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150年来，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痛！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由中西书局和布立赛先生、著名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博士从150多种两国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精选的15种亲历记录：英军7种，法军8种，外加《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这本《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是其中之一，作者是亲历对中国远征战役，在远征军总部供职的麦吉。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

随军牧师麦吉在《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中写道，“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大家得出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再也找不到与之媲美的花园了。我认为，法国所有的皇家城堡和宫殿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圆明园……”“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就是狂想也想象不出我们眼前确实存在的现实。必须有一位诗人、画家、鉴赏家、历史学家和中国学者集于一身的人，才能解释和形容……”。

《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史料，揭露和批判了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和焚烧圆明园的罪恶行径。

出版前言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序二 伯纳·布立赛

序三 王道成

序四 陈名杰

作者序

正文

在上一次卡菲尔战争期间，第六十来复枪团第二营的几个连队和第十二枪骑兵团的一个中队受命远征，他们没有什么装备，甚至连帐篷都没有，一路荒山野岭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当时正值潮湿的季节，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两位轻龙骑兵多次试图点火煮饭都未能成功，于是有人在不经意间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我以前在第五龙骑兵卫队，我自愿申请了参加远征，那天我在都柏林，正要离开波托贝洛营地，军士长对我说道‘金吉斯，这次的远征将会是你整个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他说的一点也没错，我现在真后悔。”

“是的”，他的伙伴回答说，“当时在我们部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当时在部队本来表现就不好，甚至称得上是个无赖，但是有一点算是对我良心的安慰，那就是，我和你不一样，我不是自愿要参加这次战役的。”

对于是不是自愿的，轻龙骑兵的感受我也深有体会。如果你从事的这项任务自己并不喜欢，但你还能时不时地以“我并非自愿参加的”来安慰自己，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你只是奉命行事，不管去哪里、做什么事都是在完成任务，你只需要尽力而为便可。从长远看，尽力而为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总是最轻松的，如果你是自愿来服役的，那就得将责任扛在自己肩膀上。

就在1859年至1860年间的冬季，有一天，夜幕刚刚降临，我和一位同伴在我家里，坐在舒适的炉火边，捧着书本在阅读。在这个自由自在的世界，尽管生活中也难免有一些烦心的琐事，但能有这样一片自己的小天地，我已感到非常心满意足了。就在这时，一封信函打破了我宁静的生活。我打开信封，一看上面的字迹便知是一位要好的老朋友写来的，从信的前面几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要奉命参加横跨大陆的中国远征(在香港集结)。

就算一枚炮弹从天而降，也比不上这个消息更让我惊慌失措。“要我去中国”，我手里拿着信喃喃自语。我的同伴合起书，抬头看着我，其惊讶程度不亚于我。有几分钟，我们俩谁也没说话，但此时，我的内心早已思绪万千！然而我并没有忘记，并且马上意识到，这就是我的任务，我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使命。我已经“参军入伍”，军令如山，别无选择。此刻，我突然有了信心，这种信心能给人以希望，能帮人克服恐惧，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困境之中指引着我，引导我这艘小船在渡过一片又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后依然安然无恙。我低头祷告，“奉行神的旨意”。顿时，我心平气和了许多，虽然知道困难重重。

我现在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假装若无其事，将这件事看成一个有趣的玩笑、一次快乐的旅行，如此等等，以免别人为我感到难过，因为他人的怜悯会让我觉得难以忍受。距离出发还有几周的时间，我既期待又害怕这个时刻的到来。

