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走上了教育的道路？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的母亲。

母亲是在抗战年间读的中大，主修历史。后来，到柳州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我问母亲：“为什么在中大读历史，却当了中学教师？”

母亲摸摸我的头：“儿子，搞教育就是写历史……”

我当时听不懂。

后来，我终于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并不掌握在政治人物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培育孩子的父母和老师手里。

英文把祖国叫做“Motherland”——母亲的土地。

是父母把我引上了“写历史”的道路。

在“写历史”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生我、养我的“Motherland”……爱之深，责之切。

于是，为祖国捧出了自己多年的思考。

在这本教育文集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父母的脚步，看到历史了的痕迹。特附悼文作本书之后记。

母爱无边

母亲，是一个很平常的称呼。在你失去她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尘世间最崇高、最伟大的称呼！

我们家四个孩子，有两个搞教育，与母亲不无关系。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人重重地敲门。门一打开，一个大汉跪倒在地，连声说：“何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某某某，是个罪人。在牢里，我总在想，如果我听您的话，就不会是这样。出牢的第一天，我要看的第一个人，就是您——何老师……”

文弱的母亲竟有这等震慑力，让缩在墙角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故事，感动了两代人。大儿子在博士论文里提到它；大孙子矿矿在申请大学的作文里也提到它。

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足球场上急性阑尾炎发作。因为历史的原因，母亲一向谨小慎微。但是，母亲果断地充当“家长”做手术前签字，挽救了学生的生命。签字就意味着愿意承担一切“家长”该承担的后果。只有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才会有这种不顾一切的母爱和勇气。

母亲高度近视，晚上去家访，总要带上我们中的一个作她的“小拐杖”。结果，常常是我们睡着了，让高度近视的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背回来。其实，母亲才是引领我们步人人生的“拐杖”。

2003年2月23日11点36分，母亲对护理人员说：“你休息一会儿，我也想睡一会儿觉了……”就这样，母亲安详地驾鹤西去。

学生集资重建了母亲曾任教的中学的校门，并把一位平凡的老师的名字刻在校门上。

许许多多的学生，把我的母亲叫做“母亲”。这让我深深地感到母爱的平凡和伟大。如今，母亲把“小拐杖”留在了人间，独自去了另一个世界……

安息吧，母亲！其实，您留下了桃李满天，许多社会栋梁！

(《南国早报》2003年4月5日)

父爱深深

去国头几年，给家里写信，总是面面俱到，人人有份。我一直想给父亲专门写封信，但这支笔太重！做完博士论文，英文著作亦出两本，这封信还是没写成。

今年6月返华，头天夜里，姐姐和妹妹很珍重地让我看一张4月的《柳州日报》，有人在《师恩难忘》的专栏上写了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一碗白米饭——忆我的老师黄著易》。我流着泪读完这篇像白米饭一样朴质的文章。往后几天逢人就提此文。许多不识父亲者两月有余还记得文内的故事，可见被感动的还有别人。

本想通过报社找到作者，告之父亲已谢世。但“7·19洪水”无情，只好返美后奉上拙文与关心过父亲、怀念着父亲的人共享。

父亲是个普普通通，又有点点不太平常的英语教师。

他出身于一个地地道道的耕地耙田的农民家庭，算成分是中农。父亲聪明好学，揣着祖父卖耕牛的钱，到当时的省府南宁读书。后来居然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抗战时转到昆明读“西南联大”。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父亲去听了，炸弹一响，摔倒在地上。父亲说过多次：“怪啦，想爬就是爬不起来。”据说，父亲假期也“打工”，给修机场的美国空军当翻译。抗战胜利后，父亲到北京读了一年书，就到柳州当了一名普通老师。1958年被划为“右派”，这才是“想爬就是爬不起来”。父亲生性乐观，白天敲钟、油印、刷墙，晚上还常给我们讲《三国》、《水浒》的故事。

