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建构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问答、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论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正好对应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本书适合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

陈平原教授在文学史、学术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也独树一帜。在本书中，他立足于自已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的若干研究，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人文作为大学的核心，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以人文学者里少有的冷静温和的调子来讨论大学问题的复杂性和改革的代价，赞成“保守疗法”。陈平原教授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自序

大学记忆

大学之道

 ——传统书院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

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

 ——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设议院与开学堂

从新教育到新文学

书法的北大

北大边缘人

大学理念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

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

 ——答《人民日报》记者徐怀谦问

大学三问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我的大学观

我看北大百年变革

 附录 在《读书》杂志关于大学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为大学校长“正名”

我看“大学生就业难”

我的大学

我的“八十年代”

 ——答旅美作家查建英问

“好读书”与“求甚解”

 ——我的“读博”经历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学院的“内”与“外”

 ——答《读书时报》记者问

学者与传媒

 ——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许燕问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我对清华研究院充满感情，之所以称其为“神话”，丝毫没有讥讽的意思。我关注的是，仅仅存在四年多的这么一个学术机构，为什么会被不断追忆；在故事传播的过程中，其意义是如何自动衍生的。对于各种宏大叙事，采取知识考古学的态度，而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这明显是受福柯的影响。

清华研究院的成功，对于今天的人文学者说，几乎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这一“学术史陈述”之所以普遍流传，与清华1980年代的重建文科有很大关系。对于清华来说，在复建文科院系的过程中，如何发掘传统，确立自信，是个关键。与历史对话，与学界同仁对话，还得与理工科思维定势对话，这个时候，“国学院传统”是个很好的理论资源。重办文科，不是有钱就行，也不是校长支持就能“一路畅通”。整个校园氛围，工科占绝对优势；而用工科的眼光来评判文科，用工科的趣味来发展文科，那是很有问题的。我跟清华文科各院系的教师多有交往，知道他们努力的方向，也知道他们遇到的困难：可以这么说，最近20年，在清华，流行着三套话语，对应着三个故事系统：第一，作为革命话语的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第二，作为学科体制的“清华学派”；第三，作为学术精神的清华研究院。

如此“大胆假设”，一半来自阅读史料的感受，一半是直接的生活经验。清华中文系复建前后，有关领导常到北大与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商谈。历史感很强的王瑶先生建议，你们清华发展文科，一定要借用朱自清、闻一多的故事，重新树立自家形象，要让大家感觉到，这不是在新建一个系，而是在接续某种传统。就好像周作人对现代中国散文的描述：这是一条古河，因某种原因曾消失在沙漠中，但是在下游，它又重新冒出来了；因此，这河既古老，又新鲜。王先生的建议，我相信对当事人很有启发。接下来，王先生开始到处鼓吹“清华传统”。

1985年，也就是清华中文系复建的那一年，在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的会议上，王瑶先生说：“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第二年，王先生又在第三届闻一多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两篇短文，重谈这个问题。1988年，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逝世40周年，王先生发表《我的欣慰和期待》，此文日后常被关注清华命运的朋友引用。文章称，清华中文系不仅仅是大学里的一个系，更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派。另外，清华中文系的成就，是与朱自清先生的心血分不开的；朱先生当了16年之久的系主任，深刻影响清华中文系的发展方向。而朱先生在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既要立论谨严，又不钻牛角尖。朱自清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清华走的是释古这条路。王先生于是加以阐发，北大教语言的王力、朱德熙，教文学的吴组缃、林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俞平伯、余冠英，还有台湾大学的董同稣、许世瑛等，都属于这个系统。如此构建“清华学派”，是希望“继承朱先生的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个学派。请注意，王瑶先生是朱自清指导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1952年院系调整，才到北大来的。

此文发表一年后，王先生便去世了。当时的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特别提到王先生对于清华中文系复建的指导性意见，还说早年就读清华、曾主编《清华周刊》的王先生，有很强的清华情结。王瑶先生甚至说：“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句话让徐很感动，他说，王先生陈述“清华学派”，列了那么多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不合适；于是，引述现代文学专家王富仁的话：“王瑶先生是清华学派当中的一位大师级人物。”所谓的“清华学派”，就这样，变成了从朱自清到王瑶。  1990年代的大讲清华国学院，一方面是学界风气变了，另一方面则是清华自身的学术体制逐步确立。请大家注意这么一个事实，进入90年代以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以及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与赞许，其思想史及学术史地位迅速提升。以前我们谈清华，觉得她政治上保守，不如北大激进。当我们转而关注思想文化建设时，对清华的理解就发生了变化。大约在90年代中期，我们逐渐走出闻一多、朱自清为代表的“革命叙事”，转而关注清华国学院的贡献。这一点，跟整个90年代的思想文化潮流有直接联系。三联书店出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么一本学者传记，影响竟如此之大，后世很难想象。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讲成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使得陈先生走出学术圈，成为大众也能欣赏的“文化英雄”。去年我在广东演讲，一个女孩子希望我谈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问她读过陈寅恪的书没有，她说没有；我说很好，希望你回去读读。没有读过，但渴望了解，可见陈寅恪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某种文化符号。王国维、陈寅恪的逐渐走出学术圈，成为大众注目的文化英雄，这与清华国学院历史地位的迅速提升，二者互为因果。

与此同时，清华重建文科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1983年，外语系复建；1985年，中文系复建；1993年，历史系复建；1999年，社会学系复建；2000年，哲学系复建。你看，十几年间，清华人文学科迅速恢复，而且学术实力提升很快。一边是新的学术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一边是老的国学院故事的讲述与阐发，二者相得益彰。与此相适应，王先生所说的清华中文系的传统，逐渐被推演成为清华文科的传统。1995年，徐葆耕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释古与清华学派》，引王先生的话，然后做了引申发挥。在徐先生眼中，所谓的“清华学派”，不再局限于中文系，而是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等文科各院系，甚至包括此前的清华国学院。徐先生总结了“清华学派”的特征：中学西学结合，历史现实对话，微观宏观合流，还有兼及西方理性与传统训诂等。可文章最后，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特征，好像不仅仅属于清华。

P42-45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人各种集子，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白话；作为论辩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

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也探究“大学的功用”；思考“学术责任”；也努力“走出象牙塔”；进入“美国校园文化”，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彩，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致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阳光普照，最低气温零下

十度，浓郁的水仙花香中，编定全书并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