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作家比赛智慧的竞技场，也是一个为读者消闲解闷的迷宫式游戏，让你享受舒适的刺激，并提高您的思考能力。

惊险小说是今天国外最广大读者群的一个文学作品，本书精选了美国雷蒙德·昌德勒《爱狗的人》、英国克莉斯蒂著《十个小印第安人》、美国哈梅特《烧焦的脸》、法国西麦农《麦格雷警长的圣诞节》、瑞士弗·迪伦马特《法官和他的刽子手》5部惊险小说，全部是世界惊险小说的经典之作。

惊险小说是今天国外最广大读者群的一个文学作品，英美两国每年出版的小说有1/4是犯罪侦探—间谍小说。从毛姆到格雷厄姆·格林，从马克·吐温到福克纳，都写过惊险小说。本书所选的5部作品，全部是世界惊险小说的经典之作。

爱狗的人

[美]雷蒙德·昌德勒  傅惟慈译

十个小印第安人

[英]克莉斯蒂著 傅涛涛译

烧焦的脸

[美]哈梅特  芜苇译

麦格雷警长的圣诞节

[法]西麦农 张道一译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瑞]弗·迪伦马特 张佩芳译

一

门前停着一辆崭新的德·索托牌小轿车。我绕过这辆车，踏上三层白色的台阶，穿过一扇玻璃门，又上了三层铺着地毯的台阶，按了一下电铃。

马上有七八条狗狂吠起来，声音之大，差点儿把房顶掀掉。在一片汪汪、嗷嗷的狗叫声中，我往室内瞧了一眼：一间做办公室用的小套间，摆着一张折叠式盖子的办公桌；一间候诊室，摆着几张式样古朴的皮椅子，墙上挂着三张开业特许证，一张式样古朴的桌子上面散乱地摆着几本《爱狗者》杂志。

房子后边有人把狗喝住，接着里边的一扇门打开，一个身材瘦小、面目清秀的人走了出来。这人穿着一件棕色工作衫，胶底儿皮鞋，像铅笔似的一撇小胡子下面露着殷勤的笑容。他前后左右看了看，又在我腿下搜寻了一遍；他没有看见我带着狗来，他脸上的笑容不那么殷勤了。

他开口说：“我也讨厌它们这么叫。我很想戒掉它们的这种恶习，可是没有办法。每次一听见电铃响，它们就来劲儿了。这些狗闷得发慌，它们知道电铃响意味着有生人来。”

我说：“是啊。”把我的名片递了过去。他看了一遍，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翻到正面重新看起来。

“您是私人侦探，”他一边舐着潮湿的嘴唇，一边低声细气地说，“嗯——我是沙尔普医生。您到这儿来有什么贵干?”

“我在寻找一条丢失的狗。”

他向我眨巴了眨巴眼睛，柔嫩的小嘴闭紧了，一张脸慢慢地涨成红色。我说：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您偷了狗，大夫。别人偷了狗，您这里是窝藏赃物最方便的地方。您绝对不会怀疑狗是偷来的，您说是不是?”

“我不喜欢您这种想法，”他板着脸说，“您在找什么样的狗?”

“一条警犬。”

他用鞋尖在地毯上蹭了一下，仰头望着天花板的一角。他脸上的红晕褪下去了，脸色变得非常苍白，还带着些闪光。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这里只有一条警犬。我知道犬主人是谁。所以我想……”

“要是这样，您让我看看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吧。”我打断了他的话，没等他许可，迈腿就往里走。

沙尔普医生站在那儿不动，继续在地毯上蹭鞋尖。“我怕这不太方便，”他低声说，“过一会儿您再来一趟吧。”

“对我来说，最好是现在。”我一边说，一边伸手拉门把手。

他三步两步地从候诊室跑到那张带折叠盖的办公桌前面。一只小手摸索着去拿电话机听筒。

“你要是硬来，我可要……我可要叫警察了。”他急急忙忙地说。

“太好了，”我说，“找警察局长富尔维德接电话吧。告诉他卡尔麦迪在您这里。我刚从他的办公室来。”

沙尔普医生把手从电话机上挪开。我对他笑了笑，用手指头捻着一根纸烟。

“好了吧，医生，”我说，“摇摇脑袋，别让头发遮住您的眼睛，陪我进去吧。您要是对我客气点儿，说不定我会把我知道的这档子事说给您听听。”

