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邓子恢同志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邓子恢同志平易近人，经常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一生都与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而本书就反映了邓子恢同志一生的许多感人经历和思想观点，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画卷的许多生动场面，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好教材。

邓子恢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他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风云变幻的漫长岁月，不仅是历次伟大社会变革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而且在许多重要历史时期是某一地区以至于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同志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重要论著，这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这部文集连同《邓子恢传》、《回忆邓子恢》反映了邓子恢同志一生的许多感人经历和思想观点，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画卷的许多生动场面，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好教材。这三部书的问世，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子恢同志，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 故乡与少年

　二　初涉人世

　三　出洋留学到归国从商

　四　向往共产主义

　五　向旧世界开战

　六　在大革命风暴中

第二章 崛起闽西

　一 在革命低潮中抗争

　二　领导后田农民暴动

　三　土地革命的初次尝试

　四　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五　为巩固闽西苏区而斗争

　六　第一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第三章　发支福建沿海农民运动

　一　烽烟闽中

　二　闽东农民运动的兴起

　三　指导闽南游击战争

第四章 瑞金风云

 一　红色中华第一任财政部长

 二　统一财政

 三　为克服财政困难而奋斗

 四　在逆风中支撑

第五章　艰难岁月

 一　突出重围

 二　艰苦的反“清剿”斗争

 三　走向抗日第一步

 四　在国共合作的谈判席上

第六章 北上皖南

 一 踏上皖南抗日前线

 二 领导皖南抗日民众运动

 三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七章 开辟淮南抗日局面

 一 北上皖东

 二 创造淮南抗日根据地

 三 主政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第八章 发展淮北抗日根据地

 一 初抵皖东北

 二 战斗在洪泽湖畔

 三 捉放韩德勤与领导淮北整风

 四 领导淮北抗战到最后胜利

第九章 华中打响自卫战争

 一 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

 二 实现“耕者有其田”

 三 参与筹划苏中战役

 四 撤离两淮前后

第十章 转战山东

 一 统管支前和后勤工作

 二 在寿塔寺会议和渤海土改整党会议上

 三 推行“三大方案”

第十一 章经略中原

 一 奔赴中原

 二 当起管家

 三 按新情况组织农民运动

 四 在决战淮海的日子里

第十二章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一 准备大军过江

 二 南进扫残敌

 三 边解放边接管

 四 打击投机资本

第十三章 开辟中南新天地

 一 调整工商业

 二 完成土地改革

 三 支持抗美援朝

 四 镇压反革命和推行民主改革

 五 引发工会工作的一场争论

 六 领导“三反”“五反”运动

 七 恢复和发展经济

第十四章 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

 一 奉调进京主持农村工作

 二 坚持稳步地循序前进

 三 不情愿地改变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方针

 四 坚持在巩固中求发展

 五 “停、缩、发”方针的议定和争论

 六 被指责为“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

 七 尽心尽力指导合作化的初衷不变

 八 正确处理农业社内部矛盾

 九 关怀供销、信用和手工业合作

 十 指导全面发展农业生产

第十五章 为变革人民公社体制而奔波

 一 在人民公社的波涛中

 二 为变革人民公社体制而呼喊

 三 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

 四 对《农村六十条(草案)》的新突破

 五 改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六 提倡包产到户

 七 力主保荐“责任田”

第十六章 最后的岁月

 一 进国家计委分管金融工作

 二 积极主张推行耕牛农机具折旧制度

 三 参加“四清”运动

 四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五 生命的边缘

 六 平反

邓子恢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不过，邓子恢在此时尚未产生完全放弃学业的意向。他在出院以后，随即搬迁到距离早稻田大学不远的“东北馆”居住，期以就近求学，珍惜时光。然而时隔不久，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破坏了邓子恢平静的书斋生活。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当局秘密协议，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协定，一方面有利于日本加紧控制和掠夺中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段祺瑞进一步投靠日本，维持其军阀统治。而他们之间所谓“防敌”的共同军事目标，是新诞生的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

这一消息传到日本，就如炸弹爆炸一样，在中国留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震动。留日的中国学生一向具有反帝爱国的传统。3年以前，那场席卷全中国的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抗议运动，正是由李大钊等留日学生率先发起的。这一次，留日中国学生又一次首先举起了反对这一卖国协定的旗帜，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邓子恢在留日期间，看到日本轻视华人，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受到了深刻的刺激，内心早就积蓄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绪。当国内传来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虽然，他大病初愈，但是，内心的激动再也难以抑制，不能继续平静地坐在书桌前面了。他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道，集会抗议，前往中国驻日使馆请愿，要求中国政府撤销这一协定。

