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杰出的传记作品。美国传记作家约瑟夫·布伦特第一次对美国著名思想家皮尔士的生平作了全面的介绍。皮尔士作为美国历史上产生的最为著名的思想家，在逻辑学、数学、化学、天文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极为广泛的科学领域内都有杰出的贡献。本书以经久考证的详尽资料，全方位地展示了皮尔士的生活及其哲学思想，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述了皮尔士与众不同的各人性格以及卓越的、具有独创精神的科学才华，还富有说服力地展示了皮尔士时代的社会环境及学术氛围对皮尔士的影响及其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该书出版后获得极大反响，经增订后再版，成为皮尔士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

皮尔士是美国历史上产生的最为著名的思想家，在逻辑学、数学、化学、天文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极为广泛的科学领域内都有杰出的贡献。本书以经久考证的详尽资料，全方位地展示了皮尔士的生活及其哲学思想，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述了皮尔士与众不同的各人性格以及卓越的、具有独创精神的科学才华，还富有说服力地展示了皮尔士时代的社会环境及学术氛围对皮尔士的影响及其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该书像是一部悲喜剧式的电影，它精巧地混合了灾难与闹剧，并揭露了美国学术制度的黑暗面，其曾经的残忍与虚伪，以及高层政治当局通常极度腐败的阴谋诡计。

本书注释说明

前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致谢

导言 谜题初显

第一章 父亲、儿子与梅露西娜：1839-1871

第二章 我们胜利的时刻带来了空虚：1871-1882

第三章 被逐出校园而寻找新的伊甸园：1883-1891

第四章 天堂失落：1890-1900

第五章 游戏终结：1900-1914

第六章 瓶中的黄蜂

附录一：皮尔士用语术语表

附录二：皮尔士年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皮尔士的父亲本雅明，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是一个唯一神教派教徒(Unitarian)，在宗教问题上无疑影响了他的儿子，尽管皮尔士作为圣公会会员成为了三一教信徒。在一本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中，他父亲的一位学生描述了一个情景，在一次关于天空力学(celestial mechanics)的讲演中，他停下来，并转向全班学生，说道：

先生们，当我们研究宇宙时，我们发现每一处都有最惊人的力之表现。在我们自己的体验中，我们只知道一种力的来源，也就是意志。那么，我们如何能不把我们在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力归因子某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存在的意志？先生们，必须有一个上帝！

这一轶事一针见血地说明了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因为它是C.皮尔士在1908年一篇文章中精心构思的一个论证的实例，他称之为《关于上帝实在性的一个被忽视的论证》(A Neglected Argument for the Reality of God)：简言之，我们越沉思于上帝存在的假设，我们必须变得越肯定于该观念的实在性。但说来也怪，即使在神秘体验之后，在皮尔士生命中，依然缺失一种强烈的道德自律(ethical conduct)的核心，可以期望它出现在如此关心宗教生活的人身上。我相信，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因为，他从未能够克服躁狂一抑郁症在当时无法控制的后果，以及他对药物的依赖不断增加，使得其行为更加可疑。

尽管皮尔士的知识本领得到广泛的承认，他还拥有大量而且重要的成就，他对习俗的蔑视、他难以捉摸的个性、他对于快速致富计划不计后果地参与，以及他在道德与精神平衡方面一再出现问题，导致了他在每一次职业转型中的失败。当他还是年轻人的时候，以其哲学才气而闻名，哈佛大学最高权力机构(Harvard Corporation)，以及后来的校长C.W.艾略特(Chatles W.Eliot)都有一段时间尖锐地反对考虑他成为全体教员中的一员，当时他的父亲还拥有荣耀教席(prestigious chair)并且在全国科学界是一位享有权威、深受尊敬的领导者，据W.詹姆士说，其原因在于他不是一个“安全”的人。哈佛最高权力机构对皮尔士的反感如此强烈，以至于1870年以后，在他31岁时，他们甚至不顾詹姆士周期性的请求，拒绝允许他在哈佛校园里演讲，直到他60多岁。5年后，基于未特别指明的道德理由，他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突然地从讲师职位辞退，尽管事实上吉尔曼校长一开始就打算为他提供一个终身教授职位。皮尔士花了30多年时间，在美国海岸勘测中心作为科学家负责重力实验。基于玩忽职守的理由，他在那里的职业生涯因强制退休而中断。因为其道德与精神状态问题，卡内基研究院否决了他的资助申请，在此期间，皮尔士卷入了一些鲁莽的投机，所有投机都以他的发明为基础。他对每一次投机都期望着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1893年的大萧条摧毁了他原本队勾在经济上可以捞一笔意外之财的一切机会，并使他置身于如此严重的负债之中，以致其哥哥感到有责任使他免于破产和失去他在米尔福德的家园，甚至在过以后，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这种信念：突然的致富将会挽救他。甚至在他失去了在海岸勘测中心的职位与薪水并被迫依靠写文章而获得些许收入之后，他还继续奢侈地生活。一开始，他因袭击他人和未能偿还债务而即将面临法律诉讼，这迫使他成为法律上的逃亡者。他的处境变得如此令他绝望，他好几次感受到自杀的预兆。到最后，他成了一位身患病症而营养不良的老人，只能依靠亲人与朋友的慷慨赠予而维持生计，靠他的亲密朋友W.詹姆士组织的某项基金的善款而生存。