他轮流咬着上下两片嘴唇，盯着桌上的棕色吸墨纸看了一会儿，又用手摆弄了一下吸墨纸的一角。半天他才站起来，穿着一双白皮鞋走到屋子另一边，打开通向内室的一扇门。我们走过一条窄窄的灰色过道，从一张开着的门外面可以看到一间屋子里的手术台。我们又穿过一扇门，走进一间光秃秃的屋子。这间屋子水泥抹地，墙角放着一个煤气炉子，炉子旁边摆着一盆水。靠着一面墙排着一列厚铁丝网做门的双层兽栏。

铁丝网后面，各种各样的小猫、小狗瞪着眼睛看我们，好像期待着什么似的。一只墨西哥种的小狗蜷缩在一条棕红色的大波斯狗脖子底下，波斯狗脖子上套着一条羊皮颈圈。一条苏格兰种的狗带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瞪着我们。一条杂种小狗一条腿的皮完全擦掉了。此外，畜栏里还有一只皮毛闪光的灰色安哥拉猫、一只威尔斯种的短腿狗、另外两条杂种小狗。一条大嘴巴的猎狐狗，嘴巴向下弯着，非常神气。

所有这些小动物的鼻子都是湿漉漉的，眼睛都闪闪发光；它们都想知道我是谁的客人。

我把它们一一看了一遭，“这些都是小玩艺儿，大夫，”我气哼哼地说，“我说的是警犬，灰黑色的，一点杂毛也没有。一条公狗，九岁。全身哪儿都长得挺好，只有尾巴短了一点儿。我是不是使您厌烦了?”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是的，可是……”他嘟嘟囔囔地说，“好吧，跟我来。”

我们从这间屋子走出去。小动物非常失望，特别是那只墨西哥种小狗，拼命想从铁丝网后面往外钻，而且差一点儿就真的钻了出来。我们从房子后门走到水泥抹地的后院里，对着院子是两问汽车房。一间是空的；另一间房门只开着一条缝，屋子里黑咕隆咚。在屋子紧里面拴着一条大狗。铁锁链哗啷啷地响，狗嘴平放在一条当被褥用的旧毛围巾上。

“小心点儿，”沙尔普说，“这条狗有时候凶得很。我原来把它放在那间屋子里，它把别的狗都吓坏了。”

我走进这间汽车房。这条大狗马上对我汪汪地叫起来。我又往前走了两步，它往前一挣，抻得铁链哗啷啷地直响。我对它说：

“哈罗，乌欧斯。来，握握手。”

它把头缩回去，伏在毛围巾上。它的耳朵向前竖了一点儿，不再吼叫了。这只狗长着一对狼似的眼睛，眼眶是黑的。接着，它弯曲的小短尾巴噼噼啪啪地慢慢敲打起地板来。我又说：

“握握手，孩子。”我伸出一只手去，小个子兽医在门口再一次要我小心。这只狗用大爪子拄着地慢腾腾地站起来，耳朵抿到后边去，完全恢复了常态。它把左爪子抬起来，我摇晃了它的爪子几下。

兽医抱怨道：“这可真是怪事，卡尔……卡尔……”

“卡尔麦迪，”我说，“是一件怪事。”

我拍了拍大狗的脑袋，从汽车房里走出去。

我们又进了屋子，走进候诊室里。我把杂志胡噜到一边儿，一屁股坐在桌角上，上下打量着这位漂亮的兽医。

“好了，”我说，“说吧。狗主人是什么人?住在哪儿?”

他愁眉苦脸地想了一会儿，“狗主人姓乌欧斯。他们搬到东部去了，等他们一安置好，就派人来接这条狗。”

“太妙啦，”我说，“这条狗叫乌欧斯，是根据德国一个飞行员的姓起的。这家人又根据这条狗都姓起乌欧斯来了。”