中国留学生的这一正义之举遭到了日本警察的镇压。中国驻日使馆根本拒绝给留学生以同情和支持。留日学生总会经过酝酿，决定全体罢学回国，进一步在国内开展请愿与宣传活动，以此来表示抗议和斗争的决心。

从这一次事变中，邓子恢认识到了段祺瑞的北洋军阀集团为了自身的私利，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危害别国安全的罪恶本质；同时，也看清了日本政府对中国以至亚洲、欧洲侵略扩张的野心。于是，他在一年以前东渡日本时的希望和热情，渐渐地消退下去，以至完全冷却了。另外，经济的拮据和孱弱的身体，也迫使邓子恢不得不放弃今后几年繁重的学业。因此，当留学生总会宣布罢学回国的决定时，邓子恢立刻表示赞同。

1918年5月，邓子恢提前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回到了万山重叠的故乡。他回家以后，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为父亲分担全家生活的重任。特别是在此以后不久，他的父亲因为当地一些民众火烧仙宫山神庙的事件，被他人诬为幕后主使者而受到县府缉捕，被迫逃往广东南雄。这样，作为一家的长子，他不得不尽快寻找一个适当的工作，以支撑家庭穷困的局面。

不久，他经人介绍，到他的母校桐冈小学任教。这是邓子恢结束学生生活以后从事的第一个职业。他之所以很快就选择了这个职业，固然是因为他读了将近10年书，以为教书是足可以应付的，但在当时，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谋生，希望以他自己的收入来帮助父母亲度过艰难的时光。但是，他很快被现实所困扰，因为这个乡村小学所能支付给他的薪金，很难维持他家里的生活所需。他父亲在出走之前就主张他弃学经商，积攒一点钱，将来也能自立门户，做个小本经营的老板。经过一番磋商与思索之后，邓子恢决定到江西崇义他的堂兄邓乐轩开设的杂货店另谋生路。于是，他结束了为时不久的教员生涯，于同年年底前往江西崇义，走进了另外一个生活天地。这时，邓子恢已经22岁。

他堂兄的店铺在江西崇义县的杰坝墟。崇义县是江西省最边远的县份之一。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分别与湖南、广东为界。由此向东100多公里，是赣南重镇赣州。赣南与闽西一样，是崇山密林的荒僻山区。但是，杰坝墟的水运交通却还方便。这个在县城以北40公里的山区小镇，坐落在赣江的支流过埠江(即上犹江)和横水的交汇处，是赣西南山区的一个小商埠。这条江往西连接湖南汝城，顺流而下则可达赣州、吉安。直抵南昌、九江。  邓子恢堂兄掌管的这家杂货店，号为“庆昌和”，是杰坝墟上经营得较有起色的一个店铺。这个店铺以经营来自广东的海产为主，诸如鱿鱼、紫菜、海带、食盐、各种鱼杂虾干，应有尽有。同时还兼营茶油、干菜、酱制品等，有时还采办当地土特产木、竹、土纸、笋干、香菇一类物品，发运到广东和赣州等地销售。杰坝是个不小的墟场，除了“庆昌和”以外，还有张宝昌油盐酱货店、大元宝药房、张永丰客栈等商号。但这些商铺在店面和资本方面，都不如“庆昌和”。附近崇义县城横水镇以及唐江、长潭、过埠等处客商，也常到“庆昌和”来办货。起初，这个店铺由邓子恢的堂兄一人料理，后来生意兴隆起来，附设了酱豉作坊和茶室，就又雇用了五六个伙计，以应付日益繁忙的店务。

邓子恢来到“庆昌和”店铺以后，开始时同其他几个伙计一样，擦桌子、扫地、站柜台，什么都干。有时大批货物运来，他也一样卷起裤管，扛着扁担箩筐到货船上去搬运。过不多久，他已熟悉店里的业务。他的堂兄看他勤恳，长于计算，对他很是依赖器重，让他在店里帮助算计和管理账目。他还常常挑着货担下乡销售，杰坝附近数十里以内的大小村庄，他几乎全都去过。

邓子恢发现，赣南的农民同闽西的农民一样，没有自己的土地，沉重的田赋、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残酷地束缚和吞噬着他们，致使他们世代处于饥寒和困顿的境地。他深深地同情他们，乐于做他们的兄弟和朋友。因此不多久，杰坝周围的乡亲们都很快熟悉了“庆昌和”新来的这位年轻人。

