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鲍尔，英国人，1918年生于天津，1936年赴英国求学，在天津的英租界生活了18年。

他本打算读完大学后回到中国当一名教师，但战争与革命却使他过了将近四十年后才得以重返天津。

他的这本回忆录，记述了当年租界社会各方面的细节，尤其是租界中外国人的生活内容，他们的的思所想。本书1985年首次在出版，2005年修订后重版，增加了他四次回天津寻访的内容。

这本回忆录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英国孩子在这一奇异又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度过的童年岁月。与其它对外国租界生活的记述不同，影响布莱恩·鲍尔早期经历的不是父母的价值观，而是中国阿妈“一姐”给予他的关爱与平和的精神。是“一姐”让他贪图了中国人的禀赋，理解了中国人民的古老传奇和迷信思想。布莱恩所描绘的世界，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错综复杂、动荡不定的中国社会的缩影。

前言／刘海岩

中文版序言／布莱恩·鲍尔

序／吴芳思

引言

第一部分 潮水流

I

我家坐落在咪哆士道上

卖白莲花的老头儿

路遇押解犯人

维多利亚花园

海大道上的英国菜市

说书的“傻子”

Ⅱ

母亲在天津的童年

外公达克——八国联军中的一员

父母的婚姻

母亲与外婆的仇怨

去紫竹林教堂做弥撒

母亲在教堂里弹风琴

起士林咖啡馆

皇家军团告别天津

租界中的海盗

Ⅲ

我家的佣人

父亲在海关税务司工作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袁世凯死去

父亲的朋友在我家聚会

Ⅳ

河东的俄国花园

我和哥哥去上英国工部局的小学

转学到法国学校圣路易学堂

我们的西伯利亚同学

学堂里的宗教课

练习做弥撒助祭

军阀的深宅大院

V

圣餐礼之前

第一次忏悔

第一次圣餐礼

大旱之后的蝗灾

跟一姐回老家

父亲在上海病逝

外公的家——马场道上的搭客饭店

外公达克的天津战役

外公的葬礼

Ⅵ

溥仪来到天津

日本花园里的阅兵式

美军上尉的女儿

平安影院：乐队伴奏的无声电影

英国人的阅兵式

Ⅶ

圣诞节联欢

冬去春来：一姐的“自然之法”

吴佩孚攻打天津

与海伦分别

溃败的军阀士乓

春天的沙尘暴

梦境中的运河

Ⅷ

洪水袭击天津

一生一世的山海关

骑着毛驴登长城

与道士的对话

悟道山海关

返津的火车上，一姐在昌黎买苹果

第二部分 潮流在转

Ⅸ

租界的危机

军阀的葬礼

伍海德辞职《京津泰晤士报》

与小河告别

搬家到民园

哥哥帕特被开除

X

转学怡丰道的英国学校

伟大的培根

在地理课上溜号

哥哥传播“比卡”游戏

在军阀家中做客

在民园体育场举办的校际运动会

Ⅺ

在工商学院的教堂做弥撒

北疆博物院

为喇嘛牧师做助祭

德日进来我家喝茶

Ⅻ

天津事变

一如继往的英租界

关外来的难民

苏格兰军团的阅兵式

Ⅻ

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

梦中来到“隐溪”

哥哥离津去爱尔兰

决定我的前程

我的中文名字：薄游师

回英国的前夜

一姐嘱咐载在昌黎头半采

重返天津

我离开以后的天津

梦中见到老花贩

毛泽东时代，我回到天津

梦中再见说书人

麻雀的花园——改革开放后再回天津

我家坐落在咪哆士道上

我正在房间里睡觉，忽然有低沉的钟声传了进来。当我醒来时，钟声已渐渐远去。有一阵儿，一切都寂静无声，接着，从外面的大街上传来一个老人发出的拉得长长的叫喊声。

“白莲花!……”老人的吆喝声时高时低。他在用全部的激情和力量歌唱，他的嗓音因此而粗哑，令我战栗。他好像在祈求帮助，在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发出喊叫，在向我发出喊叫。这声声喊叫是我一生中记住的第一件事。