“你认为我在说瞎话?”小个子兽医气哼哼地说。

“嗯……哼。您胆子太小了，干不了坏事儿。我猜想这条狗是谁窝藏在这儿的。我现在给您说说我的故事。两个星期以前，桑‘安杰罗有一个叫伊索贝尔·斯耐尔的姑娘从家里走出去，失踪了。她跟她的姑婆住在一起，一位老爱穿灰绸子衣服的挺可爱的老太太，脑子很聪明。失踪之前，这个姑娘常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混，到夜总会、赌场这些地方去逛游。老太太知道，事情要是声张出去会引起人们风言风语，很不好听，所以没有报告警察。直到斯耐尔的一个女朋友在您这里偶然看到这条狗，老太太一直没打听出任何线索来。这个女朋友把她看到狗的事同老太太说了。老太太雇用我调查这件事，因为她侄孙女开着汽车离开家的那天，是带着这狗一起走的。”

我在鞋底上捻灭了烟头，又重新点了一支。沙尔普医生的一张脸白得像发面团一样，一滴滴的汗珠流进他那漂亮的小胡子里。

我不紧不慢地继续说：“现在这事警察还没有插手，刚才我提到富尔维德警察局长是故意骗您。这件事咱们两人谁也别往外声张如何?”

“你……你要我做什么呢?”小个子医生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您对这条狗准还知道些什么。”

“是的，”他很快地说，“把狗带来的那个人好像挺喜欢它。一个真正爱狗的人。这条狗在他手里也很驯顺。”

“这么说，这个人肯定还会露面，”我说，“什么时候他到这儿来，您一定让我知道。这个人什么样子?”

“又高又瘦，黑眼睛非常有神。他老婆也是个瘦高挑，同他一样。穿的衣服很讲究，不怎么说话。”

“那个斯耐尔姑娘是个小矬个儿，”我说，“为什么您对这件事这么鬼鬼祟祟的?”

他盯着自己的脚，什么也没说。

“好吧，”我说，“谈谈正经事吧。只要您同我合作，我保证不让您的名誉受损失。这笔买卖您做不做?”我把手伸了出去。

“我跟您合作。”他低声细气地说，把一只又湿又粘的小爪子放在我的手里。我轻轻地摇了摇，生怕把他的骨头折断。

我告诉他我住的地方，便走到外面阳光灿烂的街头。我走了一个街段，到我停放克莱斯勒牌汽车的地方。我坐进汽车里，把它从拐角里开出一段路来。从停车的地方我可以远远地看到德·索托牌汽车同沙尔普兽医院的正门。

我在车里一直坐了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以后，沙尔普医生穿着外出服装从他诊所里走出来，上了汽车。他把车开到一个街角，拐进一条通到房子后门的横巷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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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惊险小说漫谈 (代序)

傅惟慈

惊险小说是今天国外拥有最广大读者的一个文学种类。英美两国每年出版的小说，估计有四分之一是犯罪一侦探一间谍小说。在法国，据最近《法国在读书》作的一次调查报告，喜欢读侦探小说的占全体读者的3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掀起了推理小说的热潮，1977年推理小说的销售量达到2000万册。尽管在大多数文学评论者眼里，惊险小说只是一种消闲、娱乐作品，不属于严肃的文学，但是世界各国不少知名的作家，却在这方面显过身手，并试图利用这种形式，表现严肃的主题。从毛姆到格雷厄姆·格林，从马克·吐温到福克纳，都写过远远超过商业化惊险小说水平的间谍、侦探作品。瑞士当代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杜伦马特，不只写了非常出色的犯罪、侦探小说，还公开声称，反映犯罪问题是研究社会的惟一有效的方法。他的话说得可能有些绝对化，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要想认识今天的西方世界，要想了解资本主义社会面貌和人民心理，惊险小说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侦探小说衍生出来的间谍小说在西方大为流行，出现了一批红极一时的间谍小说作家。其中不少优秀作品，不仅情节曲折、紧张，构思严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华约与北约国家间的勾心斗角的间谍战，反映出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