在杰坝墟这个山区小镇上，邓子恢先后度过了将近9个年头。这一段的经商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机会和时间，熟悉农村经济与商业状况。这对于他在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多次担负中共党内和政府里财政经济方面的领导职务，不能说没有裨益。同时，邓子恢在杰坝的这些年里，对于赣南山区人民的生活现状，以及农村的政治、阶级分化以及其他种种问题，也获得了深刻的了解。P19-P21

邓子恢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他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风云变幻的漫长岁月，不仅是历次伟大社会变革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而且在许多重要历史时期是某一地区以至于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子恢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与张鼎丞等同志组织了闽西农民暴动，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他冲破千难万险，回到闽西南坚持斗争，是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之一。在各个历史时期，邓子恢同志都担负着党、政、军的重要职务。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的实际紧密结合。他在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军队政治工作、财经工作、土地改革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建树和开拓精神，曾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建国后，邓子恢同志主持中南局的工作，领导中南地区出色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人民政权巩固的艰巨任务。他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农村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不久，邓子恢同志即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农村工作。他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子恢同志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抗战胜利后，他在华中解放区推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分地方针。在五十年代指导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他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地实行党中央肯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偏差时，他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然而这些正确主张，在当时“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却一再被斥为“右倾”、“小脚女人走路”、“刮单干风”，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他始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向党组织直抒已见，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历史已经证明，过去对邓子恢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邓子恢同志关于农村体制和经济改革的主张，就是当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导。他将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连同他的历史功绩载入史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邓子恢同志平反昭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对邓子恢同志的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价。

邓子恢同志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处顺境而不骄矜，处逆境而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革命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更加磨练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增强了他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邓子恢同志平易近人，经常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一生都与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在制定方针政策时，总是从农民摆脱贫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出发；他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从不向党伸手，更不追求享受。当全党全民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提倡这种精神。“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邓子恢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同志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重要论著，这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这部文集连同《邓子恢传》、《回忆邓子恢》反映了邓子恢同志一生的许多感人经历和思想观点，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画卷的许多生动场面，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好教材。这三部书的问世，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子恢同志，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很有意义的。

杨尚昆

一九九六年四月

在邓子恢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将《邓子恢传》奉献在读者面前。

本书是由陈丕显、江一真、项南同志向中央提出，经中共中央审批，并在农业部党组、福建省委、江苏省委的关怀下编写的。

199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批示，农业部党组、福建省委、江苏省委承担起编写《邓子恢传》的任务，并组成以陈丕显、项南为首的《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6月，农业部办公厅、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抽人组成《邓子恢传》编写组，江西、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也派人参加编写组的资料搜集工作。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第一稿由柯克明、叶绪昌、蒋伯英、王丰、殷平执笔；第二稿由柯克明、叶绪昌修改完成；第三稿由孙瑞鸢、柯克明、叶绪昌、蒋伯英根据1995年11月龙岩《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精神分头修改，由柯克明进行文字上的统一，后由人民出版社马连儒、刘振声、李春林审读加工，由项南、郑重最后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中央档案馆、农业部档案处、林业部档案处、水利部档案处、气象局档案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档案处、团中央档案处、中国人民银行档案处、中央党校档案处、福建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淮海战役纪念馆，以及龙岩、徐州、淮阴、淮安、铜山、临沂、莒县、沂水、五莲、诸城、滨州、惠民、洛阳、开封、宝丰、鲁山、玉林、桂林等地市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以及人民日报社资料室为编写组查阅大量的图书、图片和报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编写组先后采访了200多位同邓子恢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和身边工作人员以及了解情况的同志。其中主要有：陈丕显、项南、江一真、曾志、廖成美、王直、谢胜坤、陈茂辉、伍洪祥、张震、张爱萍、张劲夫、周骏鸣、黄东明、滕海清、罗应怀、谢邦治、李人俊、陈醒、陈锐霆、钱正英、戴邦、张维成、吴植椽、韩念龙、刘玉柱、胡立教、朱则民、贺致平、景晓村、穆林、高克亭、谭启龙、张辑五、杨岩、李雪峰、杜润生、金明、任雷远、张根生、李友九、杨少桥、刘杰、肖克、苏静、赵毅敏、李之琏、熊复、胡克实、顾大椿、周季方、林一山、李尔重、李登瀛、王谦、杨煜、郑重、刘锡庚、郝盛琦、刘培植、董智勇、饶兴、汪兴让等。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的同志还对本书的撰写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邓子恢的战友和夫人陈兰，不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给予编写工作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本书审稿过程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农业部办公厅、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人民出版社的通力合作。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还得到陈耀邦、万宝瑞、应曰琏、沈镇昭、孙玉田、夏卫民、杜宏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在此，我们谨对上述单位、部门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忱。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

199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