1960年父亲“脱帽”时，正值恨不得以一身水肿病换一块糠饼的困难时期，父亲带我们到龙城饭店，给我们四个孩子每人买了块“马拉糕”。我三吞两咽，连渣都没剩，抬起头说：“爸，您能再脱一次帽吗？”

1979年，传说要给被错划为“右派”的人补发工资，父亲美滋滋地用各种方案算他那万来元“工资”。后来又传说，国家困难，不能发啦。父亲挺豁达地说：“万把块钱，要花也花光了，孩子争气才是无价的。”

那时管有钱人叫“万元户”啊！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有时爱喝两杯(现在知道是浇愁)，被减工资后总是惶惶然地拆东墙补西墙。我们四个孩子最感难堪的日子就是缴学费的那几天。我们总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才缴，拿的又多是东拼西凑的角票。虽然父爱恩重如山，但外人绝不会知道：父亲从未给我超过一毛的零用钱。然而，从《一碗白米饭》讲述的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父亲曾一下子拿出十元钱及一把饭票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

父亲“望子成龙”的行为，与香港片《荣华梦》中那位父亲一样，可笑、可悲又可敬！我大学毕业留校当了老师，父亲兴奋地放了一串鞭炮，据说有一万响。但赴美讲学前，我却发现父亲的眼神里不时掠过一抹淡淡的只有做儿子的才能感觉到的忧虑。后来父亲来信说，是担心我不是英语科班出身，不能用英语给美国学生讲中国文化课，直到听人说我的课受欢迎，他才放心，云云。当时我也就相信了父亲的说法，以为是懂得多的人担心多，研究微生物的看见到处都是细菌，教英文的考虑太多语音语法。现在想来，父亲的解释并不尽然，而是已知身患疾病……

开始几年，父亲断断续续地用英语给我写信。后来说是忙，就在家信里搭上几句。1991年，我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中文信，开头没几句就说：“人生几十度春秋，很快就要过去了……”我这才知道父亲患了绝症！

有两件事，我一直内疚于心。大约是1959年，独居的父亲来看我们，正好我们几个小孩在床上演唱《社会主义好》，在唱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指父亲。不知为什么，父亲正好转头望窗外去了。还有一件事，1970年的除夕，“文化大革命”正令人风声鹤唳。有一天，有人来告知有电话，我问是谁的，来人是保卫科长，十几年前曾是父亲的学生，他阴沉沉地说：“不知道！”我跑到传达室，拿起话筒，对方轻轻地又有点儿不自禁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脑子一“轰”，也不知什么时候，是怎么样把话筒放了下来。当我再拿起话筒，听筒里只有“嗡嗡”的电流声……

出国时，父亲专程到南宁送我，在我乘火车前往广州时，他在柳州下的车。上大学前，父亲给我讲过朱自清的《背影》。上大学时，一读到《背影》中朱自清的父亲爬过站台给他买橘子，我就想起父亲的背影，想起《荣华梦》中那个可悲可敬的父亲。想不到离家留学时，是在车站看着父亲的背影走的！更想不到，这竟是诀别，在车站看着父亲的背影走向另一个世界！  父亲病危时，我正在做博士论文，弟弟正在准备硕士考试。据说，家人曾问他要不要告诉远在美国的我和弟弟。当时父亲已不甚清醒，不能说话了。父亲的眼角慢慢地流下两行眼泪，摇摇头，怕家人不明白他的意思，又艰难地举起一根手指，闭着眼睛，坚决地摆了摆……

这就是人世间的父爱深深！

行文至此，我想，给父亲的信是早就写了的，还寄了。其实，写在心灵上的，也只有父亲才读得懂啊！

(《柳州日报》1996年9月23日)

黄全愈先生脱颖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又浸染于美国的教育环境，拥有美国教育管理学博士学位，所以他的书有说服力，有亲和力，还有思想价值。

——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李宝贵

黄全愈关于教育的写作，不是盲目的平铺直叙，而是既针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的放矢，又有在美国的亲身经历的有感而发。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是“有的放矢”还是“有感而发”，在宇里行间都能感觉到有看不见的“理论之手”在掌控着。