E.B.威尔森给魏斯写过一封信，它与后者在《美国传记辞典》中有关皮尔士的文章有联系，信中探讨了皮尔士个性中的这种阴暗面，当时(1946年)他刚开始研究皮尔士，为给国家科学院写一篇纪念性的传记，但从未完成：

在你写的传记中，可能有些事情你不会说，它们对于皮尔士是真实的，但也许不可能得到证明。L.J.亨德森有一次向我提到他可能是一个“本质上刚愎自用的人”(essentially wrong-headed individual)。我认为他所指的并不是皮尔士对于逻辑或科学的贡献，可能也不是指哲学，而指的是个人行为或态度问题。其他人曾告诉我，当皮尔士非常穷困时，他的一些朋友认为，应该鼓励他去坎布里奇找某些私人辅导，但在教师中有人强烈反对，不能委派如此特别易于生气者，使哈佛学生可以公开与他联系，是否这是一种同性恋的暗示或其他什么，我从未搞清楚，但看起来无疑的是，好几位知名的科学家认为，他对于青年人将在道德上产生不良影响。最后，[克里丝汀]拉德-福兰克林([Christine]Ladd-Franklin)女士(皮尔士在约翰·霍普金斯的学生，是一位逻辑学家)显然极大地崇拜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她告诉我，有一次他在纽约顺便走访他们，无处寄宿(且非常穷困)，他们请他留下来和他们一起过夜(他总是乐意如此)，恰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也在那里。当吉尔曼进来，并发现皮尔士在那里，他就离开了，说他不会和一个如此不道德的人呆在同一屋檐下。拉德一福兰克林显然认为这种态度过于极端，也没有必要，而且无法解释，但她也似乎感到吉尔曼的这种态度确实有某些背景。我经常很奇怪，在你所写的传记中，你是否并不轻易为皮尔士在大学里的卑下评价找借口。在那段时期，教授们聪明的孩子们上大学比较早。[物理学家]J.W.吉布斯(J.Wilkrd Gibbs)19岁毕业，我相信[和皮尔士一样]他在班里排名第二。有可能皮尔士曾做过一种非常规的准备，根据他天生的才能，我看不出，若老师们对于这位哈佛一流教授的才气儿郎缺乏赏识，将可能导致皮尔士在他的班里排名倒数第五，除非皮尔士自己对于其作业故意粗心大意，异常地显示出富有敌意的态度或者适宜于被形容为“本质上刚愎自用的”某些东西。P25-28

1993年，我的皮尔士传记问世后的相关研究使我在这一版本中作出了两个主要的修改。第一，我建议，解释皮尔士经常自我一破坏的行为的最好方式，在于把它理解为一种躁狂抑郁症(manic-depressive illness)的症状。初版传记包含了大量证据以支持这一假设，我又增补了一些材料，并使得文本与之保持一致。第二，当我最初撰写本书时，我尚不知皮尔士描述神秘体验的信件，尽管我发现其成熟的形而上学与神秘原则相一致。我增补了那封信，并使文本与其所表现出的皮尔士宗教生活相一致。

我还为一般读者增补了一个术语表，选自皮尔士的哲学词汇，以及一个简短的年份大事表，包括那些我认为有助于解释其生活的科学、哲学与个人等方面的事件。

我收到了很多改进本传记的校正与建议，对此我表示感谢，并已经把我认为合话的一切都添加到这个版本中。

本书翻译缘起于查尔斯·皮尔森(Charles Pearson)教授连续多年来复旦讲学，宣传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并帮助译者与作者约瑟夫·布伦特教授取得联系；又幸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学术研究，翻译计划才有可能实施。

《皮尔士传》的作者约瑟夫·布伦特博士是美国观念史家，194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学士学位、1960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96年退休前为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指号学会会长和查尔斯·S.皮尔士学会会长。这部传记是他于1960年完成的历史学博士论文，但出于种种原因，直到30多年后的1993年，才得以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作者详细研究了有关皮尔士的文献，大大丰富了对皮尔士及其友人的书信内容的解释。布伦特认为，尽管皮尔士在他自己的社会中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他却努力奉献了大量杰出的作品。布伦特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双重悲剧：一个有瑕疵的天才，一个不愿或无法认可并支持其最优秀之子的社会。

该书出版后，在皮尔士思想研究界获得极大反响，并于1998年修订扩充后再版，成为皮尔士思想研究的一项重要文献，据悉，日文译本已经于2005年问世。布伦特教授后来还发表了不少关于皮尔士、指号学的文章，并把指号学应用到包括精神分析学的其他诸多学科，2000年，他还与约翰·P.穆勒合作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皮尔士、指号学与心理分析》一书。

布伦特教授非常支持本书的翻译，并多次与译者互通邮件。他的儿子威廉·布伦特(William Brent)是一位中国通，在北京当过新闻记者，后转而经商，先后达十五年之久，威廉受父亲委托与译者通过电话，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期间汉语成为我们之间共通的语言，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即，期待中译本的出版能有益于中国读者对皮尔士思想的研究。

全书翻译工作前后历时近三年，期间我的学生石先祥、马明、黄维帮助翻译了第一章、第五章与第六章的部分初稿：书稿中的部分拉丁及法语字句的翻译得到汪堂家教授、莫伟民教授的悉心指点；秦建洲先生再次让我感到他的细致严谨的编辑责任感；谨此对以上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本书的翻译工作亦离不开爱妻黄丹的默默支持，就在小儿启洵降生不久看到译稿清样，至为欣慰。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稿差错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邵强进

2007年12月于复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