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沧桑人文八闽》丛书整体地审视八闽文化，生动记述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八闽古村镇的风貌、古建筑、民俗风情、特产、名人名胜、文物古迹，也着力探讨了海峡两岸特殊的因缘关系，记录古村镇曾经发生的中国历史重要事件。不光描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更侧重借助村镇这一载体，探索闽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不同特色。本书是丛书之一，将引导读者探寻漳州村镇的历史文化内涵。

古村镇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在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趋加快的今天，自然淳朴、优美宁静、柔情浓浓的古村镇成了人们十分向往的地方。本书通过介绍八闽大地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古村镇，侧重探讨闽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不同特色及丰富的内涵。

序

前言

引言

一、天宝洪坑古厝多

二、锦江之畔石码镇

三、百花村与琵琶坂

二、日化啊与芘芭坂

四、月港见证开台史

五、江都马崎根连根

六、永远美丽的坂仔

七、大溪探秘天地会

八、湖西三城录真史

九、气壮山河梅林人

十、云陵漫说开漳史

十一、滨海重镇铜山城

漳州城西北10公里有一座天宝山，人称漳州的龙脉，山脚下是天宝镇。它的得名源于民间一个传说。北宋大中祥符年问(1008—1016年)，有一颗大宝珠从山上飞入九龙江西溪，恰被渔夫邱颧撒网捞起，邱颧老实厚道，忙将宝珠呈送漳州知州王冕。王冕连夜写就《漳州进珠表》，将宝珠进贡给朝廷，宋太宗赵光义因而赐名得珠之处叫“天宝”。现存的《漳州府志》收录有《漳州进珠表》。

天宝镇还有一宝——香蕉。要想了解闽地的花果文化应到天宝来。这里种植香蕉已有千年，700年前还引进了印度的香蕉品种。随着天宝人赴台谋生，明、清时期就将香蕉品种和种植技术传到了台湾。在台湾，香蕉品种得到改良，又随着台胞的匈乡拜祖，被引回“娘家”。天宝最好的香蕉品种名“芝蔗蕉”(蕉皮有花斑点)，这种蕉是绿色食品，皮薄、肉软、无芯、味香、质甜。顺着九龙江西溪溯流而上，但见蕉林无垠，徐徐江风，吹得叶片翻飞滴翠，绿浪滚滚，好一派蕉果之乡。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香蕉产地和最大的香蕉批发市场，号称“十万亩蕉园十里蕉市”。天宝香蕉远销海内外。

天宝镇东倚漳州城区，北接华安县，西连南靖县，居于二县一市中心，又是通往闽西的交通孔道，因而自古就成了物资交流集散地。这里有千年历史的天宝圩场(古名京元市仔)，当时是逢农历的二、四、七、九为“圩日”。现在天宝圩场已改称天宝农贸市场，所以到天宝镇不要光顾着香蕉，也不妨赶赶圩，农贸市场的万千货物，定让你目不暇接。

我们此行还要去天宝镇的洪坑村，这里有民谚云：“有鸿湖的富，无鸿湖的厝。”“有鸿湖的路，无鸿湖的石铺(路)。”我们就是冲这句话而去的。

洪坑村原名鸿湖社，因为整个村子是面临鸿湖而建的。快到洪坑村时，我们发现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幽美，绿色的蕉林环绕着村子，村子的闽南古民居，一色的红瓦顶，整个村落犹如一朵绿叶衬托的红花，这朵红花又插在一湾碧澄的鸿湖水中，真是天造地设的风水佳胜地。

洪坑村是戴氏一姓聚族而居的村落，据族谱记载，他们是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女婿戴君胄的后裔。戴君胄的孙子戴永明迁至天宝墨溪村，戴永明的后裔戴从宣又在明初迁至鸿湖(洪坑)开基立业，并在洪武年间(1375～1379年)建祖祠“世泽堂”。