在惊险小说这个总名称下，包括犯罪、侦探、追捕、间谍、推理等性质和题材不完全相同的各个种类。在西方专论这类作品的论著中，名称并不一致，更无细致的分类。但是所有这类作品，起源最早的还是纯以侦查、破案为内容的侦探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品种都可以说是侦探小说的变种，不论作品的布局(提出一个悬案再一步步地进行解决，或者先把悬案的解决摆出来再追溯故事的发生等)、写作的手法(故布疑阵、逻辑推理、一环扣一环的紧张情节、时间、地点所起的关键作用等)，或是主人公的刻画(英雄式的人物，英雄+流浪汉或海盗式的人物，用一个有些傻气的助手衬托破案主角的精明等)，都是从侦探小说脱胎、演变而来的。为了了解国外现代惊险小说的大概情况，不妨先对惊险、侦破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794年英国出了一部名叫“卡列布·威廉斯”的长篇小说，写一个出身寒贱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主人几年前曾经杀害了一个邻居，并使一个无辜的佃户和他的儿子蒙受不白之冤，被处绞刑。主人害怕自己的秘密被泄露出去，便对这个年轻人百般迫害。这部小说共分三卷，采用了倒叙的写法，第一卷首先描写的是对年轻人进行紧张追捕的场面。《卡列布·威廉斯》的作者威廉·高德温是当时英国激进运动的一个领袖人物，他写这部小说原意是要阐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不公正，宣传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但这本政治性小说却奏出了侦探小说的几个基调——既有谋杀、又有侦查，追捕故事也是后来惊险小说惯用的一个模式：先写结果，再追溯事件起因，更是侦探小说经常采用的结构。因此，有人把《卡列布·威廉斯》看做第一部侦探小说。但是讲到侦探小说的鼻祖，现在公认的意见还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艾德加·爱伦·坡。

爱伦·坡是第一个以谋杀和破案为小说主题的作家，他写的这类短篇小说有《莫格街的谋杀案》、《玛丽·罗杰特神秘案件》、《被盗窃的信》、《金甲虫》和《你就是杀人凶手》等5篇。有趣的是，这5个短篇恰好为后来侦探故事建立了5种常用的模式。《莫格街的谋杀案》写的是一间门窗紧锁的房间里发生的杀人案；《被盗窃的信》提出被人人忽略的事物常常是破案的关键；《玛丽·罗杰特神秘案件》为后来根据文字或口述材料，运用严密推理破案的小说(这种侦探在西方被称作“坐在安乐椅上的侦探”)创立了先例；《金甲虫》写的是解译密码文字；在《你就是杀人凶手》里既有诬陷、又有侦查，最后还巧妙地安排了死人说话的心理战。在这5篇故事中，有3篇破案的主人公是业余侦探杜宾。爱伦·坡不只创造了这个头脑非常聪慧、性格有些浪漫的超人式的英雄，还把故事的记述者有意写得有些呆滞，作为陪衬。这种以聪明的侦探和愚鲁的助手构成一对搭档的手法，为后来许多侦探小说作家所沿用。不论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克利斯蒂创造的帕罗阿和亥斯庭斯船长，还是艾勒里·奎恩同他的父亲老奎恩，都可以说是沿袭了爱伦·坡的这一对比的手法。这种写法，不仅能把故事交代清楚，把侦探的思路阐述明白，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破案人的聪明和机智。当然，爱伦·坡决不会承认他是个侦探小说家，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开创的这个文学品种今天竟发展到如此声势浩大的地步。但是，他的这些作品对后世侦探小说的影响确是不容忽视的。

1870年英国实施了教育改革法案，原来无权学习文化的下层群众取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就出现了威尔基·柯林斯在1858年预言的数目众多的“未来的读者”。与此同时，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长篇小说必须由三卷汇合成编的传统废弃了，出版商大量印刷售价低廉的单卷本小说，而且为了适合群众的购买力，还常把一部长篇作品逐月分期刊印，通俗小报和期刊杂志更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这一切都大大繁荣了通俗文学。英国现实主义伟大作家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一部颇具侦探小说味道的严肃作品)和柯林斯的《月亮宝石》(一部对后来影响极大的真正侦探小说)，最初便都是以分章付印的形式出版的。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出现了警察的形象。《荒凉山庄》中的探长巴凯特，深通盗匪内幕，为人机智而富于同情心，是狄更斯心目中英国警官的形象；《月亮宝石》中的警官卡夫是侦破被盗的宝石的英雄，据说这个人物是柯林斯根据英国警察厅刑事部一个真实人物塑造的。警察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既标志着人民心理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事实。原来早期的侦探和警察，不论是在英国和法国，不是洗手不干的匪徒，就是与盗匪有勾结的可疑人物，人民对他们是不信任的。直至19世纪中期，在伦敦、纽约、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才陆续成立了在政府控制下的警察厅和侦缉机构。从这时起，警察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成为社会治安、人民财产的维护者。甚至在对警察有传统厌恶情绪的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警察沙威尽管代表法律却极为人们嫌恶)，也出现了第一个写警察破案的侦探小说家艾米尔·卡波留。

