不是大学而是晴雨表

第十二章 外交事务

第十三章 我的“流毒”

第十四章 反面教材

第十五章 朝鲜英语

第十六章 不会插秧

第十七章 消防队员

第十八章 盛夏和第三次追悼会

第十九章 假期和地震

第二十章 余震

第二十一章 案又翻过来了

1968年至1971年，我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当时的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它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文革”中的暴力事件遍布全国，但仅有的一些证据只是《人民日报》上的野蛮激烈言词，以及中国外交官在伦敦波特兰地街的中国大使馆前手持资本主义球棒威胁警察的情景。在当时，学习中文就好比是学习一门“死”语言，因为似乎没有到中国使用的可能。大概我们能去的最近的地方就是台湾岛了，于是，所有的语言学习就转向台湾人使用的中文——而其中有许多礼貌用语已被大陆的同志们暂时“遗忘”了。

尽管现在都说“文革”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间（如今中国人称之为“十年浩劫”），但追根溯源，还要归结到党内早就存在的意见分歧。从1929年开始，毛泽东在逐步掌握党内领导权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分裂主义分子”长期、痛苦的斗争。在当时的中国官方称之为“十大斗争”，解释为“路线斗争”，或者是正确与错误的政治路线分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身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党内发动了整风运动。由于期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其中一些做法甚是巧妙。比如：1956年，在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周恩来鼓励知识分子提出更好地治理国家的有益建议。不少人便纷纷向自己的上级或国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结果却发现，自己成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批判对象，他们被送到农村去接受多年的群众“再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发出向苏联学习的号召。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对苏联的建设成就是赞不绝口的。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但反对教条地效仿苏联经验。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毛泽东试图摆脱苏联过于注重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使共产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他提出农业要进一步社会化，乡村工业化，建立大型农业组织——人民公社。

农村工业化包括建立“土高炉”，让农民去炼铁。这一工农结合的尝试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展，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在严重烧伤和肢体再造方面也开创了成功治疗的先例。当时，毛泽东曾不无讥讽地说：“斯大林只有一条腿（重工业），而我们却有两条腿（社会化的农业和小型工业）。”

对于农业的集体化，尽管先前已存在以村户为基础的尝试，但人民公社的成立却使国家更好地控制了农业生产。除此之外，农业劳动力还可在农闲之时对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改善，如修路、挖渠、筑堤坝。可是，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政治推力却导致了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各种口号来增加农业产量。这些口号字面上言简意赅，但在实践中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农作物的过分“密植”，结果造成大量禾苗死亡（这是任何园丁都知道的）。“深耕”曾是约瑟夫？斯大林一则得意的农业口号（而他自己并不是农民）。“深耕”意味着农民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辛劳，非常可笑地去挖深沟——这样做是否有利于生产不得而知，但农民们却因此而筋疲力尽。防治虫害是在“除四害”的口号下进行的。所谓“四害”即麻雀、老鼠、蚊子和苍蝇。1958年至1960年间，数以百万计的麻雀因城乡人日夜敲锣打鼓，或者敲击锅盖而无处栖息，活活累死。到了1960年，人们意识到大量麻雀的死亡使得消灭苍蝇和其他虫害成为一项不可企及的任务，因此麻雀从四害名单中被取消了。

农业的政治性变革以及这一时期“大跃进”口号的提出，使各地领导间虚报收成蔚然成风。为了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激动人心的前景，很多地方人为地抬高粮食产量，一大堆密植小麦和水稻的照片被伪造出来，而事实上，农民却在忍饥挨饿。1958年至1961年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至少有三百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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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应吴芳思（Franceswood）博士的邀请，我到英国图书馆从事半年的敦煌遗书编目工作。从那时起，我本人、或携内子、或组织工作团队先后七次赴英从事敦煌遗书的编目，每次都得到吴芳思无微不至的关照。她不仅在工作上为我们大开绿灯，在生活上也处处为我们着想。由于她及英国图书馆其他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于2009年完成了英国图书馆藏汉文敦煌遗书的著录。有关情况，将来会在《寻访敦煌遗书》一书中再作介绍。

作为英国图书馆中国组的负责人，吴芳思每年要接待很多中国学者。据我所知，她对所有来访的中国学者都满腔热情地接待，尽力满足不同人的各种要求，尽力帮助中国学者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主动提供各种方便，以便让来访的中国学者尽量多的得到一些收获。坦率地说，她为中国学者所做的事情，不少已经超出她工作职责的范围。所以，即使在英国图书馆，也有人对她的行为不太理解。因为在有些一板一眼的英国人看来，只要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尽到自己的职责，就已经足够了。但吴芳思却几十年如一日热情为中国学者服务，直到退休。这或者就出于她在本书结尾所说的“我觉得自己依然与中国难以割舍”的感情吧。就我而言，回顾从1991年到2009年将近二十年的英藏敦煌遗书编目，如果没有吴芳思的全力支持，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也不可能完成。因而对她满怀感激之情。

每次赴英，她都会请我们到她家做客。虽然平时在图书馆几乎天天见面，但她忙我也忙，见面或者谈工作，或者只是打个招呼而已。而到她家做客时，则海阔天空，信马由缰地闲聊。1975年9月到1976年8月，吴芳思曾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及北京大学留学，所以闲聊时也会谈起当时的一些趣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2000年，吴芳思将她的留学经历写成《留学北京》，在英国出版。我知道此事后，就萌生将该书翻译为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想法。

吴芳思1975年9月到北京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末期。她经历了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文革”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经历了1976年清明悼念周恩来活动等一系列事件，亲历了康生、周恩来、朱德的吊唁活动，参加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参加了学工、学农等“开门办学”的活动。1976年8月她离开中国前，发生了唐山地震；回国不久，9月9日，毛泽东去世。

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狂热与荒诞交织，暗流与觉醒涌动，孕育着即将发生的转折与巨变。《留学北京》通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用细腻、鲜活的笔触，生动记录了中国那一段独特的历史；以真实、具体的人物及事件，再现了特定年代中不同地域的社会与文化差异。我在阅读该书的中文初译稿时，经常被作者的叙述引领回到当年，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故事；也常常禁不住为其中幽默、风趣的叙述而破颜莞尔。  本书的中译，从创意、策划到付诸实施，历经多年。翻译初稿完成以后，校对、修订、润文，又延迟了一段时间。现在终于定稿付梓，感谢王侃、张丽诸位的辛勤劳动。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此书。还要感谢吴芳思特意为本书提供了当年珍贵的老照片。

2014年4月9日于古运河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