——广东深圳中学校长 王占宝

黄全愈的每一本书都在中国教育界引起振聋发的效应。有人说，他像斗风车的堂吉诃德；有人说，他像独行使似的美国西部牛仔；也有人说，他像风尘仆仆的传教士。

——《光明日报》记者 唐湘岳

黄全愈教授的文集，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了解美国教育的窗口，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反思我们自己基础教育得与失的机会。每一个一线的教师都可以这样看这套书：找出书中的5个案例，置换一下角色，试想您和书中的老师或学生换位后会有怎样的教育行为和结果，再在我们身边找5个奥似的教育事件或相反的教育案例，我们会感到我们该想、可做、该做的事真的有不少呢。

——北大附中副校长、全国模范教师、数学特级教师 张思明

什么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北大校长许智宏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因此，呼吁国家继续对有关大学实行“财政倾斜”的政策。于是，《中国青年报》惊呼：“北大再喊穷，中国教育怎么办？”

国家的资金投向，当然有轻重缓急之分。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发展的重要项目，财政再困难也得“倾斜”。

我想与许校长商榷的问题是，“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如然，完全应该倾全国之力在中国办他几所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先假设“建成几所世界知名大学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立论是成立的，然后按照这个假设往下推：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缺些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回答：办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我想大致需要“四个一流”：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

一流的设施，最容易办到。集中财力，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没有办不到的。君不见，杭州一所学校的校园里竟然有一座按美国的白宫一比一建造的几可乱真的“白宫”。

一流的管理，也不难办。当过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人很多，中国要请几个也是绝对请得到的。

一流的师资，稍难些。但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师资，广纳世界最顶尖的华裔学者，每一个系(甚至每一个重要的专业)高薪聘请一两名世界级的一流教授，真要做的话，三五年内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然而，高校培养的学生，是表现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重要指标。因此，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

其实，最难的也就是：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如果说，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原料”，那么，培养世界一流的大学生，需要世界一流的基础教育提供世界一流的生源。然而，中国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基础教育是无法承载世界一流大学的，也是无法承载许校长所说的作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的“世界知名大学”的。

经过若干年对美国基础教育中的“天赋教育”的潜心研究，我发现：美国的基础教育不仅为美国的顶尖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美国成为创新型的国家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攻读博士时的专业是高等教育管理，因为我的导师告诉我：高等教育是美国科技发展的关键。我也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一流，中国的问题出在高校。但后来，我在研究中美教育比较中，逐渐把方向改到了基础教育上。因为我发现：一个人要上跃，首先要下蹲，而且脚下的着力点的坚实度与人的上跃高度成正比。如果我们把教育看做一座大厦，基础教育是这座大厦的基础，高等教育则是它的顶。基础不好，大厦不牢，花再多钱去堆一个“金顶”，也是徒劳的、本末倒置的。更何况一座大厦除了最高的“顶”以外，还有许多不同“层次”的楼层。

这就是说，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基础教育为各行各业提供各个层次的创新型人才，这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但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显然无法成为这个“重要保证”。遗憾的是，许校长把“金顶”看得比“坚实基础”更重要；更遗憾的是，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在3月10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只是谈了“高校将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支持”(见《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11日第4版)，似乎建设创新型国家全看高等教育的了，完全没有提及基础教育。  北大与基础教育无关吗？

可能很多人无奈地为北大打抱不平：北大与基础教育无关。果真如此吗？北大真能脱离基础教育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其实，北大想建成什么样的“顶”，必须先打下与之相应的“基础”。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北大。

因此，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与基础教育脱不了干系。因为，一是生源的质量对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至关重要；二是北大的选材标准直接影响甚至指挥着基础教育的走向。生源的质量，不仅影响北大毕业生的培养质量，甚至影响校园的学术质量。因为一流大学的学生群体是多元文化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拥有64位诺贝尔奖得主，居全球名牌大学诺贝尔奖排行榜第二位。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与基础教育的关系的呢？该校招生办执行主任弗达先生跟我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无论是课内课外，学生之间能相互学到许多东西。因此，由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学生组成的群体能给学校带来巨大的贡献。”所以，他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才“能够帮助学校营造一个学生群体，去更好地完成学校的教育使命”？