讲到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早期侦探小说，自然要数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柯南·道尔一共写了4个长篇和60几个短篇。最初写的两个长篇《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直到1891年在销路达30万份的《海滨杂志》陆续发表福尔摩斯短篇侦探故事以后，才风靡一时。根据柯南·道尔写的回忆录，福尔摩斯这一具有科学头脑的大侦探形象，是根据他在爱丁堡读书时一位老教授——约赛夫·贝尔为原型创造出来的。约赛夫·贝尔头脑敏捷，善于推理。在他给病人诊病时，不等病人张口，他便能根据自己敏锐的观察力给病人诊断，并猜测出病人的国籍、职业和其他特征。柯南·道尔进一步发挥了贝尔教授的特点，赋予歇洛克·福尔摩斯以非常富于个性的独特性格，通过他生活上种种细小的癖性和习惯，创造出了一个血肉比较丰满的侦探形象。直到今天，福尔摩斯诞生一百多年以后，他对人们的魅力仍然不衰，柯南·道尔的作品仍然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福尔摩斯探案所以获得这样大的成功，从写作艺术上讲，也许可以归结到三个方面。一是作者善于构思和布局，每一篇故事都有曲折的情节。作者根据故事发展，巧妙地安排结构，引人入胜。二是作者善于描写场景、制造气氛，投合了读者追求刺激和耸动的心理。作者笔下的场景常常既是人们熟悉的现实世界，又写得阴森恐怖、惊险离奇，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三是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既是科学家又是侦探，既是绅士又是超人英雄的艺术形象。读者一方面感到福尔摩斯进行的各种侦探活动合乎逻辑、入情入理，是一个可信的现实人物，另一方面又为他的超人智慧和英勇冒险行为所吸引，把他看做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此外，福尔摩斯侦探案所以能风靡一时，还不能忽略当时的社会条件。在福尔摩斯诞生的时候，一个拥有资财和闲暇时间读书消遣的中产阶级已开始在英国形成，他们需要一个能够保护自己财产和地位、惩罚破坏社会安定的力量，福尔摩斯就是代表这一势力的超人英雄；他们也需要读到罪恶受到惩罚、正义得以伸张，既给他们带来惊悸恐怖、又使他们得到快感和满足的文学作品。福尔摩斯侦探案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但作者柯南·道尔并没有把他写的这些探案小说放在很高的文学地位，他的真正兴趣在于创作历史小说。为了不妨碍自己的“真正事业”，他还一度把福尔摩斯处决，打算就此搁笔。但是广大读者却不愿意他这样做，为福尔摩斯说情的信件从国内国外像雪片似的飞来，柯南·道尔在停止写作10年之后，在1903年终于又让福尔摩斯复活了，他的名声至今也建筑在他并不太甘心情愿写出的这些探案小说上。

自从福尔摩斯探案问世并大获成功以后，模仿者风起云涌。有的把福尔摩斯的逻辑推理绝对化，使破案的侦探成为一架“思想机器”(美国侦探小说家雅克·富特雷尔笔下的凡·杜森教授刚刚学会下棋的规则，便运用他神奇的逻辑推理能力在30步棋内击败了一位象棋世界冠军。这位凡·杜森教授的绰号就叫“思想机器”)；有的故意同福尔摩斯开玩笑，做了类似翻案的文章，叫一个大侦探经过精心侦查严密推理得出的结论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E.C.本特里的《纯特的最后一个案件》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也还有的撇开推理和物质线索，利用直觉或对罪犯的品性的观察进行破案(这便是写严肃文学的英国作家G.K.柴斯特尔顿创作的一套以天主教神父布朗恩为主角的短篇侦探故事)。在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英美两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侦探小说。阅读侦探故事已不光是有闲阶级的一种消遣，下层阶级的人也竟相阅读。这时，早期这类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气息逐渐消失，谋杀案成为每一部小说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在这些作品中被谋杀者大部分只是一个符号，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是非、善恶的斗争，而是一桩疑案如何侦破。如果说柯南·道尔不只精心安排故事情节，而且真心相信破案的科学手段(一个例证是，他自己就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运用推理推翻了两例判决错误的案件)，那么，“黄金时代”大多数作家却只把他们的创作当作娱乐读者的猜谜游戏。尽管早期作品中那种闹剧式的场景、夸大的语言、性格乖戾的恶汉或阴险狡诈的外国奸细和“劣等”民族，这时已经逐渐消失，但它们中的大多数，远不是反映现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代国际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论席卷欧美的经济危机也好，工人失业和罢工也好，法西斯登台执政也好，风雨欲来的欧洲局势也好，都没有进入“黄金时代”的作品中来。它们只是作家比赛智慧的场地，只是为读者消闲解闷的迷宫式的游戏。有人把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冠以“舒适的”这个形容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体裁和技巧上看，这一时期侦探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短篇故事逐渐为长篇小说所取代，一是这类小说逐渐确定了一定的格式。1928年英国成立了一个“侦探小说作家俱乐部”，订立了作家们必须遵从的一些规律(例如小说家不能向读者隐瞒线索，不能靠“神意”、“直觉”、“偶然事件”破案，等等)，其目的无非是使这种作者与读者间进行的“游戏”更“公平合理”一些，对侦探小说的创作并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家数目众多，风格也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作家，如英国的阿嘉则·克莉斯蒂、陶洛赛-赛伊尔斯、玛嘉莉·阿灵厄姆、爱德蒙·克利斯宾，美国的艾勒里·奎恩、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约翰·狄克逊·卡尔(一名克特尔·狄克逊)等人至今仍拥有广大的读者。