不管是福是祸，该来的终究会来，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已经在马赛港登上了“瓦莱塔”号，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轮船开始驶向里昂湾，海上波涛汹涌，大部分乘客忧心忡忡。还好晕船这种可怕的事情总是和我无缘，因此不需要忍受这种额外的痛苦，甚至根本就不用担心，当然，极度的孤独和失落足以让我伤心欲绝。和我在同一个船舱的一位少校，是苏格兰人，虽然随着天气转热(我们一路相互支持，直到加勒)，他的脾气也变得有点暴躁，但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伙伴。三天后的深夜时分，我们抵达马耳他，船抛锚时周围漆黑一片，我突然听到一位熟悉的老朋友大声叫喊：“喂，麦吉，你在哪？”“我在这，你在哪？”“这边，我有一艘小船，快过来。”我的老朋友在他期待已久的“瓦莱塔”号上查到了我的名字，非常热心地赶过来接我。我们划着小船，穿过港湾，来到另外一位部队朋友的住处，他就驻扎在马耳他，和这些朋友分别才几个月，在异国他乡的驻地相见，大家颇感亲切，部队生活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原因，当然也包括一些正常的伤亡，总是让你不断失去一些朋友，但是他们又不会彻底消失，总是会在世界其他角落落地生根。然后，在你最意想不到但又最渴望友情的时候突然出现。过了四个小时，我们离开了马耳他港，朝亚历山大驶去，我们正好避开了一阵狂风暴雨。但是我们的姊妹船(“瓦克媞斯”号)当时正从亚历山大出来，多亏他们船长(他的兄弟指挥“瓦莱塔”号)有威信，没有任何领航员冒险将船引领出港，因此也躲过一劫，只是船尾受损严重，必须停在马耳他维修。虽然离开法国没几天我们就遇上了最严重的大雾，但是亚历山大的天气异常炎热。在开罗，我们又耽误了两天，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之所以耽误，是因为在红海遭遇风暴，风暴来势汹汹，我们的船根本无法继续接收邮件和其他乘客，直到风暴逐渐减退才得以继续行驶。当然，延误并没有让我难过，正好可以借机去第一座东方的城市看看，这可是我以前从未去过的。不过读者朋友，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把对开罗的描述，以及这次横跨大陆征途上的任何细枝末节强加于你。每个人都读过大量此类书籍，他们写得比我好多了，每个人都看过阿尔伯特·史密斯描绘的“中国”，这类书籍的读者中百分之二十都有过自己的旅行经历。P1-4

在最近的对中国远征战役期间，我有幸在远征军总部供职，见证了每一个重要时刻。当时中国天气炎热，我们有时候住在钟形帐幕内，有时候连帐篷都没有，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记录，或许我有理由说，我和大部分在部队服役的人一样，对所见所闻有很好的观察和记录机会。有些朋友再三邀请我发表一些对当时战役的记述，但是，我还是有点犹豫，因为我不是军事人员，无法对这件事做出公正的评判。

写完这些内容后，我才知道沃斯理上校已经发表了他的著作，否则我绝不会去尝试做他已经完成了的事情，但是我写下这些东西，是因为当时相信还没有人考虑过对这次战役做相关记述，在我回国后，我也不想将我的书稿付之一炬。

我觉得不需要特意将战争期间的工作经历公布于众，并且认为这样会更合适。不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或者不愿意“夸大自己的职责”，而是因为，任何事情如果可能会给人以妄自尊大之嫌，大家都会尽量避免；作为一个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本应该扮演牧师角色的人，我更应如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些人或许期待我从一个不是那么世俗的角度去写这本书。

在我看来，如果有值得歌颂的地方，我会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对于一些可能引起非议的地方，我尽量保持沉默，将其留给比我更合适的其他人去评判。因为我充分意识到，仓促草率的评价，有可能甚至可以说往往是不公正的，一旦公布就可能会造成伤害，这种伤害甚至再也无法修补或愈合。毫无疑问，吹毛求疵者有其合理之处，不过，我无意分享他们的快乐或痛苦。

如果书中涉及的内容对任何人造成不悦，那绝对是无意的，我愿意为此道歉。

我的记述没有太多的安排和计划，这部分是因为，有时候思绪的闸门刚打开，觉得必须要拿起笔来记述时，一些令人烦心的琐事又会让你无法静下心来。另外，所有去过中国的人都可以证明，当地的气候只能让你见机行事，而不是按照计划行事。

1862年6月于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