也就是说，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多元文化的校园——由具有不同背景、特点、能力的人组成的“学术社区”。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多元文化校园对一所学校的学术质量产生的重大影响，以为教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其实，学生群体间的互动也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多元文化的校园既指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的多元，也指教职工和学生特点、特长、经历、能力、背景的多元。如此的校园才能促成人才间撞击思想火花的互动，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于创新的学术社区。

说美国的多元文化校园可能远了一些，其实中国的教育也有过这种经历。我就一直怀念77级、78级那个时代“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校园文化：我们中有十万大山来的“老插队”，有已达十年教龄的民办老师，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散步也像操正步的转业军人，有在文工团跳过芭蕾的“白毛女”，有在塑料凉鞋上钉铁掌的县城干部，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臭老九”，有用小楷毛笔字抄了三遍《左传》的工人，有因偷听外国英语台而失业的青年，有因不满“四人帮”而受过惩罚的“思想家”，有住在高墙深院内的高干子弟，有讲洋泾浜国语的归国华侨，有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尽管那时大学禁止谈恋爱，文化生活还不够自由，但大伙儿聚在一起侃大山就是一种其味无穷、取之不尽的宝藏。琴棋书画、杂艺竞技，上厕所撒泡尿都能碰到几个人才。“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生源本身就构成了校园文化的无价财产。

世界一流大学追求的境界，就是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使得学生在课外学到许多课内学不到的东西，使得学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以取长补短的人、可以撞击思想火花的对手。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世界一流大学用我称之为“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多样化的录取标准去招收具有各种特长和背景的学生。为什么哈佛曾将365个“高考状元”(美国“高考”SAT满分者)中的165个拒之门外？为什么哈佛曾招了一个无家可归而又聪明好学的流浪女？为什么伯克利收了一个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的流浪汉？为什么普林斯顿录取了一个童子军饼干卖得多的黑人女孩？……其实，道理很简单：单元的结合1+1<2，而多元的结合则是1+1>2。比如说，由11个郝海东组成的球队，不堪一击！那么只有由郝海东、范志毅、孙继海、江津等具有各种特点和能力的队员组成的球队才能打进世界杯。

然而，中国的高考认分不认人，以考分为录取的唯一标准，招收的学生特点太单一。即便录取的全是高考状元，由这些特色单一、特点相似(包括弱点相似)的同质学生组成的校园文化，也是不健康的，甚至形成的是1+1<2的环境。

可惜，北大年年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不仅不利于北大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需的多元文化“学术社区”，而且也给中小学的基础教育树立了一个不良示范。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中国两家最著名的学府，你们的选材标准，是基础教育的风向标和指南针。你们选什么样的人，中小学就培养什么样的人。高考状元年年热炒不绝，屡禁不止，难道与北大清华年年争夺高考状元无关？

据国内多家报刊的报道，许校长曾说：“都想上北大清华，说明教育出了问题。”大家“都想上北大”，而北大年年争夺高考状元，孩子、家长、老师就都去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北大继续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中国的基础教育就愈发应试化，中国一代代人的创新思维就在以考为本的基础教育中逐渐退化。

素质教育喊了很多年，中小学教改方案不断，但收效不大。什么时候北大不再与清华争夺高考状元，应试教育就不攻自破，素质教育才曙光初现。

许校长曾在2005年12月4日参观北大南宁附属实验学校时表示：“高分低能的学生在北大常常缺乏发展后劲儿。”但是，许校长只敢对考研究生的人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分数不是北大录取的最终决定因素，它只是为学生争取一个复试的名额而已。面试时北大更重在考核学生的思维能力、综合能力……”

虽然“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分数不是最终决定因素”，北大已有很大进步。但是，等到研究生阶段北大才“认人不认分”，才正视教育的“基础”，恐怕已经有些晚了。