“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家有不少人想使自己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突破，并做了各种尝试。但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现实、接近真正文学的作品，还是美国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硬汉”派侦探小说。这些侦探所以被叫做“硬汉”，是因为他们侦查破案更多借助于拳头和手枪。这些作品里充满了凶杀、殴打的场面，无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刻画上，与传统的侦探作品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派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对美国打击很深，工人失业，生活贫困，加以政府实施禁酒法措施失当，官吏贪污腐化，更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些现象在美国最优秀的侦探、犯罪小说中都有所反映；作者力图把侦探小说提高到严肃文学的水平，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最有名的两位作家是达谢尔·哈梅特和雷蒙德·昌德勒。这两人在思想上都比较激进(哈梅特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日子里，曾因受一美共组织的牵连，被判6年徒刑)，对官吏、警察的腐败，黑社会盗匪头子的祸害，非常愤恨。他们的创作态度比较严肃，在作品里为读者勾画出了当时美国社会面貌的某些真实图景。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不再是为情节需要而安排的X、Y数字，侦探本人也不是万能的英雄，他们有自己的弱点，也常常落入非常尴尬的处境。哈梅特小说中的侦探本身就是英雄+盗匪的角色，昌德勒笔下的私人侦探菲利浦·马洛尽管人品非常正直，也是不断动用手枪出生入死的亡命徒。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笔下，警察常常不再是法律的维护者，侦探也不再专门维护富人的利益。警察常与黑帮互相勾结，而黑帮为非作歹更常常有权势很高的腐败政客作为后台。作品中其他的人物也往往各有自己的性格，一般都刻画得有血有肉，能够给人以真实感。在语言风格方面，哈梅特和昌德勒也把侦探小说大大提高了一步。他们善于使用生动的对话，通过对话描写人物、推动故事发展。他们的作品很少冗长的叙述，文字洗练，情节进展有如银幕上一串快速推动的镜头。他们的文字风格颇有些接近同时代的美国文学家海明威和福克纳。哈梅特的《血腥的收获》(1929)、《玻璃钥匙》(1931)，昌德勒的《小妹妹》(1949)、《永远再见了》(1949)等，不仅是最优秀的侦探小说，而且是颇为出色的文学作品。可惜的是他们作品中的这一优秀传统后来并末得到继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某些红极一时的侦探小说家，只沿袭了这类作品中的凶杀、殴打手法，而且夸大到接近虐待狂的凶残地步。为了吸引读者，又加上了某些黄色场面，而对于暴露社会黑暗的核心反倒抛弃了。英国的杰姆斯·亥德利·柴斯和美国的米凯·斯皮兰可以说是这类宣扬暴力的侦探小说家的代表。

