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王朝像大宋帝国那样，自一开始就弥漫着衰亡的气息。本书以深邃的历史眼光，跨越从五代丧乱、宋祖立国到南宋灭亡近三百年的时空，挖掘了大宋衰亡的内在病因：军事上从战而不利到丧失信心到一味求和，政治上从锐意改革到意气用事到私欲横行；心态上从宽厚仁爱到自甘平庸到寡廉鲜耻——再现了大宋王朝自身的无奈、无能、无聊以致无所作为的衰败轨迹，给人以寒鸦催斜阳、西风凋碧树的落寞苍凉之感。

历史与文学的最佳结合，通过历代王朝的衰亡，理解政治兴替的潜规则。

大宋朝灭亡了，对自身文化过分的自信和依赖使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血泪痛苦。但是，第一次被异族统治的中国却像一所被人打开了大门的学校，以它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和博大胸怀教育和融化了所有走进这个光辉殿堂的人。正是宋代的独特精神，奠定了中国从此以后的长期统一稳固。

汉唐以后不再有汉唐，但宋以后中国永远是中国。

东京 汴梁

 第一章 四战之地

 第二章 惊涛裂岸

 第三章 半壁河山

行在 临安

 第四章 拍遍栏干

 第五章 雾失楼台

 第六章 谁宾谁主

修订后记

国家首都的意义就如同“宗庙”、“社稷”一样，也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讲究。

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日“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后梁建为东都，后晋称为东京，本朝因其名，定为国都。于京都置开封府，京畿一路辖有五州四十二县，后虽稍有减损，也有十六县。

从古代“天下九州”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是“兖州”之域，春秋时为卫、陈、郑三国之境，战国时为魏都，居于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其中尤须一提的是其水路交通。黄河以外，汴梁周遭诸水，莫以汴河为重。据说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荡渠，就是后来的汴河。汉时河、汴决坏，汉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济渠，再东引入泗，连于淮，以通江淮漕运。炀帝巡幸江都，即乘龙舟泛此而往，故亦谓之御河。河畔御道植柳，郁郁葱葱。至唐，改名为广济渠。宋都汴梁，自此往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商旅轴轳相接，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运东南百物，下西山薪炭，不可胜计。

帝国中心枢纽的地位，决定了东京汴梁的迅速兴盛。唐之汴州旧城，周回不过二十里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兴国年间大事扩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里又二百三十三步，称为国城，又日罗城，使东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没过多久，便一跃而成为帝国最大的城市。东京陷落后，它的风华繁盛成为当时无数人心目中的美好追忆，并被发之笔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种，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正史记载里所无法具备的东京的生动形象。

不过，帝国首都却无险可恃。

汴州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战之地”，即所谓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而极易遭受攻击。战国时的赵国也是立国于四战之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条“全民习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备，但最终还是被以关中险固之地立国的秦国所败。四战之地虽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却非帝王之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京师乃国家中枢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銮舆播迁，政令不行，这种灾祸将足以动摇宗庙社稷。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本朝从立国那天起，对国家的威胁主要就是来自北方。太祖平复周境虽然未费功夫，但对北汉就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北汉之地在黄河以北，离汴京就只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禅后的实力，守虽然可以暂无大碍，但立时克服，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国策是“先南后北”，尽管极富谋略，但多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北汉之外，还有辽国，夷狄之徒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京平坦开阔四通八达之地，又岂能轻易战守而游刃有余？自太祖时起京城陆续汇集了全国的精锐之师数十万之众，目的就是捍卫京畿，但即使是天险，也有险不足恃的时候，更何况汴京这个根本就无险可守之地！

其实在建国后不久，太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偶然，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阳。西京洛阳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过了充满美好回忆的少年时光。不过，皇上自从十二岁离开后，十年仗剑漫游，十年戎马倥偬，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一直再也没能很好地重游故地。此番亲身体验到西洛山川关河的雄壮，一刹那间大生感慨。太祖想，据此险固之地而立都，则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岂非天赐之便？新朝开国皇帝这时开始后悔自己匆匆建都开封的草率，于是提出迁都。一代雄主发自内心地认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效汉唐故事，应该是绝妙的霸策。可惜的是，从驾的大臣无不反对。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听。祭祀先祖罢，皇上赖着不肯起驾东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实。对此，群臣甚是惊骇，一时无有谏者，但有位不肯服输的大臣再度上言。

这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他的话说得似乎很实在：东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数百万斛的漕米，都下数十万兵马仰给于此，陛下留居此地，米从何出？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岂能动摇根本？

那就径迁长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还是坚决的，所以他赌气说出此话。

终于有人叩头了，凡是懦弱无识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后总是会祭出这个法宝。这是晋王赵光义，皇上的御弟、新朝主要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太祖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话自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晋王以首叩地言辞恳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这件事情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以沉默回答晋王。晋王退下，太祖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是太祖第二次长叹了，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为顾全大局而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妥协。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至于它的是非功过，简直无法评说。新朝的开国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确有远见卓识，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尽管后来也不断有迁都之议，但都不能付诸实施。

太祖于西幸洛阳七个月后去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御弟晋王赵光义出乎意料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宝。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继承原则是父丧子代，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兄终弟及的道理；但这又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赵光义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没有他就没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与统御才能更不让乃兄，在国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创制阶段，以他的地位与威望入继大统，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多少有点不正常，朝野有些议论和谣言也是事出有因。说起来也是光义有心要当皇帝，否则，有太祖谦虚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变故突发，朝廷内外一时没有准备而有传位于弟的意向，光义理所当然也还是必须谦让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称“太宗”。P9-11

本书初版于1995年，再版于2004年。与其姊妹篇《日落九世纪》相同，这部小书的遭际亦颇坎坷。尤其是再版时为不良书贾改窜易名，颠倒涂抹，几不可卒读，令人耿耿于怀。此次有机会修订，拂拭磨洗之外，同时也改正了一些原有的错误，并对几个关键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写。

本书与《日落九世纪》的风格并不相同。寄寓之旨，亦各有侧重。因此当初以“衰亡”主题一以贯之，并不合适。今分别冠以不同副书名，期能名实相安、意旨各尽。

再版时曾撰一后记，大意谓此书虽撰成于昔时，疏误甚夥，但私尤好之，略无壮悔少作之慨。今虽又过数载，敝帚自珍的心情依然如故。以此不揣谫陋，再付枣梨。知我罪我，岂复关心。

2008年7月作者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