北大想对“建设创新型的国家”有所贡献，不完全在于国家增加对北大的资金投入，而且更在于北大通过自己的选材标准，对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发挥重要的，甚至是直接的影响。

(《南方周末》2006年5月18日)

P9-15

代前言：黄全愈——教育的“修桶匠”

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兼与杨振宁教授商榷

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兼与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商榷

改革高考之我见——与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商榷

状元情结可以休矣——质疑王极盛教授的“高考状元”研究

“牵”(黔)驴技穷——答“驴文”

教育以“考”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论高考改革之路

高考何去何从——再论高考改革之路

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兼答温家宝总理的提问

素质教育“靠”每—个人的参与——素质教育靠老师还是靠体制？

教育更是—个好东西

素质教育不适用于狗

“状元”为啥就不能捡垃圾

“京剧进校”与“女足内讧”背后的观念混乱

创新教育vs.“注、疏、解”

我看复旦的“一面定终身”

可怕的教育“自慰”，兼答“草头将军”——博客答辩

天底下哪有好的应试教育——博客答辩

春考与作弊——博客答辩

不要把本也属于自己的财富划归“霸权主义”——博客答辩

“收徒”与“硬环境和软环境”——博客答辩

我看米卢的“卢”山真面目

克劳琛“深”不可测吗

“辣辣”的印象

写给南宁的读者

《新京报》记者访谈

新华社记者访谈

《南方日报》记者访谈

《中国书报刊博览》记者访谈

《中国青年报》记者访谈

《羊城晚报》记者访谈

《海外星云》记者访谈

《“高考”在美国》在北大校园引发教育观念大碰撞

素质教育在中国——一位留美教育学博士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代后记：大爱无形

再来一个20年，还是素质教育

10年前出版《素质教育在美国》时，我就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大学的二把手)马林科维奇博士于1998年表达的观点：亚洲大学(特别提到中国)需要20年才能赶上世界知名大学。

2010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博士说：“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l央需要20年。”十多年过去了，还说再需要20年，而且是“最快”。他嘴里说“最快20年”，心里的时间就不止20年。至于多少年？他没说。他倒是说了：慢则50年……

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20年！

不少房地产老板搞教育，大干快上建学校，个把月便能竖几栋雄伟壮观的大楼，气势隆吓人的。但真办教育，投进去三五年，连个回声都听不到，想抽腿，已成骑虎之势。用“百年树人”来形容教育，可能有些夸张，但搞教育的喜欢说“20年”，似乎搞教育至少得20年，不然不算数。就像修铁路，以亿为基数，不然拿不出手。斯坦福的前后两位校领导都以“20年”为计算单位，是信口开河还是有所依据？有趣的是，1976年中美双方的教育考察团互访后，都曾预言：“经过20年的教育，中国的科技将超过美国。”预言大错特错是一回事，为什么说的也是20年？这几个20年是否巧合？

我们来看看这个2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一共是16年，再加上研究生教育，大致是20年。我曾在《南方周末》上接连发表过两篇文章：《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和《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后一篇是与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商榷：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以为，世界一流大学至少要具备四个一流：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前三个“一流”，都可以通过举国的财力倾斜、世界范围的人才招揽于三五年，或者七八年内办到。但“一流的学生”则必须扎扎实实地从基础教育抓起，否则北大不可能有一流的生源。没有一流的生源，就根本不可能在四年内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进而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流的研究生。我们也可以说，前三个“一流”，可以从别处“搬”来。但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打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这个基础是“搬”不来的，每一块“基石”都必须自己去奠定。迈阿密大学足球教练请我帮他在中国招一两个女足运动员。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女足还是10年前那样所向披靡。有两个情况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一是今年中国女足输得一塌糊涂，连参加世界杯决赛的资格都没有；二是美国女足的人口是500万，而在中国还不到1000人。中国搞的是举国体制，把少数人集中起来苦练；美国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到处都能看到女孩儿踢球。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也用举国体制在100所中学里专门为北大清华培养生源，能否短期内让北大清华培养出一流的学生？答案是否定的。邓小平早就说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没有厚实的基础，女足已败下阵来。同理，素质教育必须在整个基础教育中实施。至此，我们来琢磨一下，斯坦福大学校长所说的“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陕需要20年”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基础教育是教育的基础，从现在开始就必须从基础教育着手，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必须触动形成这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教育，必须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中国的大学才可能在12年后，获得一流的生源，在20年后培育出一流的研究生。这就是他所谓的“最快20年”。换句话说，真的动了基础教育，就是“20年”，否则就是50年，甚至更长。但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谈何容易！