在美国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作家也力图把犯罪一侦探小说提高到文学水平。法国的乔治·西麦农和用德语写作的瑞士作家弗里德利希·杜伦马特是这类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两个作家都既写严肃文学作品，也写侦探小说，西麦农更以侦探小说家知名。西麦农原籍比利时，30年代就从事创作。他写的以麦格雷探长为破案主角的侦探小说已出版了70余部，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这个善于等待时机、运用无限耐心进行侦查的麦格雷探长，口里含着烟斗，奔波在巴黎市街、法国小镇和乡村小火车站之间。通过侦查破案的故事，西麦农呈现给读者一幅幅法国的风土画。在他的作品里，人物、背景、或晴或雨的天气，同整个故事融合成一体。他的作品，尽管也写了谋杀和破案，但主要表现的却是人类犯罪的问题和罪犯的心理活动，在西方侦探小说中可说是独树一帜。

弗里德利希·杜伦马特是瑞士籍当代著名作家。除了戏剧小说外，他也写犯罪小说，最有名的是两个中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抛锚》和长篇《诺言》。杜伦马特利用侦探、犯罪小说的形式揭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本质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犯罪和道德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故事情节既紧张，内容又比较深刻，为当代侦探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间谍小说是惊险文学中的一个分支，在结构和手法上和侦探小说紧密相连。事实上是，一个重大谋杀或盗窃案件如果不仅是出于个人的目的，而被赋予一个更为重大的动机，牵涉到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情绪，再加上势力庞大的国际斗争作为背景，当然会比纯粹的谋杀案更能吸引读者。早在福尔摩斯探案中，就出现了间谍的题材，但真正的间谍小说问世却比较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英国情报官的欧斯金·柴尔德斯，在1903年写了《沙之谜》，可以说是第一部间谍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间谍小说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作者也大都持有极右的政治观点。在这类作品中，是非界限非常鲜明，坏蛋照例是外国人。曾任加拿大总督的约翰·布坎和笔名萨卜的亥尔曼·西利尔·玛克奈尔是两位有代表性的间谍小说作家。布坎写的间谍小说更像是惊险故事，其代表作《三十九步》就是一部紧张的追捕故事。萨卜写了一套《猛犬特伦蒙德》故事，描写特伦蒙德如何与企图颠覆英国的外国间谍斗法，情节紧张。但他的作品只是一味迎合读者追求刺激的心理，艺术水平实在不高。以威廉·骚墨赛·毛姆和艾里克·安布勒为代表的另一派英国间谍小说保持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他们摒弃了浪漫的爱国主义，并不把间谍活动看做是什么维护国家利益的了不起的英雄事业。在他们笔下，间谍又恢复了普通人的本来面目。毛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创作了几个《艾兴顿》故事，不以情节取胜，而着重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毛姆对间谍活动的冷静、超然态度为后来的安布勒·勒卡雷等作家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具有左倾立场的安布勒在《第米特里奥斯的面具》中，怀着很大的同情心描写一个希腊共产党员的活动；在《一个间谍的墓志铭》中写一个人物从社会民主主义者皈依了共产主义。他曾借助作品中一个人物的口表达了自己对战争和间谍冷战的看法：“那些有力量打破(国际势力)均衡的人，那些操纵大量资财和货币价值的入创造了战争；为了个人私欲，他们创造了孕育着战争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年代里，英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又出现了以依恩·弗莱明为代表的一批继承布坎一萨卜传统的作家。弗莱明创作了11部间谍小说，代号“007”的间谍詹姆斯·邦德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超人式的英雄，是((猛犬特伦蒙德》在50年代的翻版。由于邦德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新的刺激，给战后的清教徒气氛带来了对肉体欢乐、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讴歌，所以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自1962年起，弗莱明的小说被陆续改编为电影，影响更大，连市场上许多商品都印上了邦德的代号。

另一方面，继承毛姆一安布勒传统的也有英国现代知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后来专写间谍小说的约翰·勒卡雷。格林自称他的惊险小说是“消遣作品”，他对间谍斗争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在他的笔下，惊险故事的形式常常蕴含着一个严肃的核心。《沉静的美国人》(1955)揭露了一个在越南从事特务工作的美国间谍的伪善面目。成为1978年畅销书的《人的因素》通过最后成为叛徒的一个英国间谍的故事，揭露了肮脏的国际间谍活动和英国情报机构的阴险和丑恶(“这些人一边狼吞虎咽烟熏鳟鱼一边谋划如何杀自己的同僚!”)。勒卡雷1963年发表了《冷战后复出的间谍》一举成名。他根据50年代震动英国的几桩苏联间谍案件揭露了间谍战的残酷无情，间谍纯粹沦为这种冷战的工具。勒卡雷后来写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1974)和《香港谍影》(原名《一个可尊敬的小学生》，1978)也获得了很大成功。