“白莲花”，白色的莲花!我能想象出放在小贩篮子里的那一簇簇带有暗绿色叶子的小小的白色的花朵。我试着像花贩那样吆喝，“啵一啵，白……”这时，一只手掀开了我的蚊帐。之后我看到的，是一张女人的脸。她的黄发肤上疙疙瘩瘩，布满了皱纹。她原本黑色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灰白，向后梳理成一个发卷盘在脑后。“白莲花!……”一姐——我们的阿妈，用沙哑的声音唱了起来。我笑着，向她张开臂膀。她用力抓住我的手腕使我站立起来。她的手又硬又粗，像她的脸一样。

我还记得另一张脸，那是妈妈的脸。她的皮肤白白的，嘴唇红红的。当她弯下腰亲吻我的时候，她的金棕色的头发就会摩擦到我的脸颊。她的手又白又软，上面戴着的戒指有时会刮到我的皮肤。

妈妈对哥哥帕特和我说英语，而一姐不同，她只会讲汉语。妈妈时常心情不好，每当这时，她就不会到我们的卧室里来，而是站在门口，满眼泪水。生气时，她见谁骂谁：帕特和我、一姐、一姐的儿子阿金和他的妻子“姐姐”，还有我们家的“苦力”宋哥哥。在这之后，她就会长久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

有一次，我尾随着进了屋。我看见妈妈正坐在椭圆形的镜子面前梳理她的长发。她在镜子里的目光盯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一样。我很害怕，急忙溜了出去。自那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进过她的卧室。

我家那座灰砖房坐落在咪哆士道上。这条街向北大约四百码就是河边儿。我们可以听到拖船和驳船的汽笛声，有时，还能听到小轮船发出的更为低沉、咆哮般的汽笛声。

在运河上，只有平底帆船和小船在静静地航行。距我家这幢房子以南半英里的地方，是运河的一座浮桥。离浮桥不远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文字说，这一古老的水道是由著名的忽必烈大帝修复的。

一条窄窄的小河从运河缓缓地流向海河。在距我家房子后门约一百码的地方，小河在一座老石桥下面消失不见了。开始我以为，这条小河流到这儿就到头了，但后来我却发现，这条小河在地下继续流淌着，一直流入海河。这条小河被叫作“隐溪”。就像天津的另外几条小河一样，当外国租界建设时，这些小河被盖上了。

“隐溪”与我家的房子之间，是一片荒地，这里瓦砾成堆，四周漫生着又干又黄的杂草和荨麻。中国的小孩子们在这里玩耍，那些流浪狗在这里跑来跑去。

在我家院前的小花园中央有一棵树，因为它的树枝垂落下来形成一个圆形，于是我们就叫它“雨伞树”。一道五英尺高的灰色砖墙把花园围在里面，墙头上的缺口就像堡垒的胸墙。

在我家前面，咪哆士道对过，有一幢房子跟我家的房子一样，只是它带有一个阳台，在前门上竖着一根旗杆。这里是英军军官餐厅，身穿卡其制服、扎着亮闪闪的皮带、腰间挂剑的军官坐着人力车出出进进，而英国士兵就驻在这条街尽头的兵营中。

一开始，士兵都是戴着穆斯林式头巾的印度锡克教教徒，但到了1923年，北兰开夏皇家军团从英国开来，以保护在天津的英国人。当皇家军团的官兵们在检阅之后行进在咪哆士道上的时候，他们总要在军官餐厅停下来，将英国国旗和军团旗拿到里面妥善保管，然后继续朝兵营行进。

军官餐厅四周也有一堵“胸墙”。帕特曾说如果餐厅受到中国土匪的袭击，军官们就可以透过墙上的缺口朝敌人射击，直到皇家军团的士兵赶来救援。我在想，要是敌人袭击我家的房子怎么办?也许会有法国士兵来救我们——我的外公达克所在的法国军队曾帮助英国人把天津从中国皇帝那里抢了过来，他也因此成为一个英雄。

卖白莲花的老头儿

在我家花园门外的便道上经常坐着一个矮小的中国女人。她又老又瞎，也从不说话，只是托着一个马口铁的盘子对着我们，眼睛直勾勾的。她的身旁是一捆黑色的衣物。妈妈很害怕这个瞎眼的女乞丐。当我们打开院门想出去时，妈妈就会从她卧室的窗户向下喊一姐，“叫她赶紧走开!”不过，一姐也不搭理，就好像什么也没听到。“走吧，”她就会说，“不要害怕!”