十多年前说“需要20年”，十多年后还说“最陕需要20年”。

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没有具体说中国多少年内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从他们所指出的中国教育的问题来看，他们是认同“最快20年”的说法的。因为，他们所指出的，是钱学森先生的遗恨，不是十年八年能解决的问题。巴西可以很中肯地指出中国足球的问题，因为两者相差太远，不怕你一蹴而就。如果不是数十年的差距，别人恐怕也不会大方地指出我们在教育上的问题，正如巴西对阿根廷的足球绝对不置一辞一样。但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要出《文集》，许多话题十年前就提出来了。有人曾质疑人大社：“素质教育”是否旧话重提？两个星期前，一位叫李福琼的学生给我来信，并附上今年5月初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数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从不同角度指出中国教育问题的报道。这些问题，不但都是而且仍然是素质教育的问题。世界名校校长的诤言，震惊国人！这位学生在信里说道：“其实这些顶级大学校长的高见，早在您前几年出版的书中就都指出来了……”中国人喜欢换口号，改提法。既想批倒“应试教育”，又不愿提“素质教育”。于是又提什么“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说到底就是关于“人”的教育，把“人”育化为人才，完善“人”的人格的教育。看看日本，自然资源贫乏到极点，“穷”得只剩教育——把“人口”变为“人才”的教育，也正是教育使日本崛起成为强国。在西方有人说：未来20年将属于中国或印度。印度和中国谁先崛起，就看谁能在20年内把“人口大国”变成“人才大国”！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教育是“教”人、“育”人的事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借世界顶尖大学校长的口说：实施素质教育最快需要20年，慢则50年。只有实施素质教育，中国才能把“人口压力”变成“人才资源”，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的前途在于教育。因为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因此，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明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素质教育能救中国。

素质教育的起点是人，归宿还是人，因此，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永恒话题。

中国的教育复兴，就是素质教育

我反对“注、疏、解”的研究方式，但被迈阿密大学任命为孔子学院的院长，在揭碑仪式上，需要讲几句话，我就讲了《论语》开篇的三句话。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成现代汉语：“时常学习和温习，不是愉快的事吗？朋友远道而来，不是高兴的事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不就是君子吗？”

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的头三句话，竟是如此的平淡无奇、浅显简单？

“学习是愉快的”；“朋友来访令人高兴”；“要宽容他人”。一句句分开来看，还真像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童叟无欺。但若将这三句话联系起来细品，则别有洞天，就变成了回味无穷的浓茶醇酒。

一、如果这三句平淡无奇的话真是毫无关联，为什么《论语》要把它们放在一起？

二、为什么“时常学习”要和“远方的朋友”联系起来？

三、为什么“近邻”不行，非得“远道而来的朋友”？为何一定要强调“远”？“远”的意义在哪里？在孔子的眼里，多远才算“远”？

四、为什么“时常”向“远道而来的朋友”“学习”是愉快的事情？

五、为什么“不愠”别人的“不知”才是“君子”？

六、这个“不知”的“别人”是否包括“远道而来的朋友”？

当你试着回答上述六个问题时，你一定会思考出如下答案：

A：因为“远”会带来很多不同，因而要“时常学习”。

B：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不要近邻的同色，而要远方的异色。  C：古时没有e-mail，没有手机，也不知地球多大，从鲁到秦就是“天下”。跋山涉水，周游列国。人们的语言、服饰、饮食、习俗、文化均不同，而且越远越不同。后来，有了进步，以为印度是“西天”。于是，去“取经”。所谓“取经”，不是被动地等“有朋自远方来”，而是主动走出国门去“学习”。那是后话。

