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之一，本书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中评述了卞之琳的秩序追求之路，在中外文学交互影响的视野中讨论了卞之琳新诗探索中对于艾略特诗路的借鉴与姜夔词学道路的继承关系，并且系统梳理了卞之琳小说探索的历程及其意义。

卞之琳是杰出的诗人、翻译家、中外文学评论家。

在20世纪中西古今文化冲撞的混乱中，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遭遇现代认同危机的年代，卞之琳作为现代诗人追求人生秩序的历程，其新诗探索的意义，其在20世纪40年代在小说方面的探索，尤其是其融古化欧的跨文化视野对于今天的意义，日益凸显。

本书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中评述了卞之琳的秩序追求之路，在中外文学交互影响的视野中讨论了卞之琳新诗探索中对于艾略特诗路的借鉴与姜夔词学道路的继承关系，并且系统梳理了卞之琳小说探索的历程及其意义。

引言

第一章 与文学一起出发

 一、新异世界的追寻

 二、大时代里的小人物 

 三、五四文学的终结 

 四、与文学一起出发 

第二章 一脚一FooT 

 一、分期的讨论

 二、走出宿命之圆 

 三、生命被点亮 

 四、在否定中旋进 

第三章 缪斯的谱系

 一、淘洗 

 二、结晶 

 三、戏剧化

 四、化洋 化古

第四章 诗化小说

 一、从自我出发，以天下为怀

 二、明朗、陡峭、简练

 三、相接复相隔：《山山水水》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卞之琳年表简编

不妨先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讨论，即卞之琳为什么要考北京大学?我们的回答也可以简单：有志于文学。卞之琳自己也曾经有回顾与分析，只是他的答案不是这样。

卞之琳的分析思路是这样的：“近在中国，早一点则有1927年的革命风暴，哪怕在保守、落后的中学青年的心灵上，也都激起了一点波动。我在1929年秋初到荒凉的北方故都来找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这个回想起来颇有意味而当时并不自觉的行动，也就多少反映了革命高潮与低潮的心理影响对于知识未成熟、认识还朦胧的中学青年，尤其是倾向文学的青年，所起的作用与反作用。”这一解释并不是没有根据，但却显得不足。

对于1929年投考大学的青年而言，南京、上海、北京这些地域，在政治意义上，它们都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大城市，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不同者，上海作为商业重地，尽管有发达的报刊出版业，但它当时还没有声誉卓著的大学。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底第二次北伐结束，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南京的大学也日益声名显赫，但南京正是“学衡”派的根据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在这里没有新文学的传统与气氛，一个倾向于新文学尤其是新诗的青年，不选择南京是顺理成章的。北京虽然已经改名为北平，不少著名知识分子已经南下，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北京大学余威犹存，对莘莘学子仍具有吸引力。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我们也许更愿意认为，卞之琳投考北京大学，只不过因为它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学，此外并无特别复杂的原因。是的，名牌大学这个世俗的因素首先是不可忽略的。

但是，仅仅从世俗的角度解释显然也是简单化的。名牌大学所代表的学术尊严在这个时代同时具有“政治”的意义。

在20世纪动荡的时代里，每次政局混乱之后，学术的殿堂、艺术的宫殿都会成为给乱世人生提供意义的空间。我们最为熟悉的例子莫过于鲁迅在辛亥革命后埋首故纸堆的故事。鲁迅自己曾叙述过这一心路历程：“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于是，“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抄古碑之类对于鲁迅而言，既是消磨时间的方式，也是一种对抗社会政治的方式，更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认同危机的一种症候。

在鲁迅，如果说辛亥革命带给他的是对于政治革命的幻灭与国民的幻灭，带给他的是对于启蒙的焦虑，那么大革命带给一般知识分子的则不仅是对大革命所代表的政党政治的幻灭，对五四先驱者一直寄以希望的“民众政治”的幻灭，更是对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的幻灭。辛亥革命时代，新型知识阶层作为革命的领导阶层，他们度过了自己的拜伦式浪漫英雄的时代，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政治——通俗地说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这一过程中，知识阶层被迅速边缘化，社会政治的主体日渐“光棍化”，知识分子在这一处境中，要么加入其中，通过自我否定而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如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要么成为社会中尴尬而可笑的多余人，即郁达夫所说的“零余者”。有意思的是，还没有等这一历史过程走到它的极处，就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启蒙运动给知识阶层一个依赖话语权重新回到政治社会中心的希望，但是，大革命运动再次展开了辛亥革命后为五四中断了的历史过程。随着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社会再次深深陷入依靠枪杆子发言的时代，除了加入、依附枪杆子集团者，一般知识者对于时代已经没有什么真实有效的发言权，他们不得不再次被社会抛向边缘。相对于各个以自己集团的军事实力、政党实力较量的社会政治斗争，知识者不过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的边缘感、无力感、空虚感正是这一现实处境与角色的真实反映。拜伦式的英雄浪漫时代结束了，迎面而来的是混乱的现实与苦涩。曾经在鲁迅身上出现的从浪漫到直面现实的转变，由社会参与到疏离的转变，由呐喊到彷徨的转变，再次在不同世代的知识分子人生产道路上出演。

P18-20

21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会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本丛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人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着重个案研究，意在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突出他们对中外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跨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一流专家学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功力，是继20世纪仞沟通中西文化的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家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基本上做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本丛书志在这方面填补学术界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