在房子的拐角处，我们来到了小贩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雨伞树”的树荫下靠墙坐成一排。离他们不远处，总会有两三个人力车夫蹲在车旁，盼望着军官餐厅里会有人出来坐他们的车。这些小贩们一般会在这儿呆上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就会陆续收拾起他们的货物，挑起竹扁担，朝别的街道走去。

那个卖茶的小贩有两个箱子，上面有很多小抽屉。抽屉里满是各种香味和颜色的茶叶：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你可以挑选喜欢的茶，茶贩就会取出一勺放到碗里，然后用壶里的开水泡好。有几个抽屉里放的是药草和很大的绿叶子。一姐每次头疼，就会买来一片叶子，用一根线把叶子紧紧地绑在头上。

紧挨着茶水小贩坐着的是那个卖花的老头儿。老人很瘦，由于饱经日晒而皮肤黝黑，他赤着双脚，身上的蓝棉衣早已褪了色，褴褛不堪，透过破裤子露出瘦骨嶙峋的膝盖。在他旁边的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篮子，里面的绿叶子上放满了浓郁芬芳的白花。中国女人喜欢把花戴在头上。

“你给我唱唱，你给我唱唱，”我总是这样向他祈求。老人便会憨笑着站起来，然后将秃头顶向后仰，看着天，唱起来：“白莲花!……”他在唱的时候，脖子上的青筋就会突起，整个身体也不停地抖动。他的声音如泣如诉，就好像从地底下发出，然后又传到骨头里。这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声音!每一次我都会又敬又畏地站在那儿盯着他看，直到一姐拽着我走开。 

路遇押解犯人

每天下午，一姐都要带着我们去离海河边不远的小广场。这个广场中间有一个花园，叫作“维多利亚花园”，是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的，也叫“英国花园”。英租界最重要的建筑物都建在这个花园的周围，几乎总有士兵和巡捕在周围走过。

在去花园的路上，我们要经过安立甘教堂。这是一座城堡般的阴森的哥特式建筑。我们家的人都从来不去这个教堂，因为我们信奉的是天主教。

安立甘教堂平日通常都是锁着的，但到了星期天，教堂院子里的高高的杆子上就会飘扬起圣乔治的旗子，而那些背着步枪的皇家军团的士兵就会在早礼拜仪式上集队行进。你从老远就能听到全体会众高唱赞美诗，听起来就好像高亢的进行曲一样。

去安立甘教堂的主要是英国家庭和皇家军团的人。一姐说他们信奉的是耶稣教，而我们鲍尔家信奉另一种教——天主教。在中文中，无法用一个词来称呼“基督新教”和“罗马天主教”。  一姐和姐姐都不信教。咪哆士道上其他人家里的一些佣人在像新年和中秋节这样大的节日都会去位于天津老城区的佛教寺院，而一姐和姐姐从来不去。

每当我们把安立甘教堂甩在身后时，我总是很高兴——这个地方太阴森恐怖了，特别是平日，黑糊糊、空荡荡的。

从教堂再往前，是英国领事馆和开滦矿务局大楼，这个矿务局控制着天津以北、属于英国的煤矿。

此时，我们距海河边只有两百码远，几乎到了维多利亚花园的大门口了。这里有一条很老的土路，叫“海大道”，这条道从老城里一直通往海河的人海口和大沽的泥滩，并在这里与咪哆士道相交。海大道又长又窄，散发着马粪的气味，道路两旁是许多中国人的小店铺以及被称为“货栈”的仓库。来来往往的骡车和驴车，以及被扁担的重负压得身体左右摆动的苦力，使这条路显得格外繁忙。

拥挤的人群仿佛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就像水里的鱼一样摩肩接踵，擦肩而过。但是，我也曾看过这条繁忙的街道一时间变成了一段无人往来、只有遍地沙石和灰尘的道路，路边是吓呆的人们拥挤成一团。那是罪犯被带到老城区砍头的日子。

那天，帕特和我正跟着一姐和姐姐朝花园走着的时候，听到巡捕的哨声和喊叫声。就在前面，咪哆士道被一排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英国士兵封锁了。巡捕手中拿着警棍正在清理海大道上的人群。我们身后又来了很多人，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上了年纪的俄国犹太人开的一家旧服装店外的人群中。

忽然，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我们听到从远处传来鼓声。这预示着不祥的鼓声每四秒钟敲一次，而且越来越近。人们赶紧拽紧孩子，挤过货摊，涌向门口。