D：因为“远”带来了差异和好奇，这是学习的动力，也是挑战，所以“不亦说乎”。

E：因为“远”带来差异，因此“诸子百家”的互相学习会有一个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也因此要像“君子”一样“不愠”别人的“不知”，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的这三句话，讲的就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特别强调的“多元文化”(关于“多元文化”，《文集》内有论述，请特别参阅《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一书中的《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一文)。

对我的非“注、疏、解”式的发言，美国同人均大摇其头又大点其头，摇头是感叹，点头是认同：“想不到两千年前，就有人大力提倡‘多元文化’。”“原来孔子是提倡多元文化的鼻祖。”“你说的就是美国大学开办孔子学院的理论基础。”……

欧洲有文艺复兴，我们没有，于是有人主张文艺复兴。原来有的，才能复。原来就没有，怎么复？于是乎，我想到了我们曾经有的、可以失而复得的“教育”。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以人为本的“教书育人”的崇高教育目的吗？可惜以选拔为目的的科举制度后来逐渐颠覆了“教书育人”的教育本质。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深邃的教育哲学吗？可惜现在已被别人“中为洋用”地翻译为“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身)”。如今，别人在培养孩子的钓鱼能力；我们则只管填鸭式地喂鱼。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吗？可惜今天高考的选拔功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把学校划为“重点”和“非重点”，把学生分进“重点班”或“非重点班”(名称可能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这种“选拔”和“淘汰”的功能，异化甚至颠覆了义务教育的“有教无类”的平等原则。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以人为本的“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吗？“因材”就是以人为本，是素质教育的“施教”根本原则。可惜以考为本的应试教育使得“因材施教”衍变为因“考”施教的以末为本的教育。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吗？可惜被别人借到文官考核制度中去打破世袭，我们却为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把今天的教育异化为“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的为考试服务的本末倒置的教育。

看看《论语》里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讲的是“亻”，“仕”讲的还是“亻”！无论“优”指“富余”还是“优秀”，也不论“仕”是指“有道德的公务员”还是“修身养性(许慎解为“学”——觉悟)”，都是标准的以人为本！

想想上面我们曾经拥有的教育，当今发达国家搞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如果中国来个教育复兴，不是搞素质教育，还能是什么？

“野马副业"

整整一年不写博客，不见文章，没了消息，让许多读者深感失望，也引来很多猜测。“金盆洗手”，“隐退江湖”，“江郎才尽”……说什么的都有。

当“官”以后，杂事太多，俗务缠身，对中国教育的关心似乎成了“野马副业”。其实，是在参与推广汉语的工作中，又发现了另一片天地。四年前，我发现在迈阿密大学300多学中文的美国学生中，只有两人用汉语词典。后来，我在给俄亥俄州立大学高级研修班的学生讲课时发现，这些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研究生，大部分是在学汉语至少两三年以后才开始用字典。也就是说，美国学生在开始学汉语的两三年内，是没有工具可以借助的。试想，如果我们学英语没有词典，能够忍受多少年？恐怕一年都难坚持！到底有多少美国学生因此放弃学中文？只有天知道。

三百年前，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撰字典时，根本没有想到今天外国人使用汉语字典的问题。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汉语字典是为中国人设计的，但若让中国人使用部首和笔画去查“我”字，100个人中有99个会狼狈不堪。甚至姓“尹”的博士都查不到自己的姓，更遑论被简单、实用的英语词典宠坏了的外国人。

只要懂26个字母，谁都能查英语词典，但查汉语词典则必须先热身至少两三年。如何弥合这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终于设计并编撰了一部不用经过中文培训，任何人都能便捷地使用的汉语词典。编撰一部汉英词典往往需要一个颇大的专家群和大量的辅助人员，我们一家三口干这个，苦不堪言！这部近200万字篇幅的词典已在美国出版。国内版本将由商务印书馆于明年出版。