除了上述一些作家外，六七十年代有名的间谍小说作家还有英国的兰·戴顿、弗雷德里·福赛斯，美国的阿里斯特’麦克林和1951年加入美国籍的女作家海伦·麦克英纳斯等。麦克英纳斯的《恐怖的前奏》和麦克林的《再见吧，加利福尼亚》都被列为美国1978年的畅销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盛行的“推理小说”，实际上也就是侦探小说。当时，一部分作家认为以往的侦探小说只追求惊险、猎奇，贬低了文学价值，所以提出了应重视作品艺术性问题。小说家木木高太郎提出改用“推理小说”这个名称，但一时未被接受。直到日本实行文字改革，减少常用汉字，“侦”字被取消后，推理小说这个名称才流行起来。

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1923年日本创刊第一个侦探小说杂志《新青年》，是第一、第二时期的分界线。在这以前日本一些通俗文学家大量翻译了西方侦探作品，少数作家也尝试写了一些侦探故事性质的作品。自从《新青年》创刊，江户川乱步(真名是开井太郎，笔名的日本读音即艾德加·爱伦·坡的谐音)发表了《两分钱铜币》，日本侦探小说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正像西方两次大战间的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一样，从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这一阶段也有“侦探时代”的名称。当时日本侦探小说主要有两个流派：一是以逻辑推理为特征的本格派(即正统派)，代表作家有江户川乱步、角田喜久雄等；一是以科学幻想、变态心理、阴森恐怖和荒诞离奇为特点的变格派，以横沟正史、木木高太郎等作家为代表。这时，日本各流派对侦探小说的内容、定义争论很多，但推理小说奠基人江户川乱步所下的定义还是有权威性的。他认为：侦探小说应该是运用推理逐次拨开疑云迷雾，去疑解惑，描写侦破案件的过程，并以情节引入入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理小说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战后年代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推理小说也开始密切地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为“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的松本清张、水上勉等人，力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故事情节，作品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60年代崛起的森村诚一既尊重本格派的传统，又重视社会派的特点，把推理小说向前推进了一步。生岛治郎等作家则接受了美国达谢尔·哈梅特的影响，作品富于真实感，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总起来说，日本战后推理小说固然不乏描写黄色和暴力的渣滓，但是一些优秀的作品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政治上的丑闻、高级官僚和大企业家的腐败、社会上的暴力组织等丑恶现象。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这些作品也不断创新、提高，使推理小说日渐成为日本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形式之一。

惊险小说不仅具有长久的传统，而且日益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虽然主要是为了消遣娱乐，但在消遣娱乐中，却锻炼了读者的思考能力，提供了许多方面的知识，对生活于不同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中的人民相互了解起了沟通作用。这种文学形式也完全可以运用于表现严肃的主题，探索和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今天虽仍有不少人对这种文学怀有偏见，但事实证明，它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美国现今已有一些大学设置了侦探小说写作课程；英国广播公司在1978年连续举办广播犯罪小说讲座，并把讲稿汇集成书；日本文坛不仅早已成立了推理小说作家协会，而且设置了鼓励佳作的文学奖金。1978年美国侦探小说作家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国际侦探小说作家大会”，参加者有东西方作家三百余人。这一切都标志着这一文学品种的生命力。编选“世界惊险小说选粹”的意图，是想介绍一批比较优秀的这类作品，供我国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创作者阅读、借鉴。在这套选集里，编者无意也不可能完整地反映这类作品的历史演变和各个流派的面貌。但在选定篇目时，还是尽量考虑到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技巧和手法，而文学性则是首先考虑的一个因素。由于编选者知识的局限和资料的缺乏，这套选集与既定的目标显然是有很大距离的。至于英美两国的作品在篇目中占压倒优势，则是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犯罪一侦探一间谍小说不仅发源于这两个国家，而且它的市场至今几乎仍为这两个国家的作者所垄断。

李文俊、张佩芬、董乐山、施咸荣几位同志对选集的编选和翻译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高慧琴同志帮助编选了日本推理小说部分，在此特别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