洪坑村占地面积约130公顷。在民居群中有二座特别的建筑：一座是石构的圆形城堡“鸿湖乐居”。此楼原为唐代屯兵戍楼，戴从宣从墨溪迁到此地，改修为住宅；清初曾重修。“鸿湖乐居”直径35米，类似环廊式圆形土楼，53间房屋分三层环列，楼内设木制通廊。城堡中央空坪上有一口八角形石井。这座建筑非常重要，因为戴从宣在洪武初年迁来时，就见到这座圆形戍楼，可见此楼应是元代建筑亦或更早，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论证。研究此楼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有个是圆形土楼仿圆形戍楼而建的，还是圆形戍楼是仿圆形土楼而建的问题。从目前已知材料来看，现存始建年代最早的圆形土楼是漳浦县绥安镇马坑村的一德楼，此楼门额刻有“嘉靖戊午年季冬吉立”，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

据村里传说，其祖戴从宣从墨溪迁来时，见到的那座圆形戍楼是夯土筑成的，不久改为石砌的“鸿湖乐居”。

在研究土楼的渊源时，一些研究者已认识到土楼源于古代军事用途的城、寨、堡、楼。谢华章的《夯土的史书》中说：“我想建筑土楼的灵感应该起自于古时的兵防土寨土城。南靖及漳州一带的圆楼是从城堡、山寨演变而成的……”但一些人却认为土楼起于明嘉靖倭患。这并不准确，当然明嘉靖的倭患是土楼大量兴建的一个机缘，但不能说是起源。

“鸿湖乐居”在唐朝时，原先就是用于屯兵的圆形戍楼，到了明初，才改为民居，这可能就是早期的圆形土楼。后来又改为石砌的。  看来更大可能是圆形土楼仿圆形戍楼而建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此楼，还可能对先有方形土楼还是先有圆形土楼等诸多学术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另一座是由城墙围护的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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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肆虐，暴雨滂沱。在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的危急时刻，东南沿海各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奋起抗击台风。广大军民的忠诚和热血谱写了又一篇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正气歌，这是英雄之歌，民族之歌!此时，福州市文化局曾意丹同志托人送来他的《故园沧桑一人文八闽》丛书的部分书稿和一封信，嘱我作序。作者的《人文八闽》，大都是福建古村镇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又多涉及文物保护问题，尤其是向我们揭示了千百年来历经狂风暴雨肆虐的古村镇之所以能巍然屹立、生生不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撑。这种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我对福建“八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感到由衷的敬佩!

福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八闽”地区蕴藏着“太多的秘密”，是建筑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的宝藏。到过福建考察的人无不对福建“八闽文化”的丰富内涵感到神奇，称之为“人类社会的活化石博物馆”。例如：晋江安平桥(五里桥)，泉州洛阳桥(万安桥)均为我国宋朝著名的梁式石桥，其建筑设计之精巧，规模之宏大，结构之严整，为桥梁史上的杰作。又如，以土楼为代表的民居——用夯土建造的规模宏大的族群性住宅楼，可称得上是世界民居建筑之奇观。如果你身临其境，犹如置身古罗马剧场一般，那种雄伟、壮观、恢宏的气魄所产生的“神奇”和所给予人们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真正是“世界建筑之瑰宝”!我曾以为中国缺少欧式石头建筑，是因为我们缺乏采石和砌石技术，当看到南靖县田螺坑等土楼(围楼)一用夯土墙承重建造的三层甚或六层楼的建筑时，我深为惊奇，中国土木建筑竞能达到如石筑技术的高峰，我真为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和精湛的建筑技艺而自豪!此外，闽南的红砖、红瓦，闽东的木构、木雕、彩绘，泉州“出砖入石”等不同风格的民居建筑，形成了或凝重、或粗犷、或轻巧的强烈反差，真可谓千姿百态，各领风骚。这种建筑风格的不同，盖源于福建地域之间地理条件不同，取材各异，而它们都做到了与周围环境的完美结合，形成了人与建筑、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自2003年起陆续公布了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中就有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南靖县书洋镇田螺坑村、邵武市和平镇、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武夷山市武夷乡下梅村，这些村、镇的建筑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传统建筑风貌、地方特色和地方民族风情，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对福建“八闽”古村镇的保护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无形文化遗产名录中，福建梨园戏、福州闽剧、莆田莆仙戏、泉州高甲戏、泰宁梅林戏、漳州歌仔戏以及泉州南音等均列其中。戏剧品种的多样性、群众性，是“八闽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中国戏剧史上难得的“活化石”。此外如惠安石雕、永定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福州脱胎漆器髹饰和厦门漆线雕技艺，都是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遗产。上述这些古老剧种和当地保存的地方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古音、古音韵，对研究古汉语的演变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实证，而那些石雕、漆雕作品，也为工艺史的研究与传承提供了鲜活的典范。无论是古老剧种，还是古老技艺，都向人们展示着中华文明的价值和传承的魅力，这是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不断挖掘和研究。继承和发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是我们当代以及后辈子孙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