身穿中国军队制服的鼓手出现了。他在路中央大步走着，他的正步以及他扬起鼓槌的样子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机器玩偶一样。

在他身后，一名军官骑着一匹深棕色的蒙古马。马的腿上粘满了已经变干的泥土。一阵风朝军官的帽子吹来，他不得不用一只手扶着帽子以免被风刮走。

马过去之后我们才看到那些囚犯。一共五名，三名男子、一名儿童和一个女人。他们在两列士兵中间一个跟着一个地走着，从军官胯下的马鞍子上伸出的一条很长的绳子套在每一名犯人的脖子上并把他们串在一起。

走在最前面的犯人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瘦削的男子。他桀骜不驯的目光盯着人群，像是在找什么人。在他身后两步远处走着的是那个男孩儿。男孩儿充血的眼睛深陷进去，脸上从鼻子到耳朵有一道伤疤，扭曲的下嘴唇似乎带有一种永恒的微笑。

接下来是另两名男子，最后面是那个女人。一块蓝布蒙在她的脸上，只露出黑黑的眼睛。绳子头儿从她的脖子上垂下来，一直垂落到她的赤脚后面的尘土当中。“黄莲圣母!”我们旁边有人小声说道。—姐和姐姐对望了一眼。我当时很害怕。秘密组织白莲教是与洋人作对的，我只知道这些。一姐从不谈这件事。

每一次我去问那个卖花的小贩，他只是说：“莲花是一种在沼泽水下生根的花。”

几名罪犯和押送他们的巡警慢吞吞地走了过去，被风掀起的烟尘挡住了他们的身影。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刚刚看到的行进队伍其实早在好几百年以前就发生过了。时间在旋风之中逝去，过去、现在和未来已经融在一起。

在中国的童年时代，我曾不只一次有过这种永恒的感觉。

P3-11

这本回忆录记述了我1918—1936年间在天津度过的童年岁月，如今它能够有机会被中国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读到，使我感到既欣喜又荣幸。

对于在天津的中国人来说，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灾难深重的。旅行决非易事；军阀们将天津城围了起来，为争夺铁路而不停地厮杀、混战。天津东火车站时而被这个军阀占领，时而又被另一个军阀占领。与此同时，外国列强的军队不断增加。那是一个人力车夫和沿街叫卖的小贩没有任何生命价值的年代。虽然如此，那些在我家附近街道上谋生的穷人们又是那样友善、仁爱、倔强，令我终身难忘。他们是我最早的、也是最好的老师。

我曾经四度回到天津。第一次是在1973年，到天津的目的是向那里的赤脚医生取经。第二次是在1991年，还有两次是在2005年。2005年6月，我应邀参观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勇恭维地称我为“老天津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大笑，而我却感到无比骄傲。2005年10月，天津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及其他领导为我设宴。他们的热情款待不禁勾起了我的美好回忆，因为他们学校在马场道上的那座建筑，曾经是一所科学博物馆，我年轻时对那里简直再熟悉不过了。1936年，就是在那里，我有了一个中国名字：薄游师。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海岩教授，本书译者、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刘国强副教授，以及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刘晓津社长、韩玉霞主任和其他人员，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此谨表谢意。

布莱恩·鲍尔(Brian Power)

2006年4月

“遥望大海，我轻声对着风儿做着最后的祈祷：请帮助我吧！让我满足于即使走过最美丽的地方，也不想永久停留或据为已有吧！”

天津，这座中国北方的古老港口。旅行者必须经过这里向西，才能到达八十英里以外的“天国之都”北京，秉承天命的皇帝在那里君临天下。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西方列强强行划分租界。各路军阀相互厮杀混战、争夺控制权……

这本回忆录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英国孩子在这一奇异又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度过的童年岁月。与其它对外国租界生活的记述不同，影响布莱恩·鲍尔早期经历的不是父母的价值观，而是中国阿妈“一姐”给予他的关爱与平和的精神。是“一姐”让他贪图了中国人的禀赋，理解了中国人民的古老传奇和迷信思想。布莱恩所描绘的世界，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错综复杂、动荡不定的中国社会的缩影。这是一个心性敏感的孩子，透过他那一双纯洁无瑕的眼睛，我们享受了生活在他周围的那些活生生的人们。

他的回忆录语言细腻，情节生动，人物丰满，风格自然。

——《观察家》（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