尽管没日没夜地赶词典，三年来没有哪一天能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觉，但心里时刻都忘不了中国的教育和关心教育的读者们。3月25日在我的博客上看到一位叫林梦的读者留言：“教授，今年在网上查不到您这一年的消息，两会期间的教育改革也没听到您的声音，您这段时间在做什么呀？您博客去年到现今基本没有更新！对了，郎咸平教授对教育的看法基本与您的一致，有机会去他的《财经郎眼》做做节目，推广您的教育理念。很想念您！”

读了这篇留言，心里不安了好一阵。好在《文集》很快要出版了。总算有个交代，也希望广大读者能谅解。

不是问题的问题

《文集》要不要修改？

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原来由各家出版社出单行本，为了各本书自身的叙述完整，各书中必然有些重复的部分。例如，在分析中国素质教育的盲区时，我在《素质教育在美国》里，引用了“人的行为的两元性和两重性的交叉图解”；在阐述怎样在“玩”中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时，我在《玩的教育在美国》里，解释了“人的行为的两元性和两重性”的理论，等等。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文集》，原来有些重复的部分，要不要删？

当然，最简单的是所有的读者都买整套书，我们重新编辑、整理全套书的内容，把重复的部分删掉。但考虑到有不少读者可能不买整套书，而是买单本。如果删了有关内容，买单本的读者就会不知所云。为了叙述的完整，也为了阅读的方便，似乎不删更妥些。

10年前针砭时弊，可能入木三分，但现在看来也可能如同隔世，如专业对口、包分配等。

我说：不应该改，鲁迅的著作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值得质疑的语法问题，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等。

妻子打断我的话：“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看来还真是问题……”

结果，就是适当删改。并不是我想藏拙。敬请读者原谅。

又是一个20年

几十年来，我还基本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度假。去各地讲学总是来去匆匆，两次到杭州，连西湖在哪个方向，至今都一头雾水。不是接待单位粗心，而是行程确实太紧。

这次，我和妻子决定放纵一次自己，乘游轮到阿拉斯加漂流一周。结果，手机无信号，邮件收不到，秘书找不着，同事不知道，编辑无奈了，连儿子也不知道我们到了哪里。头两天，吃了睡，睡了吃(迷迷糊糊地睡，24小时免费吃喝)，观风景，看演出……到了第三天，就有了罪恶感，似乎觉得对不起人生。于是，坐在阳台上，改书稿，写序言。

大海茫茫，晴空万里，雪山银白，冰川微蓝，海鸥翻飞，鲸鱼戏水，帆船悠悠，浮冰点点，晨曦一抹，晚霞万道……妻子笑我在奇幻的风光中竟然有内疚感。

我说：“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跑到哪里，都跑不出心灵的感知。我知足，但不常乐。谁叫我20年前就选了教育作自己的专业！”

噢，又是一个20年……

2010年5月26日

于阿拉斯加白令海峡

中国的基础教育注重让学生掌握知识量，要多学、多记；美国的基础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独立性思考，让学生多问、多想。这个“童子功”的明显差别造成美国的学生后劲更足，创造力更强。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基础教育问题的一些观点、访谈和文章，不仅有理论研究，也有对实例的分析和探讨。

本书所有文章，集中展示了作者“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要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的思想，这是作者对比中美基础教育之后的核心思想。从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旅美教育学家对祖国基础教育的思考及关注，体会到作者的爰之深，故而责之切。

本书收集了作者多种文体的文章，读者既能欣赏到作者理论文章的深刻犀利，又能领略到其杂文的嬉笑怒骂、随笔的轻松诙谐、散文的细腻感人……

如果说，建设创新型国家应从教育开始；那么，基础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如果说，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那么，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的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必须触动形成这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教育——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从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

一句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本书收集了作者多种文体的文章，读者既能欣赏到作者理论文章的深刻犀利，又能领略到其杂文的嬉笑怒骂、随笔的轻松诙谐、散文的细腻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