福建“八闽”文化，渊源于中原文化，又区别于中原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深深植根于“八闽”大地。在历史长河中，它像巨榕一样，形成了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和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一样，各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作者曾意丹先生在本书前言和各篇文字介绍中都做了深入的分析，我是有同感的。“八闽”文化的鲜明特色，可能同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区域位置相关。福建西部纵横交错的山地丘陵，造成地区之间的交通不便、语言阻隔、习俗有异，很自然形成了文化大同中的区域文化差异。东部面临太平洋，隔海与台湾省相望，有着绵长的、曲曲弯弯的海岸线。由于土地贫瘠，许多人出外谋生，便到台湾岛开发、繁衍生息，与台湾结下了深厚的“闽台姻亲之缘”。福建百姓在被迫谋生与惊涛骇浪的搏击中，用顽强的意志和鲜血生命开辟了海上交通，从而使福建比较早地成为我国海上贸易和对外交流的前沿阵地，在福建沿海地区也形成了浓郁的蓝色(海洋)文明的痕迹。因此，“八闽”文化，呈现了更多的地域性、多样性、丰富性，以自己独特的风韵和魅力展示着中华文明的价值，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里绽放出鲜艳夺目的奇葩。

最近，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部署。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切实提高农民生活，改善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是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大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大规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需要特别注意古村镇的保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的课题。须知，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传承性，主要是在农村中、农民中。换句话说，古村镇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古村镇的农民是传承历史文化的主体，忽略这一点或是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是错误的。因此，对“八闽”地区的民居建筑及其保留的文化一定要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要以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敬畏”之心和对传统建筑保护的责任感，慎重处理古村镇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切不可任意变迁和大拆大建，否则就会重蹈历史文化名城“旧城改造”造成的惨痛覆辙。“千城一面”，“千篇一律”，同样会毁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特色。传统文化是一座城市、一处村镇的灵魂，失去了传统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这是千万要特别注意的。“八闽”地区古村镇保留下来的人文资源，是福建开发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大资本，也是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遗产。在古村镇保护中，尤其要注意周围历史环境的保护，即原真性、完整性的保护，要始终关注传统民居体现出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了某种暂时利益，任意改建的破坏行为必须依法制止。

曾意丹先生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洛阳、福州等地从事文物考证和博物馆工作，曾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长。他才华横溢，学识广博。退休后，又继续深入八闽大地，开展对古村镇的调查，潜心研究多年。《人文八闽》丛书就是作者近年来对八闽文化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体现。丛书不仅对各地民居建筑、风土人情作了深入阐释，而且对为国家、为民族、为福建地方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先贤名人和各地名物古迹也做了一番精心考证。现在把这些成果结集出版。确实做了一件功在国家、利在公众的大好事，这是值得赞扬的。丛书的出版一定会对当前加快海峡西岸建设、促进台海交流和进一步加强福建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这些粗浅之见，如有不当，敬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教。

是为序。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长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 张文彬